近日，先锋派诗人乌青走红，因其诗以极度白话像自言自语又像唠家常的口吻写成，被网友赐名“废话体”，并调侃，“读他的诗还不如打开电视看广告”。也有专业人士表示，乌同学坚持改变人们对既定诗歌的界定，称其诗歌是“娱乐派”。

　　这是一个诡异的悖论：一切与诗歌有关的新闻，其实都与诗歌无甚关联。对乌青诗的臧否，已不在公共关注的范畴，戏仿的目的就是消遣与解构。

　　真热的不是诗歌意义上的诗歌。理想与浪漫，诗性与情怀，不是在橱窗被商业化展览，就是在故纸堆里无从寻找。我们记得诗歌的模样，无外乎两种：一是像所有开发商一样，在与“海景”等诉求相关的建筑单元的广告语上，刻上“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二是在“杜甫很忙”的涂鸦狂热中，顺带着想起杜甫已经活过了1300年。只有消费与解构，从无创造与建构。

　　不是每个人都必须写诗，正如不是每个人都注定会“仰望星空”一样。但对于一个时代、一个社会而言，绝对理性之下，骨子里没有一丝半点诗性情怀，恐怕迟早会“诸事不顺”。在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奖原则中，“理想主义”是最为明确的标杆。诺奖的理想主义倾向，见诸于文学、发明与发现，体现的是对人类矛盾冲突的前瞻与隐忧。

　　观之我们的时代，很多看似是体制机制症结的顽疾，哪个不与“理想主义幻灭”息息相关？大品牌的大疯狂，小摊贩的小伎俩，馒头里的染色剂、奶粉里的三聚氰胺、官场上的酒瘾与权欲、学术界的各种不端……看起来是标准的问题，然而，制度也好、标准也罢，永远是有缺憾的，关键是执行的人。没有理想与情怀的人，再完美的制度，也规制不出光芒四射的悲悯与温情。

　　“诗歌是热爱生活的证据”。信仰稀缺，则诗人没落；理想贬值，则物欲横流。一切偶像不过是虚幻的想象，真实的是我们对现存的态度。诗歌不是灵丹妙药，也未必能拯救什么，但于一个浮躁而速朽的年代来说，起码可以平和内心的乖戾与不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