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知识和教死知识

哦，天哪！

    知识是有生命的，知识也会在岁月里老去。下这个结论是有依据的，吕叔湘先生在《语言的演变》一文中举过很多例子，比如古代关于马的知识，由于那时马与战争有关，分类就特别细：“（  ），念ｙù”(身子黑而胯下白的)，“皇”(黄白相间的)，“骊”(纯黑色的)，“黄”(黄而杂红的)，“骓，念zhuī”(青白杂的)，“（  ），念pī”(黄白杂的)，“骍，念xīn”(红黄色的)，“骐”(青黑成纹像棋道的)，“（  ），念tuó”(青黑色而有斑像鱼鳞的)，“骆”(白马黑鬃)，“（  ），念liú”(红马黑鬃)，“雒，念luò”(黑马白鬃)，“骃，念yīn”(灰色有杂毛的)，“（  ），念xiá”(红白杂毛的)，“（  ），念diàn”(小腿长白毛的)，“鱼”(两眼旁边毛色白的)……那些空着的括号里，是无法打出来的字。今天，马的战略地位已经从生活中淡出，与马有关的知识也就衰老了，甚至走向死亡了。就是在今天，许多知识也正在随着社会的发展渐渐衰老、没落，同时许多新的知识正在产生，比如过去的汗衫现在叫“T恤”，过去的情人现在叫“小蜜”，过去的理发店现在叫“美发厅”……而“吧”、“海选”、“PK”、“粉丝”、“超女”、“宅男”等等词语则是近些年才出现的，这些词语的背后跟随的知识、文化当然也是新生的。这些事例充分说明一个问题：知识确实有生死，“死知识”一说肯定是成立的。

   知识死去是因为生活不再需要，这不可怕，可怕的是很多生活中依然在用的知识却被我们“教死”了，变成了名存实亡的知识，这些知识本身是有活力的，但学了它们的人却不知道它们的生命力何在，不知道如何让它们在生活中发挥作用。我们先来看一组可资对比的教育事例：

    鲁迅先生在小说《孔乙己》里塑造了一个善良却迂腐的读书人形象孔乙己，他闲来无事的时候教“我”“茴香豆”的“茴”字写法，说“茴”字有四种写法。但这四种写法有什么意义呢？他只说“我”将来做掌柜时要用，但是为什么做掌柜要懂“茴”字的四种写法却让人不甚了了，这就是“教死”。如果这位老先生有一点现代观念，完全可以分析不同字体产生的视觉冲击与广告功能、字体沿革与文化底蕴、书法艺术与变化之美，把这些知识与酒店的发展联系起来，即便是可有可无的字体变化，也同样能够体现其生命力。

    另一个事例是孔子留下的经典案例，即大家熟知的“因材施教”：

    子路问：“闻斯行诸？”
　　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
　　冉有问：“闻斯行诸？”
　　子曰：“闻斯行之。”　
　　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
　　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孔子教学生如何处理生活中发生的事情，不同性格的人他给出了不同的处理方法，这些方法是有现实依据的，而且有现实的价值。因此，尽管这个事例已经过去了几千年，依然充满生命活力，可以用来指导我们今天的教育，没有人敢说依据不同学生的个性实施教育是死知识。

    从时间长度来看，孔子的教育事例显然是发生在孔乙己之前的，但是其生命力却比孔乙己的教育方式生命力更长久，这应该可以说明一个观点：知识的死活并非与时间长短呈正相关，不同教育观念引领下的不同教育方法常常导致知识的死或者活。那么，知识的传授应该根据知识的哪些特征进行呢？

    一是知识的实践性。众所周知，知识来源于实践，又必须服务于实践，有用的知识才具有生命力。因此在进行知识的传授时必须关注知识与现实生活的关系，必须关注知识与学习者需要（实用需要、情感需要、审美需要等）的关系。书法、绘画、音乐都是古老的知识，但是它们与今天的生活实际、情感表达、艺术审美有着密切的关系，不但没有死亡，反而成为传统和经典被我们一直传承下来，并发扬光大。相反，那些迷信思想、等级观念虽然今天也还存在，但一直受到人们的批判，人们渴望它们早日死亡。在情境中学习、在运用中学习、根据学生的需要选取学习方式，就是对知识的实践性的尊重，必然成为有效的教育理念和方式。

    二是知识的可复活性。在社会与知识的发展过程中，很多知识可能一度淡出生活、甚至退出历史舞台，那是因为它们和某一阶段的现实生活不相吻合，但是当社会发展到另一个历史阶段，这些知识可能会重新焕发生命力；某些知识传授者由于不了解知识的实践性可能把知识教死了，但是其他的知识传授者由于有新的教育理念，还可以让这些知识起死回生。前一种情况主要体现于考古研究、古为今用、现代人对古代知识的新发现等方面，如从对古代建筑的分析中发现如何通过建筑设计增强群体的向心力，从古代典籍的研究中寻找如何处理社会矛盾、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从古代艺术品中寻求人的审美心理规律进而运用于今天的制造等等；后一种情况主要体现于知识的激活，即如何将本来不会运用的知识与生活、生产、创造结合起来。知识的这一特性提醒我们，不要轻易地宣布什么知识是死知识从而拒绝接受，而要认真思考如何传授才能让知识不死，进而让已经被宣布死亡的知识焕发新生，通过这样的实践体现教育的核心动力——需要和运用。

    三是知识的可再生性。很多看上去已经过时的知识，在认知与实践中可能产生新的内涵与价值，形成新的生命力。胡健先生在阐释“经典”时表达了这样的观点：“文学经典描绘的是本原性的人生与生活，同样，读者本身也总是些有着各种不同生活经历的活生生的人，人生与生活中的许多难以言说的情感经验，却在阅读文学经典时得到了奇妙而清晰地呈现。在这个意义上，读文学名著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在读着你自己，读着人类。”鲁迅先生说《红楼梦》：“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红楼梦》研究之所以成为一门学问——“红学”，正在于《红楼梦》是可再生的，人们可以从中发掘出许许多多可资今人借鉴的新内涵，据说“探春理家”的方法就和八十年代实行的“联产承包责任制”颇为相似，这也可说是“改革家从中看见改革”了。知识的可再生性再一次提醒我们知识的传授必须与现实需要相联系，这样才不会把知识教死；而许多知识一旦与现实生活相结合，则可能生成新的内涵与价值，这是知识的增殖。

    从上面的探讨可以发现，知识确实有过时和死亡现象，但是那是需要相当长的时间的，平时被我们称为“死知识”的知识其实并非已经失去生命，而是由于我们将其作为单纯的知识来传授使其失掉了生命的活力，是被我们“教死”了。要想改变把知识“教死”这一现象，就要考虑到知识学习者的各种需要（学情），就要把知识放入现实生活中（情境）去考量其生命力，并在知识与现实的结合中促成其复活与再生。如果有了这样的教育意识，教育理念与方式的转变就可以成为教育者的自觉行为。

                                                           2012.8.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