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儒和道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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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中国人在生活中向来是以人情通达自诩的，所谓“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亦文章”，而在学术领域则经常是不通情理、甚至是自相矛盾的。这主要是源于思维方式的绝对化，非此即彼，不愿意接受中间状态，这连通达如庄子者亦未能免，反映在思想上就有多年以来的儒道之争。众所周知，儒家与道家的根本分野在于对待社会的态度，儒家主张积极地改变不合理社会，道家则主张消极地逃避纷繁复杂的社会矛盾。谁是谁非姑且不论，只想说说这两种思想给中国人带来的影响。
    《庄子·田子方》中有这样一则故事：一天，庄子进见鲁哀公。哀公说：“鲁国的儒士很多，而崇尚您道家学说的人极少。”　庄子反驳道：“不然，鲁国的儒士很少。”哀公听了，反诘说：“鲁国上下尽着儒士衣服，怎么能说儒士少呢？”庄子说：“我听说，头戴圆形帽的儒士，知晓天时；脚穿方形鞋的儒士，通达地理；身佩彩络美玉的儒士，理事决策，当机立断。真正有这种学问的人，不一定穿这种服装。穿这种服装的人，未必懂得这种学问。您如果认为我说得不对，你可以通令全国：‘不通儒学而穿儒服的人，处以死罪。’试看结果如何？”于是，哀公照此发了一道命令。五天以后，全国居然没有敢穿儒服的人了。唯独一位大丈夫，身着儒装，气宇轩昂，站立在宫廷门口。哀公马上召见，询问国家大事，果然满腹经纶，应对自如。庄子说：“鲁国作为儒家的故乡，只有一名儒士，能算多吗？”庄子费了这么大周章，目的不过是为了证明鲁国那些穿儒服的人并不是真正的儒家学派。
    其实庄子是不主张绝对化的那种人。《庄子·山木》中有这么一段记载：庄子在山中行走，看见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但伐木者到它附近就止步不前不肯伐它了。庄子问是什么原因。伐木者回答：“这树没有什么用。”于是庄子得出一个结论：“这棵树，因其不材而得以保全性命。”庄子下山后，到老朋友家借宿。老朋友很高兴，命令儿子杀天鹅烹饪招待庄子。儿子请示：“天鹅有一只能鸣叫的，有一只不能鸣叫的。请问杀哪只？”朋友指示：“杀那只不能鸣叫的。”第二天弟子向庄子求教：“大树因其不材而保全性命，天鹅因其不材而失去性命。请问先生您该怎么办？”庄子无可奈何地笑者回答：“那我还是处于不材于材之间好了。”庄子“材与不材之间”的处世哲学和儒家中庸之道的处事方式，在思维方式上其实是相通的。
    经过几千年的碰撞与融合，儒道这两条思想上的血脉早已融入中国人的灵魂，很难分出彼此，更确切地说，中国人的社会观是时儒时道、亦儒亦道的，差不多一直站在两者中间。人们既需要儒家思想来鼓励自己树立远大的社会理想，又需要道家思想来支撑自己忍受社会上某些无法改变的事实；人们在顺风的时候需要用儒家思想作为生命之舟的帆橹，在逆风的时候又需要道家思想来给自己构筑一个避风的港湾。
    这种动摇或者说混杂的思想，非常典型地体现在文人身上，特别是大文人身上。官儿做得最稳的王维，恰恰是个最爱寄情山水之人，一边左右逢源地做着高层领导，一边说我很羡慕那种农家生活啊，如果不是故作姿态，必定是知道进退的。“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听好喽，呆在空山里逍遥自在的可不是那些渔人村姑，是王孙贵族啊！个性最鲜明的李白，在有机会走出山林的时候，大喊“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遇到挫折的时候，又感慨“欲渡黄河冰塞川，欲登太行雪满山”；当打击越来越难以忍受的时候，他袖子一甩，“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老子不跟你玩儿了！这手活儿玩得不够熟练的大概要算孟浩然了，他很想当官做事，却又有点羞羞答答，弄出句什么“不才明主弃，端居耻圣明”，鼠首两端，不知其可，结果惹得唐玄宗很不高兴，把他从王维的床底下掏出来责骂：“卿不求仕，而朕未尝弃卿，奈何诬我！”性格最豁达的苏轼更加明显，他激动起来要亲“亲射虎，看孙郎”，还说“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无奈起来又去“一樽还酹江月”，甚至还不得不自欺地说“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翻开历史，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鲍鹏山先生有一篇文章叫《《庄子：在我们无路可走的时候》，且不管其具体内容是什么吧，单是文章的题目就道破了世人的心态——有路可走时，人们总是擂鼓喧天地往前冲杀；无路可走时，人们总希望找到精神上的慰藉。其实质不过是站在儒家和道家的边缘，跟着社会的风向摇摆，用庄子的话说是处于“材与不材之间”，用孔子的话说是“邦有道则智，邦无道则愚”。要说明一下，我说这些不是说这种态度是骑墙派、顺风倒，而是说我们今天的思想状态、人生哲学，应该说是一种生存的智慧吧，虽然有些无奈的痕迹。
                                                      2008.5.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