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以前老师在给我们讲作文的时候，说过这样一句话，“做人要老实，作文要狡猾”，当时很不理解，人们不是常说“文如其人”吗？怎么要做个老实人，却又要写出“狡猾”的文章来呢？学了文艺理论，这个问题当然就迎刃而解了，那“狡猾”并不是说文章要写得充满阴谋，而是讲文章要对生活进行加工、提炼、典型化，要有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
前些日子有学生问我一些写作上的事，其中有一点是如何把生活写进文章。我说小时候玩过橡皮泥吧？老师让你捏一个小人儿，你是不是要把橡皮泥搓揉一番？总不能拿块橡皮泥就说是小人儿吧？写作也一样，生活并不就是作文，只有让某个生活片断承载了你特定的思想感情，那才能构成作文，这个片断只要符合生活的逻辑，并不一定要符合生活的真实。比如说，写自己陪妈妈逛商场，如果只是写了这个过程，那就不能叫作文，必须把所见所闻所感融合起来，表达一个明确的主题，那才能叫作文。学生又说，可是我当时什么都没想啊。我说当时没想，写作的时候就必须想；甚至有些不是张三做的事，也可以搬到张三头上来。学生说那不是不真实？
这个问题让我思考了很久。从老师这个角度来讲是很容易理解的，只要明白“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区别就可以了，可是对学生就不那么简单，因为还涉及一个道德教育问题。这个问题我终究也没能掰扯开，因为我不敢大声地说：作文与做人有时是不一致的。毕竟浮夸的文风不是什么好事情，在学生没有理解写作的本质之前，我宁愿他写得死板一点、肤浅一点。
说到这里，想起一个故事：某乡遭受了暴风雨的袭击，主要领导都到第一线去了，留下秘书守电话，以便随时通报情况。谁知到半夜的时候，市里突然来电话查问受灾情况。秘书自然一无所知，可是他不想让上级领导觉得自己不了解情况，更不想让上级部门觉得乡政府工作不力。他稍一迟疑，就有办法了。他打开门，到院子里端来下午忘在外面的脸盆，用尺量一下，又打开窗户，把自己种在后面的玉米倒伏情况数了一遍，换算成比例，然后十分肯定地回答降雨量多少多少，受灾面积多少多少。让人惊叹的是，这数据和后来统计上来的报表竟没有太大出入。乡领导受到市里的表扬，秘书自然受了乡领导的表扬。据说他的智慧名噪一时，成了提拔的人选。
我不想讨论统计学上的一些原理，我只是为这一乡的老百姓担着忧。从某种意义上说，秘书的汇报相当于写了一篇好文章，可是上级部门要的却是真实的数据，如果总是用写文章的态度来对待工作，恐怕迟早要出问题。而事实上，有多少人是拿着做文章的态度和方法来做工作啊！
请允许我再扯远点。说有位爷爷让孙子去买盒火柴，反复叮咛，一定要看好了，保证每根都能划着。过了很长时间，孙子回来了。爷爷问火柴买了吗？质量好不好？孙子自豪地说，买了，好，每根都能划着！爷爷说这孩子，从小就爱吹牛，怕是长大也是个不着边际的人，做不好事情，你怎么知道每根都能划着？孙子说爷爷批评错了，确实每根都能划着，我每根都试过了。看这孩子多实在！如果让这样的人来做大事情会怎么样呢？
常听到这样一句话：我这个人很直，如果哪个地方做得不好，说得不对，请大家原谅。这很像广告里的免责声明。做得不好说得不对，不是查找自己的原因以思改正，而是希望别人不要计较是否符合实际情况，是不是有点不合情理？人做到这份儿上，恐怕也难做好事情，他的做事准则不是把事情做好，而是不受别人的指责。如果一则免责声明就可以给自己将来犯错误打下基础，怕是什么事情都可以马虎了事。
看来做事和写文章到底不一样，写文章的人都是力求完美的，甚至有点完美主义倾向，有些理想化色彩，正如卢延让所说，“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知音如不赏，归卧故山丘”。李白和杜甫都有鸿鹄之志，可是要是真的让他们去做个父母官，恐怕也未必称职。那么做人做事是不是就一定要像那个孩子划火柴一样死板呢？恐怕也不行。所以很多专家都说学文的要学点理，以求思维严谨；学理的要学点文，以求思维灵活。
有趣的是，我国古代的官员有很多是能文能武的，仅宋朝就可以找出王安石、岳飞、辛弃疾等一批代表人物，他们的业绩名垂青史，而个性又是那么鲜明；而今天的一些文人一旦成为官员，就很自然地丢掉文人的本色，成了专职干部，能像毛泽东、陈毅那样既指挥若定又神采飞扬的伟人，几乎很难见到了。尽管一些人也气宇轩昂，气质上却让人感到皱巴巴的，有人还宣称：我这个人不善言词，说话断断续续的，像羊拉屎，如果不合大家的口味，请多多包涵！
到底应该如何摆平文气与务实，或者说理想化和现实性的关系，我也说不清楚，所以到现在我也没能把学生的问题回答出来。
2008.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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