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到这个话题，我同时就意识到，这不是一个卖点，相反，可能是一个由是与非冲撞而成的漩涡。但我终于没有回避它，倒不是因为这个话题很热门，而是由于它确实可以透视一种普遍的人格落差与社会心理。
直白地说，今天我要谈论的，是和一种特殊的妇女有关。这是由一个笑话引起的。那天大家在一起闲聊，说起语言意义和语言环境的关系，一位同事就讲了几个人一起乘坐的士时发生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便由的士引起：有一位修养非常好的女士带着她尚不懂事的女儿打车去某个地方，途经一家宾馆门前，有许多花枝招展的女子站在门口招揽生意。孩子问妈妈她们是做什么的，妈妈为了不让孩子受到污染，回答说她们是一群特殊职业者。孩子不明白，继续问什么是特殊职业者，妈妈解释就是和一般女人不一样的女人。孩子问，那么她们也会生孩子吗？妈妈有些急了，说她们不会生孩子怎么会有人开的士呢？这位女士是不是会因此和她们的的哥发生冲突，故事里没有说，但是同事他们的的哥听他们讲这个故事却非常生气。
这也难怪，特殊职业者在人们的心目中是一个没有廉耻的、堕落的人群，尽管古代有“笑贫不笑娼”的说法，尽管今天的社会正在默许这个“职业”的存在，尽管有许多人写了许多揭示她们内心悲苦的文章，人们依然不会宽容她们——她们的天敌女人不会容忍，她们的服务对象也同样用鄙夷的态度来对待她们，仿佛她们是永远消灭不光的蟑螂、臭虫、苍蝇、老鼠。抛开女性不说，我不知道某些男人的言行不一，是不是就是某些文章中分析的人格分离。
这样说，并不是对这些男人的挖苦，因为这不是个别现象，也不仅仅出现在中国。为了便于用讨论的态度来分析这一社会现象，我们还是回到文学作品中来吧。古今中外写妓女生活的文学作品应该说为数不少。大家普遍了解的，如白居易的长诗《琵琶行》中的琵琶女、冯梦龙的小说《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的杜十娘、莫泊桑小说《羊脂球》中的羊脂球、托尔斯泰小说《复活》中的玛丝洛娃。这些女子的身世各异，性格差别很大，对被人玩弄和歧视的反应也各不相同，但她们的骨子里都有一个强烈的愿望：过正常人的生活，得到人们的接纳和尊重。基于这一共同的主题，四位作家都对她们的内心世界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因而在阅读时几乎所有的读者都会对她们抱以深刻的同情。
在我们身边生活着的特殊职业者们是不是也都有一段不为人知的血泪史？真正自甘堕落的女子毕竟是少数，我们不去指责、唾骂那些使她们走上耻辱、肮脏之路的人，却在这里对那些本已是受害者极尽嘲弄之能事，是不是有点不近人情、不辨是非？“吁嗟鸠兮，勿食桑葚。吁嗟女兮，勿与士耽。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兮，不可说也”，《诗经·氓》里的这番感叹实在是千古之叹！在这一点上，我们和上面作品的作者的道德观是有很大差距的，白居易将琵琶女引为知音，冯梦龙让杜十娘用生命来控诉这个缺少真情的社会，莫泊桑不遗余力地鞭挞那些利用羊脂球却又极端仇视她的伪君子，托尔斯泰则是在批判的同时让玛丝洛娃获得了新生。假如我们身边真的就站着多才多艺的琵琶女、刚烈如火的杜十娘、忍辱负重的羊脂球、灵魂复活的玛丝洛娃，我们对她会持什么样的态度呢？
我们在观赏文学作品的时候，可以对那些饱受侮辱的女性表示同情，对那些伤害了她们的恶魔和社会热血喷张，而对生活中这种现象则毫无同情地加以嘲弄，甚至自甘与丑陋的恶魔为伍，不能不说是良知的虚假、人性的泯灭。我们只看到她们给社会、家庭带来的危害，却不去追问造成这种现实的根源，这和阿Q对待小尼姑的态度是不是有某种血缘关系？当一种社会风气对两性的观点失去公允，这个社会的公众心理多少有些畸形。
当然，作为读者和观众，这种对作品与现实态度不统一的现象不止于所谓的特殊职业者。比如影视里男女地位悬殊产生了感情而遭受种种阻挠，我们会站在爱情的一方，而当我们的子女亲友出现类似情况时，又会很坚决地充当阻挠者；影视中的刑满释放人员受到社会的歧视，我们会为之忿忿不平，而当身边走来一个同样的人，我们又会不自觉地窃窃私语……说到底，我们与作品、与社会的沟通与理解，仅仅停留在纯理性的层面，而在现实生活中恰恰是缺少理性的。这是不是我们的道德没有达到内化的高度，或者说同样一种是正义的缺失？
2007.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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