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各种文艺作品中，我们经常看到两军作战，被打败的一方就要举手投降，简单归纳了一下：在抗日战场上，我们看到日军被打败投降的惨相，直至最后整个日军宣布投降，潘长江还专门演了一部片子叫《举起手来》，那可真叫人解气；在解放战争的战场上，我们也经常看到国民党军队被打败，他们要放下武器举手投降，看到同是中国人显出的窝囊相，就没有看到日本军队举手投降那种痛快淋漓的感觉，虽然有正义之师和不义之师，可毕竟是自己的同胞兄弟，没准儿押解的战士和被押解的俘虏就有一个村的，也有可能就是自家兄弟，当时参军和抓差的可能性都是存在的；等到抗美援朝的时候，我们又看到美军经常在志愿军和人民军的枪口下乖乖地举起双手，《英雄儿女》里有王芳的一段唱词，说的是几位炊事员抓到俘虏的场景，敌人“OK，OK，把枪缴”，更是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
小时候不懂事，喜欢胡思乱想，几个人就在一起小声嘀咕：如果是我们的军队在战斗中没打过敌人该怎么办？答案当然是有的，比如《狼牙山五壮士》里的五位英雄跳崖了，《红岩》里以江姐为代表的革命先烈在监狱里忍受敌人的酷刑，最终慷慨就义了，《英雄儿女》里的王成在敌人包围上来以后拉响爆破筒壮烈牺牲了……当然也有没牺牲的，除了变成叛徒，还有没有其他的情况呢？当时是不知道的，只觉得不能以命相拼，那实在是一件丢脸的事情。
随着年龄增长，对问题的认识就不再那么简单片面了。比如被匈奴俘获的李陵，被辽人抓去的杨四郎，他们并不想背叛自己的国家。可是大汉族当时是容不得他们的，除非他们想方设法回到自己的国家，像北海牧羊的苏武。司马迁为李陵说了几句公道话竟然受了腐刑。我们到底应该如何评价在身不由己的情况下“举起手来”呢？如果这个问题过于尖锐，我们不妨这样提问：那些被俘的日本军人、美国军人回到自己的国家以后，人们是怎么来看待他们的呢？不同的民族肯定会有不同的民族心理。我们的基调早已被孟老夫子定下了：“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在生命至高无上的民族，一定会认为在不背叛、不泄露机密的情况下，向对方“举起手来”是可以理解的。我国古代也有“走马换将”之说，外国交换战俘更是被国家看得很重的一件主权性质的事情。
这里涉及的就是坚持与变通的关系了。我们来看一下孔夫子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论语》里有这么一个故事：一天子贡问孔子：“管仲不能算是仁人了吧？桓公杀了公子纠，他不能为公子纠殉死，反而做了齐桓公的宰相。”孔子说：“管仲辅佐桓公称霸诸侯，匡正了天下，老百姓到了今天还享受到他的好处。如果没有管仲，恐怕我们也要披散着头发，衣襟向左开了。哪能像普通百姓那样恪守小节，自杀在小山沟里，而谁也不知道呀！”
孔子认为一个人只要作为“仁”的本质不变，只要为国为民的抱负得以实现，在具体的行为上的变通不应该影响他的伟大。他还说过：“宁武子这个人，当国家有道时，他就显得聪明，当国家无道时，他就装傻。他的那种聪明别人可以做得到，他的那种装傻别人就做不到了。”孔子还说：“赤手空拳和老虎搏斗，徒步涉水过河，死了都不会后悔的人，我是不会和他在一起共事的。我要找的，一定要是遇事小心谨慎，善于谋划而能完成任务的人。”
我想这些事例和论述足以引起我们的深思：只凭一时之勇、只为一己之名而不计生死，算不得真正的“仁人”，坦白地说，为了远大的理想和重大的目标，人有时是需要变通的，甚至可以“举起手来”。
说这些倒不是宣扬“投降主义”，也不是鼓励人们遇到困难就放弃自己的操守，而是要善于曲折前进，不要总是把脑袋往南墙上撞，我们不能因为要坚持名义上的“义”而忘记了“义”的本质。简单地说，在人生的道路上，我们既要做一个正直的人，也要做一个智慧的人，“不肯过江东”的气节固不可少，“胯下之辱”的将军也同样令人敬佩。
2007.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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