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潮中的旧上海和“租界心理”

 

    一句“说上海话没有文化”引起的轩然大波已逐渐平息，但我相信因上海引发的文化纷争还会发生。

    拿上海人说事儿，一直是网上不衰的话题。成千上万的人涌向上海想当上海人，成千上万的人又痛骂上海人，真是个想不透的社会现象。我是一个上海人，而且是一个老资格的上海人，但也是一个有度量的上海人。对所有关于上海的议论，都以一种宽容甚至欣赏的心态对待之，或许是一种“阿Q”精神吧：议论总比冷落好。

    其实，说“上海人没有文化”的人，早就有之。他就是中国近现代著名教育家、30年代北大校长蒋梦麟。

    蒋梦麟（1886－1964）原名梦熊，字兆贤，号孟邻，浙江余姚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博士，曾任国民政府第一任教育部长、行政院秘书长，长期担任北京大学校长。1945年，蒋梦麟出版了他的《西潮》一书。该书是作者“亲闻”“亲历”的自传，具有相当丰富的史料价值。其中第五部第二十四章《杭州、南京、上海、北京》中，作者对上海和上海人作了一番颇有见解的描述和剖析。

    作者离开祖国九年后从纽约坐邮船回到上海。他感慨地写道：“上海已经变了。……上海已经追上纽约的风气了。”其时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上海的许多街道比以前宽阔平坦，百货公司、高等旅馆、屋顶花园、游乐场、跳舞场都比以前多了好几倍，年轻女孩子已剪短头发，而且穿起高齐膝盖的短裙，到处可见年青妇女穿着高跟鞋“笃笃”地急骤走过。“在民国十年到二十年间，上海及其附近地区的工业曾有急速的发展。”上海已经成为“长江流域的金融中心”。

    紧接着，作者以其细腻而又形象的笔锋刻画了当时上海人的五等“群像”。

    第一等人物是居住在上海的外国商人和资本家。他们是上海的贵族阶级，“他们自大、无知、顽固，而且充满种族歧视。……他们唯一的目标就是赚钱。”

    第二等人物是这些洋人的中国买办。“他们像洋主子一样无知，也像洋主子一样富足。”“买办阶级很像炼金术士，可以点铜成银，他们的洋主子则点银成金。”

    第三等人物是商人。“他们从买办手中购买洋货，赚了钱以后就汇钱回家买田置产。”“中国商人非常尊敬外国银行里和洋行里的买办。买办们张大嘴巴向洋主子讨骨头时，他们的同胞也就流着口水，不胜羡慕地大摇其尾巴。”

    第四等人物是工厂工人。他们是农村的过剩人口，因为在农村无法过活，便放弃耕作到上海来赚钱，他们是贫民窟里的居民。

    第五等人物是拉人力车的苦力。他们多半来自江北的贫苦县份，是最低贱的一等人。

    作者犀利的笔锋在此展开：“这五等人合在一起，就构成了一般人所说的‘租界心理’，一种崇拜权势，讲究表面的心理。“我们通称这种‘租界心理’为‘海派’”。蒋氏解释的‘海派’，指崇拜财力、武力、治外法权等等权势以及文化、生活各方面的肤浅庸俗表面功夫。这可能是‘海派’另一种注脚吧。

    接着，作者尖刻地写道：“上海人一天到晚都像蚂蚁觅食一样忙忙碌碌。他们聚敛愈多，也就愈受人敬重。在上海，无论中国文化或西洋文明都是糟糕透顶。”上海人和外国人“有一个共通之点——同样地没有文化；也有一个共同的谅解——敛财。这两种因素终使上海人和外国人成为金钱上的难兄难弟。”“你刮我的银，我揩你的油。”

 

    平心而论，作者对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的上海人群的分析不无偏颇，由于时代和立场的局限，对当时上海人的分析缺乏客观科学的分析。譬如对商人的分析过于笼统，对工人的分析很不准确，对占上海人口很大比重的小市民阶层没有触及（可能把小商小贩都划归到商人里去了）。但因为这种群体性格的批判，是所谓对“劣根性”的批判，主要针对群体性格的“恶”的方面的批判，故不能苛求它的全面、辨证。

    作者在书中分析了前三种人后说：“我所谈的上海种种情形，多半是身经目睹的，绝无夸张之词，因为我的许多亲戚就是在上海做生意的，其中有些还是买办。我对他们的生活思想知道的很清楚；同时，我认得不少住在上海的外国人，也听过不少关于他们的故事。开明的外国人，尤其是我所熟悉的美国人，每当我们谈起上海，总是紧蹙双眉，摇头叹息。”从中可以看出，作者在这里所指的“上海人”主要是指买办和商人。

    同时，作者在书中也有一大段对上海文化状况的论述：“沙漠之中还是有绿洲的，上海的可取之处也就在此。在本世纪的最初十年里，治外法权曾使上海成为革命思想和革命书籍的避难所和交换处。进化论和民主思想的种籽最初就散播在这些绿洲上，之后又随风飘散到中国各文化中心。”“在民国十年到二十年间，上海因受治外法权的庇护，军阀无法染指，上海及其附近地区的工业曾有急速的发展。留学生回国掌握金融和工业大权以后，中国更开始利用管理和生产上的外国诀窍，不过这些诀窍多半是直接从欧美学来的，与上海的外国人关系较小。”

    由此讲来，即便是三十年代，上海还是一个很有文化的城市。经济的繁荣使上海成为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和商业城市，由于最充分沐浴欧风美雨，对外来思潮的接受也领风气之先，使上海成为中国近代文化的中心，领导了当时中国文学的发展。当时，全国的近代文学期刊和以文学为主的期刊中，上海出版的占了大多数。近代报纸开辟文艺副刊也是上海首创，近代文学的商品化最初也是在上海盛行起来并推向全国的。同时，20年代后半叶起，大量的精英知识分子向上海集结，鲁迅、徐志摩、闻一多、胡适、沈从文、丁玲、郭沫若、沈雁冰等当时中国最主要的一流水平的文化精英几乎都在上海汇合。所以，作者激愤之中对上海文化状态的总体评价是有失公允的。

    然而，即使从今天来看，作者对所谓的“租界心理”的批判，应该是入木三分的。时至今日，上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上海人的思想观念和精神面貌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但当年“租界心理”所表现出来的追求权势，金钱唯上和讲究表面，肤浅庸俗的思想和行为，还或多或少地羁绊着上海走向国际化大都市的步伐。上海人当以此为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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