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年，经常在媒体上看到关于印度与中国的比较，也经常看到印度人对中国的观感和评价。翟华的博客里也有不少文章，介绍印度人总爱与中国进行比较。今天他的微博里摘译了印度Business Standard报文章的一段话：“高速发展的中国没别的毛病，就是骄傲自大。”

翟华的文章让我们会心一笑——我们对于比自己强，却又无法挑出缺点的人，不是也经常只好说人家太骄傲吗？我认为，印度人对中国的看法经历了几个阶段：从看不起，到不服气，到失落，最终只能是指责了。今天的印度人对中国的态度尚且如此，20多年前，印度与中国的发展还在同一个水平上，他们的老百姓对中国如何看？这让我回忆起24年前跟一个印度朋友拉吉夫之间发生的趣事。

拉吉夫是印度的一位青年电气工程师，二十七、八岁，到加拿大读研究生，和我是同一个指导老师（但我只是访问学者），比我早去一年多。这个小伙子很聪明，也爱帮助人，特别是在我刚到实验室时，他经常教我如何使用PC的DOS系统和Fortran语言（当时我在国内时没有见过PC机，用的是国产的127、154、108乙等计算机，只会Algo60和Basic语言）。印度留学生和中国留学生一样，很少参加娱乐活动，都把大量时间用在学习上。我和拉吉夫两人每天从清晨到半夜都呆在实验室看书、上机、做实验，可以说是朝夕相处。

熟悉以后，他就开始跟我谈一些时事政治和中印两国的概况。开始，我本着中国人的谦虚美德，跟他谈中国时，既谈优点，也谈不足，但我逐渐发现，拉吉夫却每次都只谈印度如何好，从不谈印度的落后，而且经常贬低中国，很明显是在宣扬“印度优越论”。

有一次我们谈到诺贝尔奖，拉吉夫说：印度的泰戈尔获文学奖、喇曼和昌德拉塞卡获物理学奖、霍拉纳获生物化学奖、特雷萨修女还获得和平奖；而你们中国没有人获得任何诺贝尔奖。我立刻也举出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可他却说：他们不是中国人，是美国人。现在我才知道，其实霍拉纳和昌德拉塞卡也都是美籍印度人，特雷萨修女虽是印籍，但却是葡萄牙人。可惜当时没有Google，没法核实，我只好保持沉默。

谈到语言时，他说你们中国人最多会两种语言，而印度人一般都掌握好几种语言，他说他自己就会讲，至少能听懂13种语言。我问都是哪些语言，他说都是印度各民族的语言，还在纸上写出这些语言的名称给我看，当时我还真被他给震住了。现在一想，我怎么能知道他到底会不会那些语言！我当时如果跟他说我也会很多种语言就好了：“我会讲，至少能听懂满洲语、晋语、鲁语、蜀语、吴语、秦语......”。

有一次他明显是在挑衅：我到他办公桌前跟他谈一件事，他与我一边交谈，一边好像漫不经心地将一份《多伦多之星》报摊在桌子上，但目光不断在我和那张照片之间来回游移。我这才注意到上面有一张在中国拍的照片，是个中国老人在拾破烂，其实那老人并不是我们见到最穷的——他身边还有一辆属于自己的装废品的三轮车。这报纸显然是他事先准备好的，当然，我故意装作没看见。其实，报纸上印度穷人的照片也是经常见到的。

在各个方面，拉吉夫都想压我一头。比如，他说印度的非暴力革命比中国的暴力革命好、印度的历史比中国长、印度的生活水平比中国高，并以自己为例，说他的月工资500美元（当时我实实在在告诉他我的月工资49元人民币，仅合5美元。但我现在怀疑他告诉我的数字），比中国高得多。有一次我告诉他中国有11亿人口，他却哈哈大笑摇头不信，说谁不知道印度人口是世界第一，中国是第二，不可能有11亿。我真是哭笑不得：一是恨他如此夜郎自大，连中国在世界上人口最多都不知道，二是笑他连这个指标也要和我争。

经过几次交谈，我发现跟他说话不能太客气，于是我也开始反击。

拉吉夫很聪明，但对中国的确是毫无了解。有一次，他看见我桌边挂历上有一只老虎，问我这是什么虎，我说这是中国的东北虎，他却一口咬定世界上只有印度虎（其实学名叫孟加拉虎）和西伯利亚虎，中国不可能有老虎。我气愤地说，西伯利亚就跟中国东北挨着，难道老虎也认得国界，只在苏联呆着？而且你们的孟加拉虎我们叫华南虎，在中国南方有的是（周正龙如果听到肯定高兴）。他还是把头摇得像拨浪鼓，似乎是我在撒谎，他不屑于跟我争辩。这件事当时对我刺激很大，我回国后，一度还想寄一张东北虎园的照片给他。

拉吉夫经常自豪地告诉我，他的家族是种姓最高的婆罗门。我当然不放过机会进行批判：“你难道不认为种姓制度是极不平等的制度吗？”他回答说：“其实，现在印度的种姓制度早已经废除，传统的种姓意识也逐渐淡化了，特别是在城市里。”我问他：“那现在贱民能像你一样当工程师、留学吗？”他只好说：“那当然是极少了，因为他们的家庭世代都很贫困。”后来我才知道，婆罗门占印度人口的4%还不到，具有贵族一样的地位，难怪他那样骄傲。

上世纪80年代，我的世界文化知识少得可怜，一直以为印度人信佛教。但拉吉夫告诉我，印度现在几乎没有人信佛教，绝大多数都信“印地”，即印度教。拉吉夫说：“你们中国根本没有宗教，佛教还不是从印度传去的”。我马上说：“既然佛教那么好，怎么印度人自己都不信了？可见经不起历史考验。况且，中国信佛的人比例非常低。”于是他又攻击我：“你们中国人到底怎么回事，怎么绝大部分都没有信仰？”我立刻用曾经回击利比亚人的“杀手锏”回击他：“世界上的宗教那么多，上帝那么多，我们不知道哪一个宗教是正确的，哪一个上帝是真的。”有一次，一位与我们同房间的尼日利亚留学生也问我中国人信什么宗教，拉吉夫在一旁一脸坏笑地插嘴说：“他们信毛”。

后来我发现，拉吉夫跟我争高低，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军队1962年击败过印度军队，这让他很不平衡。开始我们还回避这个敏感话题，但后来熟悉了，就不再避讳。有一次他终于对我说：“当年你们中国军队打到印度境内，是突然袭击，印度没有准备，如果我们有准备你们占不了便宜。”我回答他说：“你们的军队在边境跟中国对峙那么多年，居然连作战的准备都没有，这正好说明你们的军队素质太差，既没有战略计划，也没有战术训练”。我接着说：“况且你们印度人大多吃素，个个像你一样骨瘦如柴，哪有战斗力，打仗的时候还怀揣一个佛像祈求保佑，这种军队怎么能是中国军人的对手！”由于印度教徒终生完全吃素，拉吉夫身体非常瘦弱，所有手指一扳就可以轻易地贴到手腕上，他还跟我吹嘘是什么瑜伽。这一次，轮到拉吉夫没话说了。

拉吉夫还跟我说：印度是民主国家，但中国不是。我问他：“难道印度不是某一家人的天下？你们的总理尼赫鲁死后，女儿英迪拉·甘地就在国大党掌了权，后来又当上了总理；去年她被刺后，儿子拉吉夫·甘地马上接班当总理。要不是他哥哥死了，他哥哥也一定成为总理。你们印度创造了一家三代总理的世界奇迹，似乎印度最聪明的人都集中在他们一家。你数学那么好，算一算出现这种情况的概率有多大？”见他不做声了，我为了缓和气氛，半开玩笑地说：“你也叫拉吉夫，你能竞选上总理吗？”他连忙岔开话：“我的名字和拉吉夫·甘地的名字发音相似，但拼写不同。”

拉吉夫住处没有电话，经常到我住的房子打电话，有时晚了就在我那里蹭饭吃。作为印度教徒，他绝不吃肉类，但是他居然吃鸡蛋，特别喜欢吃我做的蛋炒饭，这令我很意外。我问他原因，他解释说：“我在印度当然不吃鸡蛋，因为印度的鸡是散养的，公母混杂，鸡蛋有可能受精。加拿大的母鸡是农场养的，一直关在笼子里，鸡蛋不可能受精，所以不会有生命。”对这种书生式的解释，我只能报以苦笑。拉吉夫虽然喜欢吃我做的饭，但还是会在我做饭过程中快乐而饶舌地问我：“你的锅洗了吗？碗洗了吗？刀洗了吗？筷子洗了吗？我可不想违反印度教的教规”。有一次我被他问得不耐烦，就说：“你的皮鞋、皮带、皮夹子是什么做的？不是牛皮猪皮羊皮的吗？不是杀死动物才做的吗？你实验室万用表的皮带不是牛皮的吗？你干嘛还用？”他有时笑而不答，有时说，在国内他是绝不用皮革制品的，在加拿大没有办法只好用。

不过，不和我辩论时，我觉得拉吉夫还是一个很单纯、很可爱的人。一天晚上，拉吉夫慌慌张张跑我桌前，说是自己的眼睛突然出了问题，什么都看不见了。我问他白天怎么样，他说白天还是好好的。我想起母亲说过，抗战时她们营养极度不良，很多人都得了“雀蒙眼”（夜盲症），于是我告诉拉吉夫一定是因为他不吃肉类缺乏营养，患了夜盲症。他问我怎么办，我调侃他说：“这病很容易治好，只要到唐人街买点儿动物肝脏煮了吃，明天就会痊愈，而且羊肝最有效。明天你去医院，医生一定会这样告诉你。”他听了大惊失色，说那他可完了，可能要瞎了。第二天晚上，拉吉夫又兴高彩烈地来到我桌前，得意洋洋地说：“你别想骗我，我看过医生了，医生给我开了维生素A，说并不一定要吃动物肝脏。”

尽管和拉吉夫经常辩论，但我们还是朋友。我相信，他与我的辩论完全是因为从小所受的教育都告诉他，印度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家。一年以后，拉吉夫转到美国阿拉斯加大学读博士，临走时还送给我一件纪念品，我现在还保留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