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的旅程之七：

正本清源之探

——随侍师父“山东—上海”行心得感言（20090624）

夫子故里

    中午12：10，下榻圣源大酒店，用午斋及稍事休息。15：00，出发前往孔子出生地曲阜尼山参观尼山孔庙及尼山书院。

    当车运行在宽敞的公路上，看着两旁嫩绿的杨树，还有一望无际的农田，心情就感到莫名的舒畅。远离城市的喧噪，呼吸着新鲜的空气，人的心就像得到洗涤一般清澈、寂静。

    凝视着窗外，一副场景又涌现在我的脑海：那是一位睿智慈祥的长者，和几位秉性各异的弟子，自由自在地畅谈着人生的理想和抱负。

    长者先发话：“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居则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则何以哉？”长者很谦和，说我也不过是比你们年长了几日，你们常常抱怨说没有人理解你们，那么现在你们可以谈一谈，如果有人理解你们，你们打算做些什么呢？

    没想到长者话音刚落，其中一个弟子就发话了：“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真是出口不凡啊！千乘之国，也算是不小的国家了，如果不幸面临困境，外有大国威慑军队加逼，内又闹饥荒民众困顿，如果让我治理的话，不出三年，就能使国民个个信心十足，且明晓摆脱困境之途径。既有信心，又知道方法，又何愁国家不强盛富足呢？

    今天看来，这人能耐也算是够大的了，是一个杰出的军事家，不但能保证让国家脱离困境，而且能让民众充满勇气，和必胜的信念。如果拿今天的职务来安立的话，至少应该可以做一个国防部长。可是这长者呢？却对此嗤之以鼻，不屑一顾。这说话的人，碰了一鼻子灰，真不知心里是何滋味？

    “尔何如？”你怎么样呢？长者问另外一个人。

    “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礼乐，以俟君子。”看到前面的人不被长者所肯定，后面这个人多多少少有点心怯，说话的语气谦和了很多：一个方圆六十七里的国家，或者小一点五六十里也没关系，如果让我去治理的话，可以让民众生活富足。但至于礼乐教化，我却无能为力，还是要请有德行的君子来才可以。

    语气尽管谦虚，担当的责任也着实不小，用今天的话来说，在国家的职责安立上，至少也应该是个财政部长。

    “尔何如？”对于刚才的回答，长者没有任何的表示，继续问下一个弟子。

    “非曰能之，愿学焉。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愿为小相焉。”这越往后，弟子可心里越是没有底气了，但老师还在期待着，那也得回答啊！怎么说呢？老师啊！不是说我现在就有这个能力了，但我很愿意去学习。对于诸侯国之间，如果有一些祭祀宗庙方面的事情，我愿意做一个小司仪。

    真是愈贬愈仰，愈想贬低自己，却愈展现出不凡的追求。本来就想去实习一下，结果选择的场合还是诸侯国之间最隆重的礼节，这职务至少也是个国家的外交部长。

    尽管三位弟子所愿望的内容有所不同，但实质并没有什么差别。看来长者只有把希望寄托给最后一位弟子了。

    “尔何如？”长者望着最后一位弟子。听到老师在向自己问话，这个弟子停下手中正在鼓的瑟，不慌不忙地说：“异乎三子者之撰。”我的志向怕是与三位都有所不同。看来有戏，长者就鼓励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啊！没关系，大家只不过谈谈各自的志向而已。

    听了长者的鼓励，这弟子也就不客气了，悠悠自在地说：“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这志向可真的是出乎意料，甚至还让人产生怀疑：这也算是志向吗？在那晚春时节，穿上做好的春服，带着五六个成人，六七个童子，在沂水里沐浴，在舞雩台上兜风，唱着歌儿返回。

    这无忧无虑田园般的生活，尽管自己可以过得很快活，可实在是有点消极，不是吗？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呢？几位有着远大志向的弟子们不免为他捏了一把汗，不知到长者会怎样的批评他。

    “吾与点也！”我真是赞同他的观点啊！没想到长者竟然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

    故事写到这里，或许您早就明白了其中的主人公：这长者就是我们的孔老夫子，而前三个弟子分别是子路、冉求和公西华，最后一个弟子则是曾子的父亲曾点。尽管故事还没有完，但最精彩高潮的部分已经结束了，留给后人的是无尽的韵味和思索。

    我在想，如果一个国家能拥有一个杰出的国防部长、一个优秀的财政部长、一个进退有度的外交部长，那么这个国家也就不难做到强大、富足而且在国际间享有威望。这难道不是每个国君梦寐以求的吗？当然是！所以在后来的历史中，三个弟子也果真都做了各自相应的工作，而这也是时代的需要。

    然而时代总是在变迁，很多丰功伟绩随着时光的流逝，也都变成了尘封的记忆，乃至最后被人们所遗忘。而那无忧无虑而又充满和谐欢乐的生活状态，却成了永恒，成了人们不懈的追求目标，似乎从来不曾过时。

    两千五百年过去了，孔夫子仍旧为世人所怀念，至于其中的原因，我想主要应不是他曾经过做鲁国的大司寇，当然更不可能是之前更小的官职如司空、中都宰、乘田以及委吏，尽管夫子在任何一个职位上，无论是大还是小，都做得极为出色和成功。如果仅仅是这样的话，那么历史上被记住的人就不是他，或者至少不仅仅是他了。

    历史好像总是在为人类开玩笑。人们都希望自己能名扬后世，因此尽可能努力去做一个成功的人。而对夫子来说，他的成功没有被人记住，而他的失败却永载史册，并一直散发着耀眼的光芒。他希望在鲁国恢复周礼，使鲁国成为诸侯的典范，从而重新恢复天下动荡混乱的社会秩序，然而他失败了，换来的却是十几年的背乡离井；十几年的周游列国，他希望能找到一个贤明的国君，以推广治国的理想，结果他失败了，不但没有一个国家愿意接受他的主张，还经常遭受误解、羞辱和伤害，好多次差点把命都给赔上了……

    然而惨痛的失败中，却积淀了成功的因素：正是因为失败，让夫子明白，“礼”背后还有一个“仁”在起作用；而“仁”的背后还有一个“道”在起作用。更进一步，这“礼”无非是趋向“仁”的方便，而这“仁”又是趋向“道”的方便。因此，在夫子追求最高的理想中，其实并不是简单地恢复呆板受旧的“礼”，而是如何在不同的环境中实践“仁”，并以此体验究竟圆满的“道”。因此在记录夫子言行的经典著作《论语》中，我们已经看不到多少具体周礼的内容了，看到更多的则是“孝”“悌”“忠”“信”“慈”“爱”，而这些都是“仁”的具体体现，更成了国人最基本的道德伦理标准，维系了几千年中华文明的延续性。更进一步，对于至高无形的“道”的描述，并不是由夫子完成，则由夫子的孙子子思在《中庸》中详细地进行了描述。这最高的“道”就是“中庸之道”，它体现的是宇宙人生的终极智慧。

    遗憾的是，夫子“仁”的本意以及子思所阐释的“中庸之道”的内涵，在后来历史的演变中严重地被曲解了，不但不能很好地利益社会人群，反而成了维系不平等社会最好的工具，真不知道夫子与子思在九泉之下，又该是怎样的忧心与痛心！

    那么这是怎样被曲解的呢？实际上，“仁”从来都是要求自己的，而不是要求别人的。要求自己的，才是真正的“仁”；要求别人的，就成了“不仁”了。因为这“仁”是一种德行，它只能感化人，影响人，却不能要求人，强迫人。夫子在看待君臣关系的时候，从来都是“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也就是说，夫子在界定这种关系的时候，从来都是从双方面去定义这中间的责任和义务的，从来也不曾说过“君为臣纲”，“君让臣死，臣不敢不死”的话。同样，对于父子关系以及兄弟、夫妻、朋友关系，也都是如此。不可否认，单方面界定，对于维护社会的秩序有一定的帮助，但这是基于不平等的关系和强制性的手段下的规定和制度。这样长期以往，对人性的扭曲就成了不可避免的事情了。但我们应知道，这绝不是夫子的本意和文化的本怀。

    而这“中庸之道”又是怎样被曲解的呢？实际上，“中庸”是就体性上来说的，如果把它理解为相或者用的话，那就是大错特错了。通常“中庸”被解释为“不偏不倚”乃至“调和折中”，这都是就相或用上来说的，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最后必然会走到圆滑的为人处世哲学上去，而这与“中庸”的本意不但毫不相关，甚至还与之相反。那么什么是“中庸”呢？《中庸》里讲：“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来，“中”是就体性而言，“和”是就相用而言。体性常恒不变，故曰庸；相用随缘而变，故曰易。作为对最究竟圆满大道的阐释，《中庸》主要是就其体性方面来阐释的，但这中间自然离不开相用，而且往往还要随时借助相用，以趋向体性。所以，《中庸》里就开出了“诚者”与“诚之者”的差别，分别对应“圣人”与“凡夫”。简单来讲，“中庸”实际上代表的是一种人生至高的境界，这是一种内心时时刻刻与大道相合的境界，并远离了凡夫俗子“喜怒哀乐”等种种变化无常的情绪。而这种境界的外在体现，则是“和”，也就是因为外在因缘的不同，也会展现出“喜怒哀乐”的面貌，但都能“发而皆中节”。因能“中节”，故能辅助引导自他远离凡夫俗子的世俗情染。而这些世俗情染，也正是导致人们受苦的根源。受苦根源不存在了，人生的痛苦也就没有了，从此进入一种极乐的状态。

    当我们重新审视儒家最核心的人际伦理准则“仁”，以及最高的人生境界“中庸”的时候，就会发现，其实早在两千多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已经给我们留下了一笔最宝贵的精神财富。遗憾的是，这批精神财富在被后人享用的过程中，不小心加入了一些精神垃圾。这精神财富是让我们的精神富足的，而这精神垃圾，则是让我们精神贫乏的。在今天，当我们重新面对这些遗产时，并不是全部要吸纳进来，而是要将精神财富部分挑选出来，而将精神垃圾部分给剔除出去。

    以这样一种心境，来到了尼山孔庙及书院门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