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向固执地以为，教育家是以教育为精神归宿的人。哪怕他已经退休多年，哪怕不不曾担任过“著名中学的校长”，甚至他一生都没能正儿八经教过书，当他把全部的身心才智情感献给教育时，他就有资格称为教育家。

教育家的内涵是什么？传统教育培养的教育家和今天呼唤的教育家有质的区别吗？

有些人，无论在什么时代都有资格称为教育家，假如他一生选择的是一种超越物化的“教育精神归宿”。在我身边就有两位，一位是七旬高龄的李锦韬老先生，一位是接近七旬的姚文俊。他们身上所辐射出的激情、创新、责任、慈悲、德行让人感动，他们都是功成名就却又力挺改革的人，这或许才是他们的可贵和可爱之处。他们的存在和声音，足以让那些未老先衰、猥琐狭隘、顽固保守的这“家”那“家”们羞赧。就是这位李锦韬先生，不顾年老体弱，从遥远的东北六下杜郎口，为杜郎口的改革振臂高呼。老爷子一提起那些针对杜郎口无中生有的攻讦就气不达一处。不独是对杜郎口，只要是关于教育教学改革的，他总是给予热情洋溢的鼓励和支持，这就是“大器”。而姚文俊先生，20几年前就和裴娣娜教授合作，在偏僻的安阳小城，执意探索名之曰“主体教育”的课堂教学改革，他和裴教授制订了这样的君子协定：“三年不宣传”，其目的就是想沉下心来做事，这就是“求真”。

既然提到教育家，我当然不能不提到我们共同体大家族中的几位，像李镇西，他是我见过的最用心、最勤勉的人，而卢志文，则是最睿智、最善于思辨的人，他们都是理所当然的教育家。但与课改挂钩的是这样三位：崔其升、赵丰平、杜金山，甚至“崔其升”三个字，已作为当今课改的“代名词”被广泛提及。

在我有限的视野范围内，他们都是把教育当宗教的校长，为了追求理想的教育，他们是如何矢志不渝，衣带渐宽终不悔的？攻讦、辱骂、威胁、人身攻击，他们所饱受的委屈、伤害、叱责、刁难非常人难以想象，要不崔其升怎么会趴在桌子上写下“难道工作也是犯罪吗？”一个七尺汉子，伤心得躲在办公室里关上门来呜呜地哭。今天，有多少想干事的“崔其升们”，正在遭遇他们所遭遇的诽谤、钳制、侮辱、诘难？改革，历来就是血与火的炼狱，保守者们手里正拿着明里暗里的兵器招呼着呢。

在今天，所有对教育还热盼着一点星光的人，都该站起来，支持一下“崔其升们”，这就是教育人的功德。留住这些“火种”吧，有他们在，我们就有希望。

或许当下还有一些名字不被大家熟悉，我相信，在未来的数年来，他们必将在中国教育的改革史上，留下点“头撞南墙”的痕迹的。请记住这些人：徐翔、胡志民、张项理、何丽红、李洪江、梁庆河、文志国、崔振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