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达现象”初探（之二） 

           本报记者李炳亭

     要营造一个育人的“场”。从“知”到“行”的转变

    把学生“浸泡”在文化里。宁达每年的新生入学，先要过“入学关”，从养成教育入手，大到开展军训、班规、校规、舍规教育，小到教会孩子怎样钉扣子、叠被子，甚至刷牙、洗脸、摆放衣服，当过兵又做过几年教育局职员的张项理说，别小看了叠被子，没有那样的“豆腐块”， 就没有钢铁一般的“军魂”的依附。

   有了这样的“规范”教育，宁达接下来是鼓励孩子制定自己的“班规”和“舍规”。

   学校对“班规”和“舍规”有统一的要求，那就是不说空话、假话、套话和大话，从细节和常识入手，立足“行动”和生活细则，他们的每一间宿舍都有舍名，如“梦雅居”的《寝室规章制度》规定：1、熄灯铃声响过后，不允许吃零食；2、熄灯铃声响过后，不允许聊天说话；3、晚上不允许打电筒在被窝里看书；4、洗漱期间，聊天要小声，不允许大声喧哗。5、垃圾桶必须套上垃圾袋；6、不能早起吵醒别人；7、抽屉内的物品要摆放整齐；8、起床喝就餐速度要快……

   他们的《班级管理制度》规定：1、上课不准做小动作，不准讲关于课外的闲话；2、上课不准在别人思考时打扰别人，扰乱别人的思维；3、课上不准转笔、转书；不准传纸条、打手势；4、积极发言，认真参与，如不积极参加小组活动而遭受组长惩罚，不得有怨言；5、为完成作业，课间不得私自离开座位；6、课间不准追逐；7、服从小组长安排；如果与组长发生矛盾，不能在课堂上赌气；8、桌面要整洁，不准抄袭别人作业……

   教室和宿舍的墙壁都有专属的“自留地”，既可以针对自己的“小习惯”做自我警示，也可以抒发自己的“豪情”，当然还有另一种功能，把“目标”说出来，便于接受全班同学的监督，如胡倩同学的“自留地”这样“剖析”自己：1、上课爱说话；2、不愿复习功课，片面以为假如费力复习过而考试没考，启不是“吃亏”了；3、说话不算数。胡倩同学还“意味深长”地警醒自己：“魔鬼，我要和你说拜拜”；她还鼓励自己：“只要笑一笑，没有什么事情过不去”，原来她是个不太喜欢笑的学生，她用座右铭激励自己说，一旦选择了梦想，就要“永不放弃！”

   刘邱林喜欢开玩笑，又总是“健忘”，于是他在自己的“警示录”里提醒自己：1、不要古里古怪；2、不要老开玩笑；3、不要老忘事情；4、一定记得不丢亲人的脸。他还给自己定了下次考试的目标：数学95分、历史80分、地理、70分、英语95分、政治90分、语文80分、生物75分。

   宁达的餐桌文化直击偏食和挑食的不良饮食习惯，每当就餐时他们以学习小组为单位，轮流小组长把饭菜分发到每位同学的餐盒里，800个孩子就餐，餐厅竟无交谈声。

   宁达每月都开展一次“德育主题活动”，如“吃苦、争气、明耻”主题月，除了凸出“主题”外，他们还追求活动的最大“价值化”，如在本次活动中，他们除了发动学生集体签名做“吃苦、争气、明耻”标兵，还让学生走出校门，利用武宁山地较多的特点，设计“长征路”，并在每一处“历史拐点”，设置相关的知识竞赛，唯有到达终点的学生才有资格评选“优秀长征手”。

   他们还结合本校“留守”学生较多的特征，搞“模拟审判法庭”，在学生中开展普法教育；开展“弘扬道德新风尚，争做合格小公民”教育等等。

   他们在宿舍楼外建设50块“文化墙”，在校园竖立“行知牌”，围绕校内湖滨林荫道，设置20几处“谈心圆桌”，教学楼的每一层走廊都设置“个性展示园”、“课间加油站”等等。

    把竞争引入班级。既是对手更应是共同发展的“伙伴”

   杨小平老师的经验是“一对一竞争”，他说，每个学生一进校，经过约莫一个月的摸底，既让孩子们确定并找到各自的“竞争对手”，然后再以小组为单位，确立“小组竞争对手”，他说，竞争不是片面定位于一个“争”，更主要是落脚在“共同发展”上，他喜欢这样促进竞争对手的上进心，比如他让写字差的把字写在竞争对手的本子上，以此“逼迫”着字差的同学“汗颜”，比如他让作文好的同学把作文写在较差的竞争对手本子上，以此“刺激”竞争对手发奋追赶。

   李玉琳是宁达最早尝试“两个班委”运营机制的老师。

   她通常会在学生入校一个月后，分成“对抗力”相对均衡的AB两“班”PK，，每个班的掌门人都叫“班主任”，每个班主任独立领导一个班委，每个班委再细分成若干个小组，两个班主任和各自的一套班委都统一归大班长和大班委领导。

   李老师对班级管理基本做“甩手掌柜的”，让竞争渗透到日常表现和深入到每一次活动中，让机制体现在教室的每一张桌面和每一次发言里。

   为了“出彩”，AB班竞相亮出各自“绝活”，假如A班搞的是“生活能手评选”，B班便瞄准“生活博士”下手，他们比作业卷面谁的最漂亮，也比桌面谁的更整洁；他们比“月评好班”，也评“学科大王”；他们比每月“班级之最”，也比“每周之星”。

   为了强化对班级干部的监督，他们开展对干部的“小组评议”，对表现不达标的“领导”，叫大班长“处理”，除了极其特殊情况外，一般不需要李老师出面。

   周勇老师搞的是AB角班长“周轮流执政制”，AB两角分别由一男一女轮流担任。当然担任班长需要竞聘。

   每个学期，竞聘人都要一个个站在全班面前发表演讲，演讲完了就侯在教室外头，等着全班“公投”表决，那些幸运当选的先要有一个月的“试用期”。满意支持度达到80%才有资格担任A或B班的班长。每个班长轮流值周，每个周末要面对全体同学“述职”。

   为了凸出自己的管理特色，调动班委们的积极性，有的班长再搞“权利下放”，比如他们尝试搞“行政片区责任管理”，把教师划分为几个“行政区域”，设立“行政长”，把管理区域具体化。还有的班长，在班里设立“金点子”奖，广泛征集“民间智慧”，听取民众意见和建议。

   宁达很多班每天下午放学都要举办一场例行的“夕会”，夕会由班长主持，分为三大版块，除了总结本班的整体工作得失，还要进行小组集体“当日反思”，最后是帮助个别问题同学找亮点的“长进会”。

  当然“并带兵”、“兵管兵”也难免有出格的时候，李玉琳老师就发现这样的现象，某些班干部对问题学生缺乏足够的耐性，揪住他们反复出现的问题予以惩罚，比如对在班上吵闹而破坏纪律的同学，扭住了下跪，李老师便召集全班同学席地坐在运动场的草地上展开讨论，有些同学痛斥那些影响班级形象的行为，并阐述“矫枉”必须“过正”，“乱世”需用“重典”的道理，但李老师引导大家说，假如惩戒以伤害同学的尊严为代价，那这样的惩戒就是暴政，班级应该是“家”，而家庭就需要真正的温暖，携手进步、共同发展应该是大家的目标，于是，班里修订了某些“宪法”，转而对问题学生的转化作了具体的分工，比如谁负责对喜欢睡懒觉的同学“叫醒”，谁负责对不按时完成作业的同学“督导”，变对别人的惩戒为对“问题同学”的服务，比谁对班级的贡献最大，比谁对同学提供的服务质量高，比谁转化的问题同学最多。

   宁达的“课代表”同样要在竞争中产生，对于学力较强的学生来言，担任课代表除了要例行做好任课老师的“助理”外，还要负责全班同学的作业审查，当然最大的责任来自对学力较低同学的“帮扶”。

   竞争唤醒了“问题学生”的责任，竞争激发了学生的上进心和荣誉感，竞争促进了全体同学的提升，竞争让大多数学生能否正视自己的弱点和不足，开始追求自身的改变和自我完善，竞争为宁达的学校管理开辟了一片新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