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壹周刊》写《凭阑集》，到目前是第五十二期。凭阑至此，写了一年，已足够结集成书，应该收笔了。

让我先在这里感谢一撮生的插图。他就是黄黑蛮，一个很有分量的画家。但替《凭阑集》插图，点只画画咁简单？我的文字有时天马行空，不着边际；于是，黑蛮老弟的想象也就天马行空起来了。

黑蛮和我相得益彰。要不然，《凭阑集》不会有那么多读者捧场。通俗的「专栏」文字，与学术性的、深入而不浅出的不同。对于后者，读者是否喜欢阅读不大重要。前者呢，既然是为一般读者而写，他们不爱读就没有什么大好理由下笔了。

话虽如此，好些读者问，为什么我不多写一些关于经济学的文章。他们可不知道，写散文而不写经济是《壹周刊》创刊时要求的。我和舒巷城商量了几天，就决定以《凭阑集》这个栏名下笔，写的是一些往事、一些感想。既然是散文，经济学就派不上用场。像我在《三岸情怀》里所写的《给女儿上的一课》那样的经济散文，可遇不可求，若不是时来运到，要迫也迫不出来。

舒巷城和我有四十年的交情了。我羡慕他写散文的才华。虽然岑逸飞曾经对我以前所写过的几篇散文另眼相看，我自问不是行家。如果不是想起四十年前跟舒巷城谈及散文之道，很想向他「表演」一下，而同时又得到他的同意，替我每篇过目、修改一下，我胆子再大也不敢答应《壹周刊》的要求。

我在一九四九年认识舒兄。当时他住于西湾河太宁街，和我家很近。他比我年长，但因为大家谈得来，在五○年代有好几年我们日夕相见。我和他今天看事情有许多相同的感受，表达的「措辞」也往往大同小异，是因为我们大家都是在西湾河长大的。

有人说，张五常的文章是有人代为修改的呀！这又怎算奇怪呢？外国的英语刊物，几乎所有文章都要经一些文字编辑修改的。这种修改办法，中文刊物很少用。像我这样的人，肯让他人修改我的文字倒不容易。舒巷城是一个很难得的例外。他在我的原稿上修改的不多，通常只略为润色一下；他认为应该尽量保留我的原貌、风格；所以无论怎样修改，修改后的文字还分明是张五常的。这是西湾河的「功力」了。

朋友问，散文与论述经济的文章相比，哪一种比较容易写？这是个很有趣的问题，答案我是很清楚的。写散文，有了题材后，文章可以一挥而就。在我来说，有了题材而还要大费功夫才能写得出来的散文，读起来总觉得有枯涩之感。但选择可以顺利地下笔的题材，绝不容易。另一方面，写经济分析的文章要慢慢地爬格子，很花时间，但题材却可信手拈来，俯拾即是。相比之下，写散文则远非如此，而稿费也难赚得多了。

写《凭阑集》的起因，说起来不单是因为《壹周刊》要求我写散文；更有决定性的是，很多读者及朋友希望我能写自己的传记。他们说，我这个人很奇特，生活和工作与众不同，应把有关的经历公之于世。我热爱生命，自小就希望可以过一下「热烈生命」的瘾，所以凡是自己认为心安理得而又感兴趣的事，我不会裹足不前。这样，说是多采多姿，也是可以的。但若说我是个传奇人物，那倒是朋友们的抬举了。

传记是不能写的。一个折衷的办法，是写一些回忆中的片断（如出现于本集里的文章）。这些回忆有喜、怒、哀、乐，也有温馨，却没有怨和恨。我是个很世俗化的人。朋友对我称赞，我高兴；对我低贬，我不开心。但这些感受很短暂。过不了多久，赞也好，弹也好，我还是依然故我。我个人的喜爱，是一些比较「恒久」的事情。今天的人对我怎样看，到了明天，还有谁管得着？

执掌政权的人可以凭一些丰功伟绩而万世流芳。我讨厌政治，也讨厌权力，所以对任何这类的功绩都没有兴趣。这似乎是中国文人的传统了。苏东坡说：「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辛弃疾说：「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这些话，深得我心。毛润之说：「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这倒引起争议了。自古风流人物，真的「数」他吗？

我希望在思想、学术上偶有所成而赢得一点「永恒」；也希望在感情、触觉上能与朋友共鸣。为了这后者，我写出了《凭阑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