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汽车里安装了电话，主要原因，是希望在公余之暇能跟自己的孩子多谈几句。一个星期日的下午，我在车子里挂电话回家。女儿接听，她第一句就说：「爸，你可否早一点回家？」「是什么重要的事？」我有点紧张起来。「我要问你一些功课！」她说。这的确是重要了。女儿刚满十五岁；入学十二年以来，从来不向我问功课。她自小成绩好，但总是将习作收藏起来，不准我多管她的读书「闲事」。如今竟然要问功课，使我受宠若惊，也觉得事情是有点「严重」了。
我于是立刻赶回家，一见到女儿就问：「什么功课？」「我明天考经济试，要问你一个问题。」这使我为之愕然。她知道我是教经济学谋生的，但不会知道一位经济学教授，对中学的经济学问题不一定答得出来。要是她问的是其它科目，我总可以应付吧，但中学的经济怪招层出不穷，假如答不出来，那我这个经济学教授怎样下台呢？望着女儿，我登时严肃起来，如临大敌。
她问：「什么是command economy？」一听，我如释重负！Command economy这一词，我在美国二十多年没有听过；但几年前回港任职，因为职责所在而涉及中学的经济学，也就学会了。这样，我便毫不犹豫地回答：「Command economy也就是planned economy，计划经济是也。」她望着我，似乎不大明白。我就跟着解释：「计划经济是跟市场经济（market economy）相对的。市场经济以消费者为主，比如他们要多吃苹果，苹果的市价就跟着上升，果农见苹果有利可图，当然会多种苹果，苹果的供应就增加了。这种以市场价格传递讯息、以价格指导生产什么和指导产量多少的制度，是市场经济。计划经济呢，不利用市场，而是政府雇用一批认为是有才干的人作有计划的决策，以指标的方式来规定生产什么和产品的数量，然后卖给或分配给消费者。」
试卷外的答案
我认为自己的答案很妥当的了。殊不知女儿继续问：「以消费者决定他们自己的喜好，既自然又合理，那么，政府为什么还要计划生产呢？」我答道：「政府要增加本身的权力，使官员得益。」她反驳：「老师和书本都不是那样说的。」真麻烦，我这个女儿明知故问，把我难倒了。要是告诉她老师和书本都错了，那么在考试时怎样作答呢？女儿的考试重要，还是真理重要？考试答「错」了，女儿埋怨我可不是好玩的。
我于是强作镇定地说：「你们的老师和书本都认为消费者的喜好不一定对，不一定是有益的，正如你父亲认为你所喜欢做的事不一定是对的一样。他们因此认为市场的制度可能出错，而有计划的判断总要比没有计划的好，所以计划经济就被一些政府推行了。」她说：「我是孩子，不够经验判断，父亲的判断可能比较好；但消费者不是小孩，他们的喜好是他们的事。苹果没有市价，政府怎么会知道苹果应该多种一点还是少种一点好？」我说：「这也有道理，但你们老师和书本都不是那样想，或者他们像你父亲一样，认为你多吃一些苹果，少吃一些糖果，是有益的。」
晚饭的时候到了，儿子也在座。女儿突然问：「爸，在计划经济中，人民怎可以富有的？」我立刻回答：「当然不可以，他们饥寒交迫！」我的儿子听到了，捧腹大笑，笑得很开心。我这个儿子，读书的成绩也很好，惟有经济一科不称意。这一笑，倒也显出他下过功夫。
饭后，女儿的同学打电话给她，问的也是关于command economy的事。女儿就把刚从我那里听到的照说了一遍。那小同学显然听得莫名其妙，问：「市场经济既然以消费者的喜好来决定，政府又何必计划，多此一举？」女儿将这问题转给我。我说：「政府要权力，不，还是照书本所说的好了，市场可能出错，政府可能是万能而有先见之明的。」女儿转达了。但过了几分钟，她又说：「我的同学还不明白，政府的判断怎可能比消费者的判断好？」我实在答不出来。如是者反复几次，我终于说：「不用担心，试卷不会问这问题的。」
奇怪的计划
女儿睡了。我思潮起伏，想着这样的一个问题：连小孩也认为是行不通的计划经济，为什么一些经济学者及那么多执政的人却认为是行得通呢？
本来是肤浅的问题，但作深入研究的学者可能把它看得过于湛深，以致盲目起来。记得二十年前我读到高斯的一篇发表于一九四二年的文章，说过这样的话：若要消费者表达他们的喜好，强迫他们出价是唯一的可靠办法。我当时拍案叫绝，却不明白为什么那样多的经济学者会不明白这一点。但经济学者的茅塞未开，可能是因为他们有多种的顾虑。在很多情况下，市场也有所不能，这是他们深知的。有了种种顾虑而又高估了政府的公正严明、先知先觉，他们其中一些人赞成计划经济是可以理解的。我们也不能否认，计划经济对经济学者有点好处：他们当政府顾问而增加收入的机会是增加了。所以我们不容易分辨支持「计划」的学者，是真的相信「计划」可行，或是因为他们可从中得益。话虽如此，近二十年来，支持计划经济的学者是越来越少了。
撇开经济学者不谈，我的女儿及她的小朋友的发问，使我体会到一件从来没有想过的事：对经济学所知越少的人，就应该越不明白计划经济对社会有什么好处。对这些人来说，正如我的女儿一样，以消费者出价来决定生产，应该顺理成章。但事实上据观察所得，很多对经济学一窍不通的执政者，却大事反对市场，高举「计划」。这岂非有点奇怪吗？
我于是不能不又再度从「争取权力」那方面去作解答了。在计划经济中，得益最大的往往是作「计划」的人。最明显的利益，当然是产品以配额的办法供应，或以低于市价的价格出售，执政者有分配给自己及亲戚朋友的权力，不需要排队轮购。比较不明显的，是对权力的维护。假若执政的人要控制民众，用荷枪实弹的办法很容易引起反抗，不是上策。以计划经济来控制，则可以控制得名正言顺，实在高明得多了。试想，政府以计划生产，分配由政府决定，不服从的人就可被加上「黑户」、「反革命」、「思想不正确」等帽子，少获分配，每月只得生油四两，猪肉半斤。这不是比用武力镇压高明得多吗？
回想在共产政制下的中国，以上的推断是可取的吧。在目前，北京所搞的「指导性」价格及那连带的所谓「双轨」制度，也有同样的功能，作分配的人有可观的利益。据说赵紫阳有意废除「指导」的制度。他若能真的废除「指导」价格——废除自己对社会没有益处的权力——那就更加可敬了。
是深夜了。女儿突然跑进我的房间，坐在床沿。原来她也睡不着。她欲语还休，吞吞吐吐地说着些什么。我明白她的意思：她见我答不出她的问题，怕我难过。到最后，她说：「爸，我对你的关心比我日常所表现的大得多。」「傻孩子，」我轻声地回答，「这一点，我老早就知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