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灵与故园孕育的甘泉

                                   ——《逐舸故园》序

                                         杜鸿

准确地说，李斌老师是我的师父。其夫人熊期平老师是我的生物老师。十五六岁，蒙憧初醒加上少小离家，遇上熊老师，第一感觉就像见到了自己的妈妈。就是她，拖着并不灵便的双腿，在县师范的小植物园，教会我们认识了虎皮兰以及数不清的春花秋菊。或许在那段岁月里，与在师训处工作的李斌师父，乃至李谨兄弟有过数次的照面，然终因少不更事，一直没曾十分清晰地交往过。直到毕业参加工作，虽然也在近在咫尺的县城，可是音信终究是断了。直到今年11月底，通过网络重新接上头，才知道我的老师与师父远在地球的另一面，且师父已于今年7月仙升天国。而我与李谨兄的接头暗号，依然县师范的那段旧时光，以及那些让我记忆一生的花草。

师父的诗词，文字浅显，通谷明白，颇有白居易风。虽说是诗词集，却更是足迹与心灵的编年史。而将这些珍珠般的诗意与时光串缀在一起的，是师父魂牵梦萦的思乡情愫和故园情丝。因为于诗词格律我是外行中的外行，在这里只敢谈谈师父作品在内容肌理、时间逻辑与文化情素方面的阅读体会。打开诗词集的扉页，走进一片心灵与故园共同孕的星空，有一种近乡心怯的感觉。集子从1962年9月第一首《忆江南九首》开始，到2011年3月10日《七绝·题桃树》最后一首结束，以278首诗词的容量，历经50年时间长度，跨越中西两重时空，融汇了师父李斌人生最精华的心智与情感，汇集成这部弥足珍贵的生命甘露，留作后人永远的财富，也定格了师父永远的生命与精神雕像。

师父的作品，主要分早期国内作品和晚年国外作品两个主要单元。相对而言，在国内时创作的作品，少之又少，而在国外创作的部分，则是他诗词的主体。早期国内的作品，因为时空与空间的原因，它们在整个上显现出诗人与叙事意象上的一种零距离。所以，这个时段的作品与生活，没有陌生化的间离，也没有情感上的疏离感，而且，这个时期的作品大多可以用直抒胸臆来概括，也分明带着明显的青春烙印。比如在《忆江南九首》里，诗人与同窗毕业之后，一路西行，“挥干操戈共战场”、“骁男别将城市恋/天外更有天”、“洪涛逐吾心潮高/江风为余洗征尘”，诗情意趣可谓壮志凌云；然而到了穷乡僻壤的分乡小镇之后，“凭窗望，悠然见远山……/思家迢迢无归期……”，落寞思乡之情便油然而生。一方面，作为青春生命的诗人主体，情绪起伏、生命勃发的种种迹象让人一目了然；另一方面，我们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出，诗人情怀和诗词本身以及叙事对象几乎就是三位一体的，没有时间上的间离。而诗人对故园的角逐，也并非因为间离感而产生的，而是他本在故园的怀里，就已开始思念他的故乡。这种“还没分手就在思念”的情感，比那种间离之后的思念，无疑要强烈得多。如果我们把诗人情系故园的深情看成是一棵参天大树的话，那么此时诗人的思念之情，便是埋在他心房与灵魂里面的一颗爱的种子。

随着时间的推移与命运的成长，这颗种子在诗人1963年7月31日的作品《五绝·偶得》里渐渐发芽。“雨过山更近/云行天愈矮/鸟鸣争不休/涛声入楼来”。诗人置身一种看似世外的意境，但是非常显然，他的作品释放给人们的信息是一种近山、矮天、不休的鸟鸣和入楼的涛声。这些意象所隐喻的真相，分明是某种不确定的，并且不可言喻的不安与焦虑。可以说，诗人藉此以冥冥之中的直觉智慧，为我们当时的祖国抽了一个诗签，卜了一记卦相，而且他的诗签卦相，又是那么精准地预见了他和他的民族即将承负的未来。而且也正是诗人预兆中的祖国被扭曲的命运，反过来成了诗人后来与那段时间相匹配的创作局限。那个时代所形成的共同审美意趣与时代词汇，同样像露水一般随着灵感附着在诗人为数不多的几首诗作里面，比如“红梅傲霜报春还/百花放/气象更万千……/万山红遍无尽头” （1966年2月7日的《十六字令三首·答友人徐寒秋》）；比如“日丽风和勤耕耘……/瞻望未来美似锦”（1969年《七律·勖泳渝磊夫二弟》）；比如“革命风浪任来去/红色花果遍田园”（1968年《七律·赠毕业生》）等。与众不同的是，诗人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把时代的红色和宏大主题的暴力痕迹隐匿在他的诗词之内，还把他的故园景象表现得那么完美无缺。但是，正是这种天衣无缝的审美帷幕与完美无缺，暴露了诗人内心的迷茫；如同在雪地里久了会得雪盲症，在无边无际的红色里久了，会得红盲症一样，诗人的迷失原由全部在此。对当代读者而言，也正是这种“迷失”起到了一种反讽效果。

我相信，即便如此，宏大与无限膨胀的时代语汇，一定让诗人丝毫不曾留恋过它们，而是让他从1977年4月9日的《七律·遥思》义无返顾地直接进入到出国后的创作时段——1997年5月5日的《五古二首·问与答》。在这两个时间点之间，竟然有着长达20年的时间空白。也就是说，诗人有20年时间没有写作。从有关绍介里得知，在这段时间里，诗人先后得以“解放”回城任教，然后于1991年移民美国，开始长达12年的美国打国生涯。其间，直到1997年他才重新拿起笔。而中国这段时间的八、九十年代，应该是文学和各种思潮极其活跃的时期。诗人在这时间段里选择了沉默，我想他一定是在做着比写诗更有意义的事情。

应该说，从1997年始，诗人的创作进入了他的黄金鼎盛时期。而一直埋藏在他心底的故园，也才真真切切与他有了间离感。艺术情愫、审美发酵与陌生化写作，在诗人这里第一次找了落脚点与支撑点。诗人百感交集的情绪通过它们过滤、沉淀、升腾、精华，一都显得那么从容镇定，但是触及之后，又是那么令人切肤之痛。按照中国人的习俗，1997年正是师父迫近花甲的年纪。人虽未年老，却未尝不有根深蒂固的文化心态。身处异域，自然先是身体不适，接着是生活不适，而后是文化不适。不适之后便是故土情愫的泛滥。作为诗人，这种泛滥所包含的文化意义与生命追问，会比常人要多得多。因此，在“气蒸如火烤……/疾首苍天问/何时踏返程”（1997年《五古二首·问与答》）、“常和农友话桑麻/窘困落寞皆无奈/聊不姿态作潇洒”（2001年《七古五首·回首》）等诗句中，诗人潜意识里的文化追问自然就以一种草灰蛇现的姿态呈现出来。

然而，进入新世纪之后，诗人本性上的乐观与豁达掩盖了这些追问。顺便说一句，乐观与豁达是那个时代赋予诗人那代人所特殊的生存与生命秉赋，如同赫婿黎在《美丽新世界》里所创造的“人”一样，是环境给予他们天生的秉赋。因此，诗人的作品并没一直沿着思乡之情所带来的困扰深入下去，而是以一种明媚阳光式的文字矩阵，走进了一种异国他乡的花红草绿和春花秋月。诗句“童侪夜扮妖魔样/四处牟糖笑语频” （《七律·万圣节》），描摹的正是诗人眼中风情万种的异国风情，“寥寥数十朵/艳艳第一回/漫道桃花运/桃红春即来”（《五律·桃花开》），抒发的正是诗人在新春里内心的喜悦；“凌波桥上过/立转赴册行……/优哉赏美景”（《五律·游山观水》）、“沉醉云霞绮/夕阳返照程”展示的，正是诗人尽情忘我、陶醉山水的心灵镜像。而且，他的这类诗多达百余首，构成了诗人诗词创作的海量主体。

事物总是有欲盖弥彰的特性。在这个时期，一旦波涉到相关题材时，诗人的离情感伤就会酣畅淋漓地来上一把，像是洪水找到了大堤的溃口。比如《七绝·中秋月》之“中秋不亮秋分月/撩乱离人眷念情/举首冥思低首泪/前尘缕向梦中萦”，诗人以无月写深情，以泪水和前尘旧梦写心迹热爱，可谓手起刀落，干净利落，一切跃然于眼前。比如《七绝·孤鸦》之“瘦影孤鸿掠顶过/旋投远树没烟霞”，以孤鸦旋没，烟霞苍茫，尽现了诗人的落寞心境。但是诗人以难得的理性，同样没有让自己的笔触沉醉于此，而是将这些情绪，很快转寄到对童年的回忆事象上，藉此以轻松愉悦的心情，以另外一种方式表达他对故园的思念怀念之情。比如《七绝·捞青棉》、《五排·割牛草》、《七绝·夏日戏水》、《七绝·初夏向晚》等，都这方面的佳作。这说明，诗人在诗词创作中，不乏理性构思与创意的介入。这与很多创作赋闲诗词的同人比起来，有着很大的区别。

随着时间的后移，隐藏、掩盖、转嫁等创作手法抵挡不住诗人的日益浓重离情，诗人的话题也就更多地集中到故园、旧事、中秋月和年节上面。如同叙述一个生动的故事一样，诗人这时关于心灵与故园的角逐，不知不觉进入到激越澎湃的境地。而个中最为直抒胸臆的，要属那首“极目海天鸥鹭飞/客心逐舸故园归/亲人若得真相见/更怕别时凄泪挥”（《七绝·望乡》）了。诗人在自己的心田里，作了一次实实在在、真真切切的虚拟回归。可是，即便是这种假想里，诗人依然没法回避既定的、震憾心魂的离愁——“相见时难别亦难”。而在“旧国天涯多旧雨/新邦咫尺少新知/”（《七绝·恋旧》）、“一叶知秋万木愁/风雕碧树绿堪留”（《七绝·秋思》）以及“日暮孑身栖铁塔/岂知你也有苍凉”（《七绝·悯鹰》）等诗句里，诗人几乎是重复过往写过无数次的意象，寄情于旧雨、秋叶、老树、孤鹰，对故园表达出极度的眷恋情思。

读到这儿，我不禁会掩卷沉思，两眼湿润。之后我会在心里又一遍又一遍问自己，作为一位知识分子，作为一位中国到骨子里的老人，诗人通篇所呈现的故园情怀，其意义指向究竟是什么呢？是游子的魂断肠，还是离人的思乡切，还是亲友的离情伤？良久，我才想明白：诗人这种故园情怀显然更应该是——身处异邦对故土最深沉的文化感伤。而生长这种感伤的土壤，就是一名文化中国人的生命与价值归宿——爱人、爱家、爱国。

                                                                 杜鸿

                                                      辛卯年十一月初十日于中国宜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