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次地震那样海量的报道中，可惜专家的声音所占概率很小。但如果作对比，我真觉得，与专家的声音比较，我们自己自以为是的声音真显贫瘠。专家之强大，就因他们所占据的知识背景。

   朱文轶这次采访了灾后安置规划总规划师吴志强，吴志强也是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院长。吴志强认为，这次造成大面积房屋倒塌、人员数量较大伤亡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农村与乡镇房屋建筑没有规划而乱盖乱建，没有建筑质量与安全检察标准。他说，不能简单将房屋倒塌归结于贫穷，大量情况是农民在建房时没有安全意识，农村也没有安全监察机制。不仅地形选择，房屋构建都没有科学的管理，农民没有将安全放在首位，钱都放在贴瓷砖这种装饰上去了。

   他的观点使我联想：这种居住安全的意识要是不能根本建立，现在盲目鼓励农民们自救，抓紧时间重建家园，我们在电视上看到，还是在鼓励农民“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那种简单以砖垒成的房子，再碰上强震，还是会被震塌。这也会构成第二次伤害。

   史培军先生是著名的灾害风险研究专家，第20期周刊，吴琪有一篇近万字对他的专访，我以为对这次抗震救灾的思考非常深入。他在5月13日凌晨两点就分析出了这次地震的基本数据，估计死亡人数将达到5万—10万人，严重受灾面积15万平方公里，受灾人口仅四川省就将达到2000万。

   在回溯讨论这次救灾部署时，史先生认为，自救与他救的关系是一门学问，他不赞成大批人员没计划地进入灾区，还认为没必要把所有灾民都往外转移。现在这种后期的问题已经显现出来——救援人口增加了供给难度，而灾民的集中也减弱了自救的力量。

   史先生认为，应该根据地震烈度来科学地部署人口转移与安置，这次地震，处于最高等级9度以上的人口是22万，他提出一个“救灾教育移民”的思路——让各地高校吸收其中参加高考的孩子，将有技能的劳力转换成工业人口，国家就只需救济剩下的老弱病残。8度地区涉及250万人口，其中一类房屋加固后还能住，一类只能放弃；7度区内涉及777万人，70%—80%的房子加固后还能居住。这样就把灾区庞大

   大地震已经发生三周，真有一种一切秩序都被破坏的感觉。先是那种面对无数无辜在瞬间逝去，情感上的崩溃；随后，当我们的日常生活与灾区人们的生活形成鲜明对比，会从价值观中产生一种更深刻、无所适从的崩溃。灾区采访回来的记者，说到最深入的感受，就是这样的崩溃。上周出版的一期周刊，李菁有一篇采访北川一个老师的口述，标题是《地裂缝了，人与人之间的缝合上了》。我觉到的却是，面对这次那样真实展示的灾难，使每一个具体个人的生活，都无法回避那样逼人的残酷。这残酷在——你的真实生活与他们的真实生活形成了不该形成的对比，除非你将自己与这场灾难彻底隔绝开来。

   只要你的血是热的，也许就会感到，原来似乎很坚实的社会通行的同胞之间的关系，突然都变成了很残酷的对你自身的追问——于是，一时无法再循着原有生活轨迹，那样心安理得地享有生活的馈赠了。从这个意义，可以说，大家都被这场大地震所伤害。我不知道，城里的餐饮、酒吧的生意是否因此受影响，但我相信，那么多人捐了款，献了血，心态仍不能平静，于是只能赶往灾区，成为志愿者。成了

   第二批我们的文字加摄影记者共8人，想记录各路志愿者对灾区受伤害的关怀，尤其是针对被伤害的孩子们。刚开始想聚焦在孩子，后来想扩大到家园——家园残破了，如何得以慰籍与重建。这次四位女将基本都从孩子们的记录出发。李菁记录了一个孤儿与一对在地震中伤残的小学生的故事；马戎戎跟踪在一个寺庙里生下的婴儿；贾冬婷跟踪聚源中学一个失去了好友的孩子；葛维缨记录一个乡村老师与他带出的35个孩子的安置。男记者魏一平跟踪了一个村几个在地震中生还的好伙伴。在北京，陈超通过对救助中心的采访，认为孤儿领养，应为孤儿选择合适的家，因为孤儿心理呵护最需慎重。我们这一期，希望多一些在残酷的灾难已发生后的温情。死者已逝去，家园已残破，但幸存者还要活下去，生活还要继续。

   温情与温暖，我以为是两个概念。家已残破，生离死别，如何有温暖可言？我们能表达的实际只是一种无力，温情可能也是虚伪，但不给温情又怎么办呢？但分寸是很难把握的，虚饰阳光下的灿烂与让他们凝注在那悲惨中，可能都是残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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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正在努力编辑《三联生活周刊》第二本“抗震救灾”专刊。第一本专刊面市后，有读者认为，缺憾在少了对这次大地震应该深入的反思。也就是说，能超越这场灾难去深入追问一些更深刻的问题，比如建筑质量，这场大地震与过度开发的关系，大地震中贫富受伤害的不均等等。因周刊未涉及这些深入，有读者就感到缺失了立场与尖锐性。

   而在我看，即使今天，大地震发生快两周后，这种反思也太过居高临下地冷静。6万多人死亡，许多遗体还未得安息；两万多人失踪，很多人还在心碎地寻找亲人；一千多万灾区人的吃喝拉撒等日常生活需要安置；全国13亿人面对这场残酷的灾害，已经面对了近两周的苦痛与眼泪，从某种意义也已成为这场大地震广义的心灵伤害者。这样的时候，我以为，媒体不能扮演居高临下冷静旁观深思的角色，我由此以为，重要的仍是我们这个编辑部，每一个体对灾区的体温。

   那里是我们的同胞，现在最急切是对他们的救助，新闻应成为救助的一部分。他们现在最需要什么？一个个破碎的家，在烈日与风雨

   这一周的抗震救灾报道终于呈现给了读者，外地读者因运输的周期，可能还见不到刊物。如急于想读到，可电告我们的读者服务部，电话是（010）84050427，84681045，84681046。我们周末也有值班，可以办理特快专递。

   这本刊物上，表面只在导言《汶川不会消失》中有李鸿谷的名字，但他负责了整个具体的组织。我抓整个流程的落实，他负责具体与记者联络。他一方面要保证按时发稿，向我交差，另一方面又要面对前方记者各种各样具体的困难与压力。他对我说，他天天晚上睡不着觉。这期专刊出来后，他自己心理上又充满自责。昨晚我们欢迎第一批去灾区回来的记者，他就不断说，他做得最不够是，在情感上与记者的交流，他说他为报道的落实，显得过于冷酷。人的情感与新闻职责，这总是一对矛盾。前方记者是很无助，但稿子要完成，刊物要出来，完成不了稿子不仅对不起读者，也对不起灾区同胞。我明白他内心的煎熬，在我眼里，他还是个热血青年。

   某种意义，社会部的记者要承担更大的新闻突破的压力，我很欣赏李鸿

   我们全本打通的抗震救灾专刊今天开始在北京上市，全国各大城市因昨天才通过北京、上海、深圳三地的分印厂发货，所以会陆续上市。我们的声音来晚了，在此向广大读者与灾区人民致以深深的歉意。

   这本刊物我们撤销了所有栏目，也适当撤销了广告。其中成都半山卫城的广告，我是在印刷打样时才看到，它感谢全国、世界各地对震区的援助，最后一页是“大爱不言，大恩不谢”，是广告中感人者。我要是早些知道，大约就将它调到前边去了。

   这本刊物凝聚的是周刊全体的心血。虽然我们的队伍中，只有7个文字记者、3个摄影记者去了震区，但留在北京的大家都惦记着前方，编辑部的策划每天都在讨论选题方向调整，还一些记者在北京采访后方的救援，一些给前方提供支持。图片编辑、美术编辑一直在紧张的工作状态。没有一个团队的齐心合力，这本刊物的质量是不能保证的。我们是一个无法拆散的整体。

   任何一个单位都有分工。我总说，编辑部是整个刊物的发动

   这次汶川大地震，应该说，媒体的信息传输能力达到了空前未有。在贡献方面，首先是电视，然后是互联网，报刊的能力在电视与互联网的强势面前，真是显得薄弱。

   震后这一周多，我一直在通过电视与互联网牵挂灾区。24小时新闻滚动播出，央视实际出动了100多记者，奇怪的是为什么传输回来的报道重复率还那么高？大约是精选的缘故。好在还有四川台与重庆台的24小时滚动可选择。在我看，当全国人民每时每刻都在牵挂灾区的时候，信息量的需求还是第一位的。先求信息量，再求信息质量。互联网，比如新浪博客的许多个体记录，为这种信息丰富提供了平台。个体所提供的信息，我以为还是不够丰富。

   如果将电视与新华社发布的信息、各地媒体自己去采集的信息，再加上网络提供的个体信息累计，这次最可喜就是向全国人民供应了足够的信息量。那么，为什么我们在具体面对信息时，还是感觉信息重复率高，更新速度不够呢？我想，可能原因是媒体报道技术，也就是选择报道角度的方法不多所致。这种方法或手段不够，可能

   这一期刊物在编辑中，我一直感到心慌。因为我们决定取消所有栏目，在办刊史上第一次整本120多页内容全部打通都面向汶川。说实在，我的心慌，一是因为前方记者能否支撑这么多有质量的内容；二是担心他们即使有了足够充分的采访，也可能因为通讯问题，难以正常发稿。因为起先一直没有吴琪她们的消息，后来一直没有摄影记者蔡小川的消息。而朱文轶本来计划道路修通周五到汶川，结果道路又重新中断，周六才到汶川。

   直到周日下午，没有一篇稿子。第一篇发给我稿子的是袁越，晚上8点多，8千多字。他一路自己坎坷，闯到北川，晚上去参与了救援，目睹了两个救出的生存者，在努力救出后还是死亡的悲伤。之后一直在焦急地等稿，我不敢去催这些本来已经艰难与沉浸在心灵折磨中的记者们。到12点，只能先睡，睡不着——记者们不可能理解我的焦虑，那是一种无法踏实的忐忑不安。

   吃了安眠药勉强入睡，早晨5点自己醒了，打开信箱，只有蔡伟发回的一篇稿子，他采访了几位读者服务部提供的读者，所幸都安全。还有尚

   作为周刊第一批到灾区的记者，朱文轶与王恺兵分两路，王恺周二当天赶往北川，朱文轶赶往都江堰。在都江堰完成采访后，他走了一条最长的路线，走雅安、泸定、马尔康到理县再到汶川。周五我们以为道路打通了，但刚通的道路又重新诸塞，他被堵在路上，昨天才到达汶川。他太太怀着身孕，正等待他照顾，在随时可能发生塌方的路上，随时都有危险。生命确实比新闻重要多了。但如果没有记者这样忘我去投入，我们可能就会少了很多现场感人的记录。记者担负着记录历史的职责。

   摄影记者蔡小川在南京采访中调往灾区，本是周三早上第一班飞机飞重庆，因飞机征用，他周三晚才赶到灾区。因与文字记者联系不上，他只身一人去映秀镇，从周五开始我们一直与他联系不上，焦急万分。直到今天下午，邹俊武告诉了我好消息——他安全出了映秀镇。

   在我看，这次忘我地投入震区的英雄们，也包括我这些冒着生命危险到第一线的同事们。吴琪与李翊两个弱女子，跟着第一批救援部队步行进映秀镇；李伟全程跟着一支救援队风餐露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