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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忆:我们以谁的名义(1)

(2016-09-18 18:2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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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分类: 我的八十年代


 王安忆第一篇给我印象深刻的小说是《雨,沙沙沙》,发表在1980年《北京文艺》上。在1980年的语境中,它干净,单纯,清新,秀气,就写一个未谙世事的女孩雯雯在一个雨夜的向往。不是在深深的雨巷,就在飘着细密雨点的马路上,故事非常简单——她犹豫不决地退了两步,就有意错过了末班车,内心在等待曾在雨中带她回家的那一位。她走在雨中,那个他最终并没有出现,但王安忆只用雨中橙黄色的灯光一个意境,就娓娓完成了感人的叙述——那个雨夜,坐在一个陌生男人的自行车后座上,沐浴在一个橙黄色温存的世界里,她就觉得一切戒备都是多余的。这个雨夜,他无需再出现,她走在橙黄色温存的回顾中,就像走在梦里。有了梦,才有了生活的美好。

记得我被这篇简单的小说感动后不久,就贸然给王安忆写信了。那时她在《儿童时代》当编辑,我知道她是茹志鹃的女儿。茹志鹃的小说《百合花》给我的印象太深了:那个小战士枪管里插着的野菊花,那床新媳妇献出的枣红色白百合花的被子。曾经在山里拖毛竹的农村小战士当然不会有往枪筒里插花的趣味,乡村小媳妇也不会懂白百合花的雅致,但七十年代,在北大荒烧得暖烘烘的土炕上,《百合花》的情调就曾那么强烈地感染着我们。也许是那个缺少色调时代的渴求使然吧。我至今记得那个新媳妇一针针默默给死去的小战士缝好衣服的细节,至今都不觉得情节或意境的人为。那是因为茹志鹃叙述的氛围是真实的,黄菊花、白百合花,在那个年代,也是梦吧。下乡时还读过茹志鹃的《高高的白杨树》,写“我”与一位沉默寡言的大姐在战争中的感情,战后去大姐家乡寻找,找到的是一位同名同姓,热情洋溢在养兔中的姑娘。情节毫无引人处,挺拔的高高白杨树的意象却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以致我对这种树也有了某种情感。我以为,茹志鹃深深影响王安忆的,不仅是百合花、白杨树这样的诗意结构,还有在淡淡细密叙述中蕴涵的那种味道。我喜欢她的小说,就从这味道始。女儿的叙述细腻度高于母亲。

我向王安忆约稿,她很快寄了我《庸常之辈》,写街道作坊里,下乡回城的,一个只本分地守着自己一方卑微天地的普通女工何芬。她认清小户人家只能配小户人家,于是男朋友与她一样没地位,没房子;将自家厨房改作新房,也要反复求房管所去贴冷脸。她不会吵闹,甘于勤勤恳恳、默默无闻,于是每天都分配做吃力、指标又高的活。但她又立志活得不让人瞧不起,她一点点积累自己的嫁妆,要让自己不差于别人,就要付出比别人更多的辛苦。王安忆写她在意自己的婚礼,是因为,“也许一辈子就只有这么一个机会,以她为中心,为主角”,而在别人的生活中,成为中心的可能就太多了。在上海弄堂里,要面子的女孩当然很多。但像这样,尽自己本份,实实仔仔守护自己自尊的,自然不多。结尾,王安忆写她,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打发走了疲劳的一天”,熟睡了。她“在这个世界上,只占了个很小很小的位置”,是“庸常之辈”。但认真占好这小小的位置,其实又闪烁着暖暖的光芒。王安忆刚起步就是这样:甘居一隅,静静的,在一个并不宽敞的空间里,以细细的笔触,淡淡的情调,写一点小女子身上的触动人处,在不大的格局中寻找一种充盈。

《小院琐记》是她刚起步时写得最好的一个短篇。小院是歌舞团宿舍。同是知青身份,舞蹈队的李秀文,因漂亮而嫁给文化局长的儿子,就住上了小院里最大的房子,有了优裕的生活。但优裕是否优越呢?小院里贫困代表老姜夫妇,就天天为五角钱吵架,安逸的生活毕竟令人向往。有意味是,安忆以叙述者桑桑的视角接近李秀文,以最大、最富丽的房子对比厕所边最小的房子,是为了以李秀文对比在团里默默无闻、像“泥土一样”的小木工。王安忆要表达两种不同选择的不同价值,而她又不以精神简单对立物质,这就构成了叙述者桑桑情感的复杂性。小说中的亮点是,桑桑看到小木匠夫妇拥有的财富——箱子里珍藏的好几包“两地书”,启蒙了她自己的价值观。其中最珍贵一包是在一个集体户里,两人的通信。我不知道这些“两地书”是不是安忆自己的。王安忆下乡两年就考进了徐州文工团(后改为歌舞团),我原以为她吹长笛,后来才知道,她是先拉手风琴,后改拉大提琴。“两地书”在那个年代,确是很多文学青年爱情的寄托。1976年我在朝内大街166号人民文学出版招待所改稿,浙江金华有一位胡姓作者,是中学老师,就曾津津有味说他们学校某老师的热恋通信,装订成三大卷“两地书”,第一卷名《相识》,第二卷名《缠绵》,最后一卷是《婚后生活》。

王安忆的第一个中篇小说,应该是1981年发表在《上海文学》上的《本次列车终点》。“本次列车终点”,应该是当时所有上海知青的一种共鸣。回上海,似乎都是清早?过了苏州,那种欢悦似乎都会使呼吸变得急促。随着上海越来越近,所有车窗玻璃都被拉开,人人都趴在窗口,享受着久违的家乡的风的沐浴。过了真如,列车骄傲地在轨道间缓行,所有人似乎都会冲着回到的上海喊两声,这就是“终点”。而离别呢?似乎都是夜晚,车缓缓驶过“旱桥”,大家都是默默望着窗外,眼看着上海的灯光一点点被甩向远去,车窗外展开无边的黑暗……。小说开头,王安忆的描写,接站喜悦地跟着火车跑,离别悲伤地追着火车跑的情景,在我们心里,都是软软的共忆。

终于回来了。在农村日思夜想,上海是美好的象征,思念的寄附,是理想。但真回了上海,又觉得这里其实已经不属于自己了——陈信顶替母亲上班,是占了本属于弟弟的位置;与弟弟共睡一张床,是占了本属于弟弟的空间。而哥嫂更担心,他一旦结婚,就要侵占他们的空间。原来的美好思念一旦变成现实,却被残酷意识到,上海的“鸽笼”、“口琴格”里,你原已没有了位置。这空间你本已经让出了的,现在你却要收回来,给大家都倍添烦恼。这大约是多数回城知青,刚回城共同感觉的悲哀——原来的思念虽然熬人,毕竟温馨;到了“终点”,思念没有了,只有悲凉。那时候,每个城市,每户人家几乎都是三代同堂,拥挤在人均几平方米的空间里。没有住处,没有工作岗位,曾经的艰辛没人认可,到处是嫌弃、鄙夷的目光。下乡前拥挤在一起暖融融的记忆,现在都变成赤裸裸的刺痛。王安忆以这样的角度开始她的知青叙述,自此开始她的知青社会身份思考。实际上,无论雯雯、何芬、桑桑还是陈信,王安忆关心的,都是他们与现实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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