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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聚焦下的“北戴河疗养”很不真实
曹 林
在舆论关注下，“开胸验肺”事件的主角张海超终于获得赔偿并得到了救治，但他曾经的工友们就没有那么幸运了，正重复着当年张海超悲壮的维权苦旅。侯新现、李振国等6名张海超曾经的工友被河南省职业病防治所鉴定为尘肺，而厂方却拒绝赔偿，社保局也拒付保险金。社保局把他们推到劳动局做工伤认定，而劳动局一直未给结果。企业老板强硬地称：你就是死了，我也不给你钱。（12月4日《第一财经日报》）
你就是死了，我也不给你钱——这嚣张的回应，明明是逼着张海超的工友们也要以自残的开胸验肺去寻求自我拯救。作为张海超的工友，与新闻主角靠得很近，都没有沾到张海超的光而获得公正的补偿和应得的救治，可想而知那舆论视野之外的大多数会是怎样的命运。
联想到张海超受到舆论关注后的境况，这一幕格外让人觉得寒心。张海超悲壮的开胸验肺引起举国舆论的关注后，媒体的聚光灯下，他获得了高规格的、超越他预期的拯救。领导高度重视下当事人受到了惩处，医院给了他无微不至的关怀，企业给了他高额的赔偿，许多医疗机构争相为其提供救助，前段时间他给记者发短信说自己手术很成功，正在
确实，又是设置了许多成立要件，又限定了许多情境，还有“防卫不得超越必要限度”这个陷于非理性情绪中的防卫者很难自控、很难拿捏的苛刻标准，法律在正当防卫上是很严苛。但这种严苛对一个社会维持正常的秩序是必须的，因为对正当防卫的理解事关人命，事关这个社会的秩序，甚至事关整个法律秩序。任何一丝不谨慎和小漏洞，都会对整个社会带来极大的危害。
正当防卫事关人命，针对的是一种非正常的法律状态。
在正常的法律状态下，法律绝不认同一个人可以杀死另外一个人，而是坚决地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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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像许多网友一样质问我：如果当你或你的家人遭遇那样肆无忌惮的暴力拆迁时，你能够理性地计算怎样才是“不超过防卫的限度”吗？如果邓玉娇是你的妻子或女儿，当她面临一个淫官亢奋的性侵犯而愤起反抗刺死淫官时，你会冷静地说这是防卫过当吗？
我见多了这样的让我设身处地的质问，当即回应他说：你口口声声要我站在邓的立场上看问题，可我们很多时候不能只站在某一个人的立场看问题，而要站在每一方考虑，你会尝试着站在邓贵大和他家人的立场上来看问题吗？朋友一愣，可能他从来没有这么想过，不过他回应说：如果非要让我站在邓贵大的家人立场上看，我一定以他为耻，一定羞于与他是一家人，一定会为他感到脸红。
我回答说：你这样说，其实还是站在邓玉娇一边，而不是尝试真正站到邓贵大家人一边。邓贵大家人绝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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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悼时评朋友乐毅先生的逝去
曹 林
昨天乘坐CA934回京，结束了三周的法国旅行。由于手机用的是神州行号，不能办国际漫游，三周来只能用老爸的手机与外界联系，不知有多少朋友的电话和短信没接着，很是抱歉。飞机一落地，就赶紧打开废弃三周的手机向家人报平安，迅速收到当天一堆短信（好像只保存近一两天的短信，其他的就接不着了）。有约晚上一起到三味书屋听吴稼祥讲座的，有约晚上活动和聚餐的，有约写评论的，新浪的师弟伟五一和师妹芬回老家办喜事去了，准备16日晚上请北京朋友吃饭，他知道我在巴黎，不过还是发了邀请的短信，可惜时间太紧也太累，赶不过去了。
一个陌生号码的短信，看后大吃一惊，心猛地一揪，继而泪流满面：曹先生，我弟弟乐毅于5月14日下午2时因急性肺炎引起的心肺衰竭而去世。曾蒙你多年的关照，不胜感激！乐泓敬上。
乐毅兄去世了，太突然的消息，流着泪看了几遍短信，确认了自己没有看错。前几天还在MSN上看到过乐兄，上周邮箱里还收到过他的稿件，一个月前还与他讨论过《中国不高兴》这本书所引起的民族主义的讨论，他说自己非常认同我对理性霸权的批评，并表达了对当下中国所谓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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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断我油就罚你款”后的势力范围意识
曹 林
安徽省萧县石油公司2004年与县政府采购中心签订协议，向萧县交警大队及其四个中队供油。然而自今年3月下旬起，交警大队停止支付加油费，石油公司按协议在8月初停止对交警大队供油。8月17日，该公司司机开着一部空油罐车从乡下返回县城时被萧县交警大队一交警拦下，并以“运载危险品闯禁区和无押运员”为由扣押车辆，称交付罚金8万元才能取走油罐车。（9月5日《新京报》）
很显然，该交警大队是在以“选择性执法”公报私愁，竟敢停我的油，不罚你还以为俺们是病猫。
说实话，看到这条石油公司被交警执法的新闻时，首先竟然有一丝快感。因为对石油公司向来没有什么好感，绝对的垄断绝对霸道，这些公司仗着垄断身份盛气凌人，动辄断这个民营公司的油停那个地方的油，动辄囤油制造油荒待涨不买，动辄找各种理由逼宫和涨价——仗着垄断那么横，断这个油断那个油，平民老百姓和民营企业拿你没办法，可当你断到手上有权力的老虎头上的时候，人家是有资本治你垄断大爷的：敢断我油！就找你碴儿罚你款。
一丝阴暗、不健康的快感后，是对手中握有权力的单位和人的畏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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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 林
一周以来，一则消息在河南省郑州市众多马路小摊贩之间广为传播：该市城管局已制定了路边摊“禁改限”的管理方案，政府将划出特定区域在特定时间内允许小贩摆摊经营。该局副局长张新兴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一概取缔摊贩既难以实现也不符实际，一来有市民传统生活习惯的需求，一来是弱势群体养家糊口的途径，把这些人唯一的生活来源禁了，他们靠什么生存？所以准备实施“禁改限”， 引入“市民听证”的民主征询程序设立摊点。（9月4日《中国青年报》）
在城管与摊贩冲突不断的语境中，如此考虑市民需求和体贴小摊贩的话从一个城管领导口中说出来，真让人无限感慨——说的多好啊，这些话比从一些时评家笔下写出来要厚重百倍，比时下流行的那种“城管小贩换位秀”深刻百倍。马路设摊“禁改限”意味着城管权力将会变小，可罚之款将会变少，执法经济将会萎缩和断奶，而管理者能站到被管理者利益立场看待对自身的限权，实在是一种可贵的权力美德。尤其是在不少地方管理者为了部门地盘利益不断创设、扩张和变现权力的情况下，尤显可贵。
更值得欣赏的是，禁改限方案和这位城管官员的话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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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也应从“断章取义”中反思自身表达
曹 林
广州市市长张广宁以敢言闻名舆论，常有许多言论引起相当大的舆论反响和公共讨论，不过这位张市长在近日接受媒体采访时抱怨：一些言论有意无意地曲解、放大我的原意，甚至对我的讲话断章取义。比如有人说“广州市长承诺要控制房价”、“广州市长劝市民不要买房”、“单位自建经济适用房是开历史倒车”等等，造成了外界的不少误解。张市长对这些被“断章取义”的言论进行了一一澄清，一一介绍了那些言论的语境。（8月30日《新快报》）
这已不是第一位官员抱怨媒体对自己断章取义，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早就用更激烈的语言指责过媒体断章取义“坑害”自己。平时有机会接触一些政府官员，他们也坦诚对媒体采访心理有抵制情绪，因为害怕媒体断章取义“挖坑”把自己推到舆论批评的峰尖浪口。某些媒体和评论者在这方面确实缺乏职业操守，不尊重官员言论的语境和本义，为了点击率、轰动性和方便批评刻意歪曲官员言论，制造出所谓的争议，在炒作中把官员把舆论火坑里推。从张市长的解释看，媒体“承诺要控制房价”、“劝市民不要买房”的报道确实违背了市长本意。
但站在公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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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协应放弃对垄断自宫的道德幻想
曹 林
这是一个让全国数亿消费者读来非常解恨的消息：向来很低调的中消协近日联合中国法学会召开推动电信资费改革论坛，会上数十专家再次“炮轰”现有电信资费制度，呼吁降低手机通讯资费，中消协也呼吁通过价格听证来帮助电信资费合理调整。主办方还特地请来了在京各家电信运营商，有专家发言时指着运营商称，由于电信资费问题，电信行业在消费者心里是个“不光彩的行业”。（8月29日《京华时报》）
又是炮轰，又是指着运营商鼻子骂——这对受电信盘剥之苦的消费者确实是够解恨的，可除了一时情绪上的解恨之外，电信运营商会把这些炮轰、建设和谴责当回事吗？说电信行业在消费者心中是“不光彩行业”，这等于对牛弹琴，如果有“不光彩意识”它就不是垄断行业了，狼是不会介意自己在羊眼中光不光彩的。专家炮轰更是毫不顶用，我印象这已经是今年以来第四五轮专家炮轰了，每次所起作用不过是帮大众发泄了一下情绪罢了。呼吁价格听证也只是浪费口水，且不说电信行业会不会接受呼吁，即使有价格听证了，你见过几个听证会后价格会降下来的。
很显然，这次炮轰电信资费上，中消协走的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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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 林
媒体前段时间曾报道过，河南信阳一个禁酒令半年就省出了4300万元，这个天文数字引起舆论的热议，我们某些官员可真能喝啊，酒是公家的，可胃和肝可是自己的啊！近日媒体的追踪报道从信阳禁酒中又追出了另一个数据，禁酒令一下酒厂降1/3销量：信阳官员好酒的习惯不仅浪费了纳税人的钱，还也红火了一些酒厂，信阳淮滨县产的金谷春光在信阳的销量一年就有一个多亿，该酒厂一经理介绍：在信阳去年同期的销量是6000万，而今年才刚刚4000万。（8月30日《广州日报》）
原来一直感觉“省下4300万元”是当地政府为炫耀禁酒效果和宣扬政绩而胡编或虚报的数据，现在看来信阳领导没有说谎，光一个酒厂就降2000万，加起来真会有4300万！
一个禁酒令就让一家酒厂销量降了三分之一，可见官员公务消费在“拉动消费”中的重要。不知道信阳这家酒厂减少了这么多销量，损失了那么多利润，会不会因此反对政府的禁酒令？我知道安徽芜湖就曾发生过商家抵制政府禁酒的事情，2004年12月中青报曾报道：芜湖市纪委、监察局等几个部门下发的“禁吃禁酒令”成功地止住了干部们的公款吃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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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 林
“2007绿色中国年度人物”评选在京启动。据组织者介绍说，今年的绿色人物评选，将紧扣社会热点事件和话题，那些保护水资源的环保卫士将是今年评选的主要褒奖对象。在去年的评选当中，由于众多网民投票，被指拍摄影视剧而破坏环境的陈凯歌、张纪中也入选提名。对此相关官员表示，这说明公众对绿色中国年度人物评选的关注度在加大，今年在公示候选人时，那些破坏环境的反面提名人也将公示。（9月3日《新京报》）
不仅褒奖那些为环保作出贡献的人，也公示那些破坏环境的反面提名人——非常赞赏主办方这一行为，不仅是尊重网民的提名权和顺应民意，更在传播这样一种理念：为宏扬某种道德和凝聚某种价值，不仅要有评优的正面激励，褒奖那些实践着这些公益精神的道德楷模和模范典型。也要有“评负”的反面激励，鞭挞那些违反公共道德的反面典型，以“评负”把这些人永远钉在舆论耻辱柱上，从而使社会保持一种耻感。在某种程度上，这种评负产生的环保精神整合力和示范力，要比单纯的评优高很多；对一个陈凯歌的反面公示，要比树立一万个环保楷模要有效得多，会让社会学习到更多的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