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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游戏》----<时政版《货币战争》，每个中国人都能看懂的世界政治和经济>
一本书偷窥世界 一本书看透中国
时政版《货币战争》
每个中国人都能看懂的世界政治和经济
大国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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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当然中国在经历了4百年的分裂之后，重新在隋朝得到统一，冯太后的同化运动是一个主要因素，但就不是唯一的因素。
在中国处于五胡乱华的同时，西方的罗马帝国同时经历了来自北方的蛮族，日耳曼人、匈人、哥特人和斯拉夫人等等的入侵。考虑到整个欧亚大陆的游牧民族的南移，大概是因为地球在那个时期变冷，导致北方游牧民族的生存困难而形成大规模迁移。
因此有许多学者对汉朝和西罗马帝国，在差不多接近的时间，同时崩溃，而中国后来可以再次统一，但是西方则永远陷入分裂，做了不少研究。
汉朝的正式结束，是在公元220年，当魏文帝曹丕废了汉献帝刘协，开创了魏国。但是汉朝的实际终结，应该发生在公元189年，当董卓废掉了汉少帝刘辩。从这一年开始，直到400百年之后的公元589年，隋朝的文帝杨坚灭了南陈，以“玉树后庭花”而名扬千古的陈后主投降，中国重新统一。
其实在这个中间，中国非常短暂的统一了一下，就是在公元265年，西晋的晋武帝司马炎萧规曹随，用曹丕的旧路子抢了曹魏的皇位，然后在公元280年，灭了东吴。这个统一，因为后来西晋的八王之乱，导致了政治次序的紊乱。在长城内定居的匈奴族首先发难，在公元316年，攻破长安，历史上称之为永嘉之乱。因此统一的时间，就是36年，之后的分裂是280年。
而就在中国的匈奴造反的时候，另一只被称作Huns的匈人，出现在顿河流域。虽然一种假设，就是这只匈人其实就是当年东汉窦宪于永元1年-3年（公元89年-91年），所击溃的北匈奴残部，但并没有考古和历史文献可以证实。
出现在欧洲的匈人在公元375年时，征服了东哥特人，并驱赶西哥特人过多瑙河，而进入罗马帝国境内。哥特人，其实就是日耳曼蛮族，对罗马帝国造成极大的冲击，并于公元378年的亚德里亚堡之战中，全歼了罗马军队。
西哥特在公元410年的第三次围攻罗马城的时候，不是前两次那样，拿了赎金就退兵，而是洗劫了这个罗马的政治中心。从此后，扶持的傀儡皇帝，就像汉朝的献帝那样成了摆设，日耳曼蛮族的各个部落在罗马旧地不断鲸吞蚕食，建立一系列蛮族的国家。最终在公元476年，年仅6岁的西罗马末代皇帝罗慕洛被废，西罗马帝国寿终正寝。
而在这个时候，中国的北方正好是北魏兴起，孝文帝在公元471年登基。
因此大家第一个感兴趣的是，中国的汉朝和西方的罗马帝国，在崩溃上面有什么相同之处。首先是1788年，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在他的著作《罗马帝国衰亡史》中提出，罗马人和中国人的文明导致的纤弱，无法抵挡野蛮人的杀气。
后来的各种研究，更关注于这两个帝国的体制上的缺陷。从经济角度上来看，就是这两个帝国同样出现门阀特权家族对土地的大量兼并，和罗马的奴隶体制和中国的流民，都导致了帝国的财政出现问题。从文化角度上来看，帝国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受到了宗教的冲击，在罗马帝国，就是基督教变成国教之后，对罗马皇权的影响。而在中国，就是佛教的兴起，以及试图和外来佛教竞争的中国本土宗教道教盛行，同样削弱了政府对社会的操控力。
在军事上，两个帝国都犯了同样的致命的错误，就是允许了让游牧的各蛮族在自己的帝国境内居住，而且还依赖于招募这些族人来防守自己的边界。当然前面说到的经济上的问题，就使两个帝国的财政状况比较窘迫，因此无法负担积极的防御政策，依赖于外交上的手段和敌人妥协。在这种情况下，倒台只是迟早的时间问题，那么一旦内部有自己内乱的因子，就一下子变成覆水难收了。
一旦中央政府消失，西欧和中国同时经历了黑暗年代。两个帝国都是一半在混乱中，令一半试图保持住文明的辉煌。在罗马帝国，西罗马地界自然是蛮族们的乐园，而拜占庭的东罗马帝国，则试图传承罗马的文明，直到15世纪中叶，被另一个蛮族奥斯曼突厥灭亡。
而中国，则是靠汉族人的衣冠南渡，以南朝的东晋和后来的宋齐梁陈的方式，来延续文化的传承。
东西方历史的相似性，就到此为止了。因为中国在大混乱之后，最终又回归了统一。而在这次之后的历史上，唐代之后的分裂没有超过50年，而在清朝灭亡的1911年后的分裂，也是在短短的38年后的人民共和国的建立，重新统一。
为啥中国做到了，欧洲做不到？不光当年做不到，现在里斯本条约算是欧盟27国全部通过了，但是离一个真正的政治统一的国家，还早着呢。
对中国可以重新统一的原因，大家的观点比较一致，就是中国的体制比罗马帝国要强太多。中国的民族认同和文化统一比罗马帝国要强大，包括中国特有的汉字系统，可以做到既保持书同文的统一性，又照顾到言语不同的地域复杂性。
当然从地缘因素来讲，中国的地形比较清晰，中间没有主要的地理阻隔，比如像欧洲的阿尔卑斯山那样。想象一下，如果中国的中部不是几条容易跨越的江河，而是像喜马拉雅山那样，估计统一国家，就没有那么容易了。
在政治制度上，中国的源于天意（其实就是民意）的王权概念，要求领导人的公正和符合道德的政治理想，以及通过知识分子的官僚系统来管理，都比罗马帝国的私人皇权的公正执法要吸引人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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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当然俺们中国人中的一部分，大概也有几千万吧，就选择了直线救国的方式，那就是“打得日本强盗回老家”的又土又笨的法子。
这个法子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文化中，一个从来没有被重视，在历史上没有出现的现象产生了，那就是中国人的民族主义诞生了。
如果你听一首《义勇军进行曲》，就是俺们人民共和国的国歌，你听到的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是这个民族的存亡变成了一个大家关注的问题。不是中华文化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因为很明显，人家日本人说，俺们也是中华文化。
这样的歌儿估计在五胡乱华的时候，是听不到的。那时候，大家听到的更多是“汉儿尽作胡儿语，却向城头骂汉人”。在金兵破汴梁、蒙古下襄阳和满清屠扬州的时候，这样的歌儿也是听不到的。
在古代的中国，大家信奉的是文化主义，而不是民族主义。就是说，汉文化代表的是一个教化的文明，周边的其他民族，不论你是东夷、西戎、南蛮，还是北狄，都是没有文化的野蛮人。因此种族上和人种上，是没有歧视成分，可是问题是在文化上，因为你落后，和俺不一样，就是没有文化。
因此有文化的中原人对周边的没有文化的各种民族，颇有一些自得和自傲的。这就产生了远古中国人，天下以俺为中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世界观。在这个世界观里，华夷之分是很清楚的。
当年的孔子，对提倡尊王攘夷的管仲，曾经说到“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也”。孔子的意思，就是没有管仲在齐恒公那里，尊周天子以武林盟主的身份号令诸侯，来抵御蛮夷，那华夏文明当不存在，连自己也不能在束发结冠，无法穿俺的传统华夏之服饰，而要披头散发，穿蛮夷们的袄子了。
当然形式比人强，当年管仲要攘的夷的主角，就是在荆汉之地的楚国，成天价要北上中原。经历过N次的失败和奋斗，人家楚庄王终于变成了武林的盟主。看起来好像是无间道一样，本来要剿灭魔教的正教联盟，最后不得不接受剿灭的对象，成了老大。
楚国这个华夏族的身份认定，是靠军事实力打出来的，因此人家楚庄王在路过周天子的地盘时候，就很用心的问了一下，代表周天子的权柄的鼎，有多重。
这就开启了后来所说的华夏教化论，就是蛮夷居于中国，接受文化，就成了华夏的一分子。而华夏如果仿效蛮夷的生活，那么就退化，从文明人退步为野蛮人了。
这个口子一开，自然就给了想征服中原地区的其他民族一个很好用的理论基础。其中一个方法，就是走楚国的老路子，那就是俺的祖宗，如何如何就和黄帝扯上了亲戚了。
当然有的亲戚关系还是比较硬，比如说匈奴的刘渊，是历史上在中原地区建立的第一个非汉族的国家。从文化上来说，刘渊算是彻底汉化，号称是冒顿单于的后代，但家族的祖庙里拜祭的是汉高祖刘邦、汉武帝刘彻和汉光武帝刘秀。而从血缘关系来说，人家确实是实打实的汉朝皇家的亲戚，比当时的西晋皇室司马家，要更接近汉朝正朔，也比当年俄罗斯大公伊凡四世的侄女婿身份而自称沙皇要合法得多。
从此每个入主中原的外族，都带有明显的汉化特征。在五胡乱华时期，出现在北方的16国，不论是汉族建立的前凉和西凉，还是匈奴族的后汉、前赵、北凉和胡夏，氐族的成汉、前秦和后凉，羯族的后赵，鲜卑族的前燕、后燕、西秦、南凉和南燕，以及羌族的后秦，高句丽族的北燕，其管辖的民众是胡汉都有，采取的制度也是双轨并行的一国两制。
由于民族、种族、文化、法律、典章和风俗都不同，这个时期的民族冲突和融合并存。虽然很多其他民族已经在中原地区扎下了根几代人，不少族群是在三国时期，就定居中原，但这个融合过程中，仍然充满了不少血腥的屠杀和破坏。
这种文化融合的困难，可以称作内部殖民化，因此造成数百年的乱局。这种情形在当今世界也有现实意义，就是在欧洲出现的穆斯林群体，和美国出现的拉美裔群体。这个发展，会不会在美国和欧洲，引发出现希特勒对付犹太人的方式，尚且是未定之论。前不久在美国的电视新闻里，已经看到新纳粹党徒和拉丁裔权益活动分子们，在街上大打出手了。
而在中国，这个乱局自然是无法维持下去，于是后来出现了拓跋族在北方的统一，和在北魏孝文帝时代的主动和强制汉化，才解决了社会分裂的问题。
在孔子的时代，穿衣服和梳头发的方式，就是说衣冠，是文化的一个重大象征。可是很快在战国时代，赵武灵王为了和北方游牧民族竞争，而进行了改变服装的胡服骑射，估计会被孔老夫子一顿臭骂成为化华夏为蛮夷。
而北魏孝文帝元宏的政策就更要极端，在全国禁止说自己的母语和其他的胡人语言，不许穿少数民族的服装，而且大家统统改成汉姓。另外就是胡人不许内部自己通婚，大家必须胡汉通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当然这套激进做法，引起了强烈的反弹，结果就是导致了北魏分裂，东部由坚持鲜卑化的北齐，和西部由坚持汉化的北周对垒，以最后北周得胜解决了问题。
这个五胡彻底汉化的过程，大概是用了一百年，其总设计师是元宏的干祖母冯太后。而冯太后本身是一个混有慕容鲜卑血统，而母亲又是平壤的朝鲜人的混血汉人。可以说，没有这位伟大女性强行推行同化的行动，中国再次统一而出现隋唐的情况，也许就不会发生，或者说不会那么快发生。正如欧洲的罗马帝国崩溃后，一直到今天，政治统一的企图仍然遥遥无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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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宋朝在中国的历史上，占有一个很特殊的地位。
一方面是军事上的积弱，导致北方游牧民族的不断征服。另一方面是经济、科技和文化的高度发展，在宋朝几乎达到了中国历史上的高潮，这个时期，被大部分海外的汉学家，不论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称作为中华文明的黄金时期。
日本著名的汉学家内藤湖南对宋朝的评价非常高，认为中华文明到了宋朝进入了文明成熟期。内藤把中华文明分成3个阶段（这种3段论看历史，大概是起源于《春秋公羊传》，并成为后世人们的主要分段法）：上古、中世和近世。
他认为中华文明像一个水池中的涟漪，从文明中心的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形成，然后这个中原文化像波浪一样，向外扩张，影响周边地区，导致周边的落后民族不断接受先进的中原文化。但这些落后民族在接受中原文化的教化之后，开始自身的觉醒和发展，然后在壮大了之后，形成自己的文化特色和力量，又反过来影响中原文化。这个反馈作用，就像涟漪碰到了岸边，然后反方向移动。
这个反作用力，就使得文化发达过度，出现衰弱现象的中原文明受到年轻文化的刺激而再生活力，不断更新延续、发展壮大和老而不死。而中华文明就是这样一个对外部影响和被外部反影响的过程中，不断发展壮大的文明体系。
在他的划分中，上古就是从夏商周到东汉中期大约公元2世界中叶，是中华文明形成、发展和对外扩张期。这之后，就是第一过渡期，从2世纪后期到4世纪初期，就是东汉中期到西晋，这种扩张基本停滞。
中世就是从4世纪初期的五胡十六国到9世纪初期的唐代中叶，从五胡乱华开始，这一时期的外部异族觉醒，势力侵入中原，反作用于中国内部的时期。第二过渡期，就是9世纪中叶的唐朝末期到10世纪中叶的五代时期，算是外来势力及其盛行的时期。
近世就是从11世纪的宋朝到清朝，算是中国原来文化的文化复兴和进步。这个时期，贵族没落之后，官僚群体出现和君主独裁建立。中国社会出现平民主义倾向，文化回归到老百姓手里。
内藤认为中国历史算是“宋代近世说”，从这里中国文化进入老年期，知识分子心态更趋圆滑，向往返璞归真、崇尚自然、厌弃繁琐、苟且偷生，希望获得宁静和生命延续。整个民族社会生活中政治和军事的重要性减退，知识分子们的建树全是在文化和艺术上面。
与此相应，在内藤眼中，中国在清朝末年经受的鸦片战争、洪杨造反、甲午战败、义和拳乱、八国联军、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而呈现出来的政治腐败、经济赢弱和军事懦弱，其实和宋朝时代远远领先世界N百年的高度发达和辉煌灿烂分不开。
与此对应，内藤提出另外两个理论，一个是文化中心移动说，另一个中日文化同体说。
中日文化同体说，就是日本文化不是一个独立文化，而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是中原文化的一个子系统。内藤认为，从文化上来讲，日本就是中国之一个省。中国文化，或者叫中华文化，如果要更让一些人舒服一点，就可以叫做东洋文化，或者东亚文化。
在西方词语里，可以叫做Chinese Civilization 或者说Sinic Civilization。但是后来的西方学者，比较倾向于将派生于中国文明的日本文化，分离成为一个独立的文明体系，就像是将西方的东正教文明，和拉丁美洲的天主教文明，从西方文明（基督教和欧洲天主教）中分离出来一样。这种分离，在日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之后，一心要脱亚入欧的文化取舍应该是比较合拍。
在内藤的时代，日本学界对日本文化作为中国文化一部分的认知还是比较明确。而文化中心移动说，就是中国文明本来起源于中原，以洛阳一带为中心，但后来中心西移到了西安的关中地区。在宋朝以后，中国文明的中心北移到了北京，但是这个文明中心主要是政治中心，而文化中心则南移到了南京一带。
在日本崛起的那一代知识分子中，包括内藤在内的一大批人，其主流思想是中国文明中心最后会东移到日本，而由日本来主导实现中国文明的复兴和发展，而这个理想，就是历史赋予日本的国家使命和文化天职。
从内藤的分析看来，日本对中国的反作用影响，可以看做是唐朝第二期的一个新版。他认为中国文明的衰老，是清末中国面临困境的主要原因，而日本的兴盛，和西方文明一样，就是他们是青壮年，相对于一个老人的优势。他在描述中国在三国时期的历史，用的就是年轻的吴国领袖人物周瑜和蜀国领袖人物诸葛亮，打败“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老人魏国领袖人物曹操的故事。
当然反过来也可以讲，日本和西方当年的强盛，其实就是和宋朝面临的契丹、女真和蒙古的强盛，或者说明朝面临的满洲的强盛，是一个道理，就是人家都是没有啥子文化的野蛮人。有教养的人讲道理，没文化的人靠蛮力。
这种日本盛行的思维，其实骨子里就为后来日本的侵略中国提供了理论基础。说到底，就是俺们日本人，同你中国人，都是中国文化啊。你现在老了又残了，需要俺们给你输入新鲜血液了，这样在俺们的领导下，中国文化就真正复兴了。
其实这种主张，当年不少冲到日本留学的中国留学生们，还是比较接受的，不然俺们中国也不会在抗日战争中间，出了那么多愿意和日本人合作，来做所谓曲线救国工作的。估计那些曲线救国之人，走的曲线，就是内藤湖南先生等人主张的，由日本文化来主导的中国文明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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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历史上第一个父子首相福田康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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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宋仁宗看到了这个问题，那就是要改变百夫长和读书人的社会地位。而他找来改革的范仲淹、富弼、韩琦、欧阳修等人，提出来的改革方案，其实也比较简单，就是在吏治上下功夫。
从严吏治作为切入点，确实是一个纲举目张的好方法。这个被称为庆历新政的改革，希望通过精简官僚机构、减少冗员、选拔良才、降低俸禄等方法，来提高行政效率、压抑地方官吏势力和改善政府财政。而减少官僚人数，自然同时要减少科举的录取人数，这下子又影响了抱着书本死读书的士子们。
同时在打击官僚势力的同时，实行均公田、减徭役等等有利于非读书人的农民的政策，当然也损害了官员们和文士们的利益。
所以庆历新政很快就短命了，不足为奇。一个最出名的例子，就是在削减官员的时候，富弼曾对范仲淹说，你是不是下手太狠，你就是一笔，人家官一没有，一家的饭碗给打碎了，就是一家哭号啊。范仲淹回答说，这样的官员管理一路的地域，那就是一路的百姓民不聊生，一家哭胜过一路哭啊。
在庆历新政出笼之前，宋真宗时代发生了这样一件事。那就是在“澶渊之盟”之后，虽然身份上确定了宋朝是兄，辽国是弟，但是哥哥是每年要送钱给弟弟的。本来如果对这个耻辱不满意，你就应该学习越国的勾践，来一个卧薪尝胆。可是当时宋朝朝廷里面，热爱和平的官员占了主流，宰相寇准给踢到雷州，就是今天广东的雷州半岛，湛江那一带去了，大家对军备的东西非常反感。因此只要有人一提增加军备，马上就要道德分子，出来反对，说是那样会造成“友邦惊诧”，俺们要和平发展，搞啥子军备呢，缩头乌龟做做就没有事了。
不过，虽然在武备和国防上不敢有什么作为，但是因为考虑到契丹这些戎狄，都是老土，敬天地，怕鬼神，如果皇帝可以搞些神神兮兮的道道出来，就会从心理上收复这些蛮夷。
于是在当年主张迁都金陵的大臣王钦若的主持下，宋真宗有一晚上，梦见了老天爷从天上下诏书给他，结果就居然在汴梁上空跌落长2丈多的天书下来（看来宋朝时候的高科技不是盖的）。这之前秦朝的陈胜靠的是吃饭的鱼肚子里，找到张“陈胜王”的天书，这之后元朝的韩山童靠的是黄河工人挖出的“一只眼铜人”，在古代也出现过河图洛书，，都是从地面上挖出来的和水底下冒出来的，不知宋真宗这个天书，是靠什么办法，搞到天上去的。
自然天书一到，善莫大焉。于是皇帝上泰山封禅，诸如此类就搞了一大堆面子工程出来。这中间的面子工程，主要是强调中原本土文化的猛烈，因此源自于中国的道教，就成了热捧的对象。大兴土木的结果，当然令到各级政府的经手官员们，个个赚到眉开眼笑，可是财政的烂摊子就甩给了后来的宋仁宗了。
虽然在友邦惊诧论的反对之下，宋朝坚决不发展军事力量，要和平发展，幸运的是，当年契丹的掌权的萧太后，是一个非常英明神武的领袖，在她去世之后，辽国自己陷入了内斗，也无力来征伐宋朝，算是有了120年的和平。
在王朝建立初期，人口因为上一个朝代的崩溃，导致的战乱、灾荒和疾病而减少，通常土地比较多，使耕者有其田这些保证农业生产和保证税收基础的政策容易实行。而随着初期到中期的休养生息，政府的财政支出，比早期节衣缩食的状况有所改变，名义上的低税收制度，就越来越需要官僚们发挥想象力，来财政创收了。
因此任何政府的政策，都有赖于官僚系统的配合。但是随着官僚们的招亲荐友、拉帮结派、买官卖位、结党营私和得过且过，就开始产生了尾大不掉的毛病。
其实宋朝虽然大力推广科举制度，希望通过建立学校教育系统，通过培养忠于政府机构的文官，来防止出现五代那些以自己利益为上的武将，来成为政府和社会的主导力量，但是在真正的实际运作中，你还是很难防止官僚的腐化，利益自己手上的权力，来谋求自己的子弟在官员中优先被录用的机会。
其中合法的方法，就是“恩荫制”，意思是高级官员，可以指定自己的孩子们成为官员候补。范仲淹的改革中，专门一条是对付这个。
当然改革失败后，出现的情况就是宋朝的科举取士，越来越不重要。在宋仁宗改革期间的庆历6年（公元1046年），全国政府部门中，靠科举考试出任官员的比例是57%，就已经让皇帝不满了。可是到了宋徽宗宣和元年（公元1119年），这个比例下降到了45%。
南宋的情况更加恶化，在宋光宗绍熙2年（公元1191年），科举出身下降到31%，而到了宋宁宗嘉定6年（公元1213年），比例是27%。
当然这个比例还是高于唐朝中期的15%，但显然这种变化导致的结果，就是掌握政府权力的官僚系统，开始慢慢出现唐朝以前的门阀化和贵族化趋势。
当然在范仲淹时代的官僚体系，43%的官员是靠裙带关系带出来的，已经给社会造成了很多问题。土地兼并严重，影响到政府收入基础，而北宋人口的大量增长，带来的人均耕地减少和城市人口增加，其实使工业和商业都得到大的发展，而这些新的行业利润，又大部分没有使国家财政得益。
要改变这个局面，国家财政要做的就是开源节流。开源，就是增加新的税收的源泉，当然就会触及现存的利益集团格局。而节流，首先就是要把冗余的官僚体系精简，把人浮于事的局面改变过来。而这个改变，当然要先在吏治上开刀，自然改革的艰难程度不小。官权过大，官商一体，国家的能力自然就被削弱，真正的小屁民就变成了刀俎下的鱼肉。可是掌握舆论话语权的利益集团喉舌们，仍然大喊“国退民进”，强烈反对“国进民退”，这个大概是真正的普世价值，是今天不管是中国，还是美国，都可以看到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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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本来是游牧民族手上有马，可是仓里没有余粮，在辽国的时候，就变成了马粮齐全了。而宋朝在西北受到党项的西夏的威胁，连鄂尔多斯的马场也无法拥有。
当年辽国和宋朝通商的时候，一个明确的规定，就是不许将马匹卖到宋朝。这个规定，大概和今天美国和欧洲，对中国实行的武器禁运政策差不多。当然因为那时候，鄂尔多斯和河西走廊都在西夏的控制下，宋朝还是可以用银子、茶叶和丝绸从西北买马。
朱元璋在削功臣武将的时候，还是比较知道时机的掌握，就是在人家蓝玉大将军，在漠北打垮了北元主力，才会出现蓝玉案的。可是宋太祖赵匡胤的位置，不是实打实和各类诸侯中原逐鹿打出来的，而是靠一个兵变起家，因此对各路拥兵自重的军头，就非常忌惮。
可是你就算要把这些军头敲打掉，也应该在收回燕云16州之后，再作计议啊。结果就是后来赵匡胤的弟弟宋太宗赵匡义，在打北汉的时候，还敢和辽国叫板。但是后来在太平兴国4年（公元979年），灭了北汉之后，在高粱河（今北京西直门外），北上征伐的宋军被辽军大败，赵匡义差点做了俘虏。几年过后，准备充分的宋军，在雍熙3年（986年），再次试图拿回燕云16州的时候，又遭到失败，在歧沟关（今河北涿州西南一带）主力被击溃。从此宋朝开始靠进贡的金钱，来买和平的外交政策。
由于在首都汴梁的北边，没有什么天险防守要地，拥有了游牧和农耕两种经济模式，和在文化上已经半汉化的辽国，迟早都会打下来。在北宋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的宋辽战争中，辽军20万精兵南下，直接威胁黄河北岸地区。宋军在澶州（今河南濮阳）由赵匡义的儿子宋真宗赵恒，在宰相寇准的支持下，没有接受其他官僚要求迁都金陵的建议，而是御驾亲征，终于遏制住了辽军的入侵。由于担忧辽国会在冬天等黄河结冰而攻击汴梁，宋朝在军事结果有利的情况下，赶紧签了屈辱的“澶渊之盟“，靠进贡来维持和平。
这个时候，宋朝的黄老政治开始逐渐出现各朝各代，都见过的问题。于是在宋真宗的儿子宋仁宗即位之后，新皇帝觉得不改革是不行了。
问题是两个方面，一个就是财政问题。黄老政治，其实搞的就是美国新自由主义那一套，就是无为而治，要求小政府，就是俺们说的国退私进。名义上的税收很低，但实际上政府的财政需要想办法挖潜力，而地方上的官员，就把这个挖潜，挖到小老百姓的肉上去了。
另一个就是军力问题。那个时候的宋军，连小小的西夏国都打不过，实在是不成体统了。
解决的办法也是很简单，就是在北魏鲜卑人的治下，创造出来的均田制，后来在北齐、北周、隋朝和唐朝都有应用。虽然大家具体的均田方法不同，但其中心思想都是一致，就是遏制官僚体系里的土地拥有者们，利用自己手上的官权优势，不断的进行土地兼并，使国家的税收基础越来越单薄。其实并不是要真正，或者有可能做到均田，主要是希望能够遏制无土地农民的增加。
这些有土地的农民，不光是政府税收的主要来源，而且还是王朝的兵员。如果他们变成了无立锥之地的流民，那政府不垮台才怪呢。
其实中国今天，这样的土地兼并情况也同样出现。只不过现在的政府税收，在工业化社会中，已经变成了以工业和商业为主，而不再收取农业税。因此土地兼并的形式，就不再是抢夺农民的耕地，然后租出去给佃农耕种，而是变成了强迫拆迁，用来开发房地产。当然现在的名称是变化了，不再是官僚和地主利益团体，而是成了官僚和地产商利益团体了。
第二个解决军队建设的问题，一个就是国家财政要起来，可以投入更多的军费。另一个就是要提高军人待遇，让人们感到做军人，不光有社会地位和荣誉，还有比较切实的经济利益，那么才会吸引更多的人才，发出“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的誓言。
可是这个富国强兵的想法，和宋太祖赵匡胤的国策是有所抵触。因为当年鉴于五代时期，军人跋扈，造成各地藩镇坐大，国家分崩离析，宋朝的政策是恩待士大夫，就是读书人和知识分子，而打压武人。估计俺们民间流行的那句“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就是来自于那个时候。
在北宋一片尊重知识分子，大量开科取士的情况下，一项重大的科技突破，大概就是在那个时代产生了。那就是被称为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的活字印刷术。
活字印刷的出现，是和科举制度的蓬勃发展相关的。其实在隋朝开始科举制度以来，因为大家要好好学习，考试向上，对书籍印刷的要求就大了。有了市场需求，于是出现了雕版印刷。雕版印刷虽然可以大量印刷书籍来满足学生增多的要求，但是雕刻费工费时，不容易保管，而且一旦出现错别字，一块板就要重雕。
在唐朝时候，虽然科举是做官的一条道路，但是因为唐朝在中亚的用兵，通过军功而成为万户侯，还是一条选择。
宋朝的科举，比起唐朝来，则要更加爽快了。唐朝录取进士每次不过多则二三十人，少则十几人，甚至几人。宋朝却是每次录取，就是二三百人，甚至五六百人，而且光是进士，就分成及第、进士出身和赐同进士三等。唐朝你科举通过了，只不过获得做官的资格，要真的拿到实际官位，还要通过吏部考核。可是宋朝不同，一旦科举过了，马上就任命，而且考试排名在前面的，还可以一下子做高官。
在这样一片朗朗读书声下，对书籍的大量需求，活字印刷的出现就不奇怪了。自然这个伟大科技的发明，又推动了朗朗读书声的响彻云霄，暂时压住了远处游牧骑兵的铁骑和金戈之声，于是在多年之后，大家发现原来用来读经书的脑袋，还可以用来和人家金兵的狼牙棒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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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在传统农业社会里，土地税收的基础，是在于大量自耕农的存在。当经济发展导致了土地兼并的贫富差距的时候，具有政府人士关系，或者本身就是政府官员的土地拥有者们，因为对地方政治实际权力的掌握，就可以通过政治影响力，来保证自己的土地税，可以交得少一些。
其实这个路子，和美国民主体制下，富裕阶层通过政治影响力，通过了种种减税法案是一丘之貉。也和美国一样，税收的主要负担，压在低薪和中薪的所谓中产阶级头上，中国古代的土地税收也压在了越来越少的自耕农们的肩膀上。
佃农没有地是无法交土地税的，就像美国的穷人一样，交税是没有份的。因此当贫富差距变大的时候，政府财政状况肯定会恶化。而当名义税率低，实际在中间层次吃油水的地方官僚们坐大而养肥，一方面抽下面屁民的血，一方面断中央政府的奶，就是每一个朝代，到了中期的一个必须解决的难题，就是要进行削藩的决策。
在中国历史上，因为话语权是被鼓吹黄老政治的人们掌握，所以一翻开历史书，俺们看到的就是宣王中兴、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之治（当然雍正的加强中央财政的行为，是要开骂的）等等，却看不到对周厉王、汉武帝、王安石和张居正等等政策的支持。而这些企图压缩中间官僚阶层对国家财富的过大占有的革新，成功的机会微乎其微。汉武帝死后的桑弘羊的结局，因为改革的成功，其下场反而比改革失败的王安石和张居正要惨得多。
不过回到建文帝的削藩上面，和汉景帝的比起来看，显然是削得太仓促。建文帝的时机，更像是在汉文帝那时候的开削。和汉朝不同的是，军事要地，防止北方匈奴的重镇，比如说守大同的代王和守北京的燕王，都不是问题，反而是其他地方的七王是反叛的主儿。在明朝的削藩，削的是守护北京的燕王朱棣，因此成功不成功，对王朝的国防，都会带来影响。成功了，反而要比不成功糟糕。
如果当初建文帝，没有被手下那帮少壮派文人忽悠，等他个10年，一方面加强中央的官僚政治实力的建设，一方面等自己的四叔父更老一点，也许不会搞出最后的悲惨结局。而且自己的叔父还是打仗的高手，哪里是汉朝的吴王刘濞可以相比。
清朝康熙的削三藩也犯了同样的错误，因为毕竟平西王吴三桂是员猛将，如果等他死了，换了个公子哥儿的儿子，削起来就顺手得多了。
削藩镇削得最快，也最和平的就是宋太祖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一顿宴会，就搞定了。不过这个削藩因为削得太快，过早的造成了干强枝弱的局面，导致了宋朝的军事实力削弱，从而成为中国历代最窝囊的王朝。
前面俺谈到过历史上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的争斗，因为生产方式和战争方式的相似性高，而使游牧民族占有技术上的优势。但是游牧民族，在团结和整合上，能力要低于因为成天要应付天灾，要治理黄河的中原农耕民族，导致游牧民族武装的短期冲击力比较大，但对抗的持续性比较短，就是说打闪电战，是游牧民族占先机，但是打持久战上，形式就转了个头。
这个在现代战争史上，颇有些类似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和苏联的对比。同样是人员和资源缺乏的德国，靠的是军事技术上的先进，对苏联进行突击和闪电战。而土地辽阔和人力资源比较多的俄罗斯人，则靠做拖的办法，把德国人给打败了。
当然战争的胜利，靠的不光是军事技术，还要靠大家的武器装备、后勤和民心。在中国历史上，用于战争的资源主要是两个，一个就是打仗用的战马，算是主要军事物资。另一个就是军队吃的粮食，是打仗不能缺乏的基本供应品。
不打仗的时候，大家干的就是贸易，游牧民族就会赶着马，过来互市，换取农耕民族的余粮。对中原的王朝来说，要强兵，除了军费要增加之外，当然就要有马的来源，而主要的一个马场，就是河套的鄂尔多斯草原。因此当中原王朝掌握了这个地方，基本上就是保证了自己的战略物资，并可以在粮食的互市上，用贸易制裁的方法，来遏制游牧民族的物质供应。
明朝在明宪宗成化7年（公元1471年），由延绥巡抚余子俊开始在西北建立长城。这段长城基本上就把鄂尔多斯给放弃了，导致明朝的北方战略陷入守势。但是由于鞑靼各部族还是需要和明朝交易来获得粮食，最后俺答不得不妥协。
可是在宋朝的时候，局面发生了一个大的变化。那就是在后唐时代，明宗李嗣源死后，其养子李从珂篡位，其女婿石敬瑭不甘心，向辽国称臣，借辽国的军力建立了后晋。作为交换条件，将燕云16州割让给了辽国。
这燕云16州，就是今天的北京的燕州（幽州，今天北京）、檀州（今北京密云）、顺州（今北京顺义）、儒州（今北京延庆），天津的蓟州（今天津蓟县），河北北部的瀛洲（今河北河间）、莫州（今河北任丘）、涿州（今河北涿县）、新洲（今河北涿鹿）、妫州（今河北怀来）、武州（今河北宣化）、蔚州（今河北蔚县），和山西北部的 云州（今山西大同）、应州（今山西应县）、寰州（今山西朔州东）和朔州（今山西朔州）。这个地区，基本上就是今天的北京、天津、保定、沧州、张家口、大同和朔州这一块北方的重镇地区。
这个地区被游牧民族掌握，其后果主要有二。从地缘政治角度来讲，中原的北方门户大开，基本上除了城池之外，无地域之险可以守，方便于骑兵部队的大规模作战。第二个后果就是，当游牧民族掌握了华北这块农业地区之后，自己变成了手上有粮，心中不慌，不再受到农耕民族的要挟。在华北这块地方经营，导致契丹人不光是可以为自己仍然强悍的骑兵部队提供足够的粮食，也为他们进一步汉化，学习和掌握先进的政府管理体制，提供了很好的实践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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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朱元璋由于自身出生贫寒，小时候经常是饿肚子，没有饭吃，自然对劳苦大众的艰辛有亲身体验。他在订立税收方面，土地税就比较低。在洪武26年（公元1393年），朱元璋宣布税收的总额是3278.9万担谷，应该固定不再改变。当然，政府财政除了来自于主要是自耕农的农民的土地税外，还来自于人口税、徭役、各种主要民生产品，比如说盐业、矿业和酿酒等等的专卖制度。
从现在的财政观点来看，明朝政府的税收负担，大概是10%的国民产出，因此是比较低的。考虑到中国各王朝历史上，主要是两大笔财政支出，一个是国防，就是要防守，从东边的北京，到西边的天水这样一条长长的国防线，军费开支要求比较大。另一个就是治理洪水，主要是黄河和淮河的水患，和干旱和洪水带来的经济损失和救灾行动，需要大量赈灾款项。
要保证政府的税收可以落到实处，就是一方面对农民的负担不可以过重，一方面又可以保证政府能收到税，那么在人口普查和土地丈量上，就要下大功夫。可是在现代的卫星测量技术出现之前，这两项工作，不论是在中国的那个朝代，还是在西方的罗马帝国，甚至在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都是需要在基层工作的官僚系统去进行。
当事情需要动用从上到下的官僚们来参与的时候，其结果的准确性就比较怀疑。在前几年，即使一个守法的县委书记，为了应付上级的粮食生产任务，也免不了要隐藏几百亩田地，应急的时候才拿出来充数。这还是清廉的官员的作为，要是田亩的真实数字，和自己的私人利益有关，那么这些数字上的折扣，就大有讲究了。
这个世界上放之四海，颠破不灭的真理，就是老百姓们是不愿意交税的。不论是美国的老布什总统的竞选名言“读我的嘴唇，绝不加税（Read my lips，no more taxes）”，还是清朝的康熙皇帝，对人口税的“永不加税”的保证，都是为了迎合大家的这个心理。一方面让大家多留点钱自己花，一方面摆出一副非常亲民的形象，大家私人利益的实实在在，在外表上就摆出了一副非常道德凛然的姿态出来。
从这个角度来讲，美国共和党人的自由派经济思想，和中国黄老经济思想，其实是一套路子，就是政府低税收，其实是可以带来经济的增长和繁荣的。对以鼓吹退税，实行小政府的自由派经济学家而已，因为退税导致了经济增长，而因为经济增长，导致了税率虽然低，但税收总数，却因为基数变大而增加。这点确实比黄老政治有所进步，因为对黄老政治来说，小政府的无为而治，是在道德上合乎宇宙真理。财政收入不够，那政府就节省一点嘛。那国防费用怎么办，就不是黄老人士们要考虑的了。
当然共和党自由派的经济思想，最后表明是一个胡扯而已。因为如果按照他们的说法，光是靠税率降低而增加的税收，是可以解决政府财政问题的。可是从里根开始的美国政府财政，似乎不是靠减税，而是靠发行国债来解决。
靠发债来解决政府重大支出，在中国历史上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从晚清的左宗棠融资在新疆平叛，一直回到当年汉景帝需要在长安找高利贷者们借钱，来对付七国之乱，走的是同一条路子。
当然政府要借钱，也得有信用，就是说你必须有东西抵押，让大家心里可以安定一些，放心借钱给你。当年清朝的抵押是海关的关税，而汉景帝的抵押，就是打胜了平叛之战，就好好抄家一把，至少吴国的铜矿和盐业是摆在那里的。可是当初还是让人家高利贷的人们心里嘀咕，不敢借钱，因为不能确定你一定可以打赢。
从这个角度看今天的美国，借钱打伊拉克和阿富汗，好像是赔本了。当年美国打伊拉克战争的主导人物之一，国防部副部长沃尔夫兹，在美国国会给大家算的一笔账，就是伊拉克石油收益里面的三分之一付美国打仗的军费，三分之一付美国公司的伊拉克重建费，于是国会议员们签了字，做这笔打家劫舍的大买卖，结果做赔了。
当年常凯申先生，也发行了海外公债，用来在中国大内战，要消灭共产党，那笔买卖也因为国民政府在大陆跨了，就石沉大海了。
当然除了借债这个途径，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印钱。在古代，印钱是比较困难的，因为那时候用的是硬通货，你要发行新货币，就得真正的去开采铜矿，或者向明朝和清朝那样，通过海外贸易，换取来自日本和菲律宾，以至于南美洲的白银。
不过中国在唐朝时候，就开始出现纸币。首先出现的是方便于携带的汇票，解决你远距离经商时候的付款问题。后来在宋朝时候，定期3年的国库券开始出现，后来就有了纸币。而在元朝的时候，纸币运用非常广泛，政府狂发宝钞，引起恶性通胀，是元朝覆灭的一大原因。朱元璋早年也试过发钞解决问题，算是尝过通胀的苦头。
其实除了这两个办法之外，政府解决财政问题的另一个法宝，就是摊派。这个摊派不是摆在明面上的，而是通过朝廷和地方各级官僚一个约定俗成的君子协定。从冠冕堂皇的官方记录上，和正式公布的税收法令上，这些协定是看不见的。
朝廷有困难，大家各地官僚，也会识趣一些，帮忙解决皇帝的问题的。根据特殊情况，摊派一些份子钱，如果地方官员做得好一点，这些钱也许就是从士绅大户那里来，如果差一点，就会从小民那里来。所谓苛捐杂税，指的就是这些。而这些摊派，摊到了谁的头上，就成了王朝是继续兴旺，还是面临崩溃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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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麻烦的是，此时离参议院改选只有一个月的时间了。虽然安培赌咒发誓说肯定不会少国民一分钱，保证每个人都能拿到正确的年金。但这件事对自民党的政府诚信打击太大，这也是参议院自民党大败的主要原因之一。
而此时，民主党的党首已经换成了有号称“黑暗大帅”的小泽一郎。
“黑暗大帅”小泽一郎，政治手腕高超，当今日本政坛无出其右。
如果你看过小泽一郎的履历，你会惊讶的发现这位居然历经自民党、新生党、新进党、自由党、民主党５个政党，而且全都是党干事长和党首，堪称政治多面手。
小泽一郎，庆应大学经济学部出身，和小泉居然是同学。但他出名要比小泉早的多，这当然主要是跟的老大态度不同：小泉的老大福田纠夫有儿子福田康夫和干 儿子平沼纠夫，也就把小泉当个书僮伴读而已。而田中角荣却因为长子５岁时候夭折，只有一个女儿田中真纪子，同岁的小泽一郎就被当成儿子养了，以至于后来田 中真纪子和竹下派决裂，小泽一郎是唯一一个可以出席田中角荣葬礼的竹下派的成员。受到老大的提拔自然提升的也快，２７岁的小泽一郎就当选了众议院议 员，８５年入阁，８９年已经是自民党的干事长，是竹下派七丰行里最年轻的一位，小泉８９年才刚刚入阁。
要是只是老大垂青，小泽一郎也达不到后来５政党的党首和干事长的高度，９０年在众议院选举中，作为自民党干事长的小泽一郎就露了一手：他从经团联的企 业里拉来了３００亿的资金，为海部俊树当首相立下了最大功劳。从此小泽能敛财就出了名，玩政治说穿了就是看谁有钱，你有钱你就是老大。以至于海部俊树之 后，宫泽喜一，渡边美智雄、三冢博三个人竞选自民党总裁，居然都要跑到小泽的事务所去经过小泽的面试来决定他支持谁。
９３年小泽的书《日本改造计划》销售７０万本成为当年的畅销书之一，但在政治上几次政治斗争失败，小泽带着跟随自己的议员退出了自民党，历经新生党、 新进党、自由党之后并入了民主党，使民主党成为了最大在野党，力图推翻万年执政党自民党。可惜０１年日本政坛刮起了小泉旋风，０５年众议院大选失败，做为 民主党副代表的小泽也引咎辞职。直到０６年民主党因为“堀江ｍａｉｌ事件”党首鸠山由纪夫辞职，小泽才再次站在了民主党的党首位置上。
如果说小泉纯一郎就像日本战国时代打破旧俗破坏传统的织田信长一样话，那小泽一郎就是德川家康，忍了一年又一年，终于等到了安培这个公子哥上台，在造 反议员复党问题上点出了安培的软弱，小泽一郎看到了绝佳的反击时机。排骨虽然不大相信所谓的阴谋论，但只有１年的安培政权这么有多阁僚被揪发出来在政治资 金收支上作假，媒体和在野党可以在５００万不明资金收支书上大做文章逼死松冈大臣，却对有１０亿来历不明不动产的小泽一郎不闻不问，不能不说有些蹊跷。
年金问题被曝光的时机也恰到好处。其实，年金问题真的不能怪安培，这是多少年前就积攒下来的问题。但谁让自民党是一脉相承的万年执政党，安培就成了自民党的替罪羊。
０７年７月的参议院改选，因为安培内阁的一系列问题导致了民众对安培内阁的不信任，最终民主党大胜，和其他在野党一起把自民党的席位压迫到半数以下。开始了拉锯式国会。
这场胜利的意义在于，虽然自民党控制着众议院，按照“众议优越”的原则，在重大决策中依然有主动权。但因为参议院被在野党控制，可以拖延法案的实施， 并且在某些不受“众议优越”原则影响的法案上阻止自民党法案的通过，不停的恶心自民党。更重要的是一扫小泉邮政解散之后在野党的低迷士气，而对于民主党和 小泽一郎来说，“政权更替”已经不是遥不可及的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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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因此当初希望靠卫所在财政上自给自足的想法，在现实上是行不通的。大家都要吃饭，而且那些军头们还想发财呢？怎么办？把军田租给人去种植，军队开公司，做生意。谎报数字，因为疾病出现的军户人数短缺，不补充，而是把军田自己分了。或者毕竟边远地区太艰苦，军户后代悄悄回流家乡，诸如此类，就是说俺们在中国1980年代，看到的军队怪象，大概都在明朝的卫所制度发生了。
本来人家边远地区的军队，要花很多时间实战和训练，花在种田上的时间就无法太长，又不是种田高手，因此不光是活得不滋润，连维持的粮食大概都不够。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在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颁布了“开中法”，就是说如果你那些商人可以把一定量的粮食，运送到军队需要的边远地区，俺政府就批给你政府专卖的盐，你就可以把这些盐运到全国各地，卖盐赚钱。
由于从江南一带，运送粮食到北方各边防地区，比较远，运费贵，于是有商人自己开农场，在这些地方，经营商田，来降低成本。这都在某种情况下，算是以国家财政补贴，就是以盐的利润，补助了卫所的经济。
这个专利权，在中国改革开放时候，出现过，叫做批文。只要有了批文，你就可以进口某些垄断物质，或者出口某些产品。那么谁才可以拿到这些批文呢？自然是因改革而得益的大改革家们了，当年因改革最出名的赵家，就是批文的一大垄断商。
因此就像当年1980年代，位高权重的大官们掌握了批文之后，在明朝的时代，也是皇亲国戚，宦官贵族，地方豪强等等，把批文给拿去了。其结果就是由批文而获得的盐卖专利利润，和为卫所提供粮食补助毫不相干了，而由于专卖批文有配额，不然的话，国家财政更吃不消了，那些靠提供粮食给军队的商人，反而拿不到批文了。
这些卫所除了要保卫边疆之外，还有镇守地方。人民共和国早期的新疆建设兵团，走的就是这条路子。明朝当时卫所的主要来源，是早期和朱元璋起兵的部队、蒙古各部的降兵、其他军阀招安和投降部队，和犯罪充军的队伍，以及按人口比例招的兵。
朱元璋这种建军的思路没有错，但是在执行上因为卫所的费用问题，最后就导致的卫所制度的衰败，军队的数量名不副实，训练水平低下，战斗力衰弱，结果就在土木之变中，彻底地暴露出来。这就导致了兵制向募兵制过渡，比如说后来的戚家军等等，都是募兵。但这个体制对财政支出的要求，一直无法得到满足，从而导致了这个制度的衰败。
在军队指挥权的问题上，朱元璋采取的是都督府和兵部的双重领导制度。草原游牧民族军事体制的一个特色，是在于靠的是各部族的军事首领，对单于或者可汗的效忠，因此在治军上，各作战部队的独立性非常强，战斗力很可观。但问题在于这种非体制，依靠个人能力完成的整合，只有在强势领导人的掌控下，才可以完成。不论是匈奴的冒顿单于，还是成吉斯汗铁木真，还是努尔哈赤，都是这个路子。
这种靠大英雄来整合，通常的情况，就是一整合成功，就可以拥有10-20万精锐骑兵，那可就是打遍天下无敌手了。可是等到大英雄一闭眼，这个军事同盟很快就开始分化，很快就失去强盛时候的锐利，可以说是兴也快，衰也快。以满族无坚不摧的八旗兵，到了削三藩的时候，战斗力已经不行了。
北方游牧民族在冷兵器时代，在军事能力上的优势，主要在于他们的生产方式，和当时的战争方式比较接近，从而在生产和训练上，比较容易一体化。而农耕民族，其生产方式和战争方式差距太远，必须依靠专门训练的职业军人，来弥补不足。但是用职业军人，就是说募兵制，必须要求国家对国防支出必须足够。
当热兵器出现后，战争模式发生了变化，导致游牧民族的这个生产和训练一体化，类似于农耕民族一样，而失去了内在联系，最后导致了游牧民族在全世界范围内的衰落。中国虽然是火药的发明地，而且在北宋时期，火药武器已经在军队中运用，但是未能发展成应付北方强敌的武器，让辽、金、西夏和元不断地杀过来。这个过程后来在欧洲人的手上完成了，让俄罗斯占据了游牧民族的大部分故地，而在东方，最后的一支游牧民族冷兵器大军—准葛尔蒙古，也在康熙的火炮之下灰飞烟灭。
当生产方式和战争方式不能一体化，军费开支就是建立强大军队的一个必要条件。以美国为例，国防预算一直都是政府财政的大头，在高科技武器上的开发和应用，只是国防预算中的一个部分。熟悉美国的人都知道，美国民用科技中的许多突破性技术，比如说互联网，卫星定位系统等等高端科技是来自于军队基金，甚至包括很平常民用技术，比如说不含有机挥发物的油漆，都是五角大楼的资金研发出来的。
中国的军费开支在1990年以前，其实是不正常的。因为大力裁减军费，把军队赶出去经商，真是自毁长城的做法。好在这个政策在后来，尤其是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之后，算是改变了。
那么明朝的军队建设，因为军费的不足，自然就导致了明朝军队，从朱元璋和朱棣时代，把蒙古各部打得满地找牙的态势，变成了被人家也先和俺答打得满地找牙。军费不足，其实有两个原因，一个就是政府的税收太低，另外一个就是政府的领导人们，从皇帝到大臣们，都觉得低税收是一件大大的好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