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植芳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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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贾植芳先生的学术贡献和人格榜样

——阅报随话（12）

    【随话】贾植芳先生走了。

    贾先生走的很“民间”，很“学术”。为他最后送行的人中间没有官方人物，都是先生的学生和文化界人士。作为一个学界泰斗，似乎走得并不“风光”，但有那么多熟悉和不熟悉的敬仰者自发而来，足矣！

    知道贾植芳，是从批判胡风的时候开始的。作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社会影响巨大的“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先生通常是以一名遭际坎坷的作家的社会身份为世人所知。而对于他在学术方面的贡献和成就，尤其是他高尚的人格力量，却不为公众所知。最近比贾先生晚几天去世的文坛大师柏杨，引起了潮涌般的追思，这是人们对一位思想深邃、德行高尚的学人的充分肯定。但对贾先生逝世的关注似乎太少了一点。我“百度一下”，柏杨逝世的网页有133万之多，而贾先生却只有4万多一点。我想，贾先生在中国文学史乃至中国历史上也是应该有一定的位置的。为此，有些鸣不平，特写此文。虽然人微言轻，写几句只不过就像往大海里投了一块小石头没有丝毫浪花，然而还是想在自己有限的小范围里呐喊几声聊表心意。

    近期《文汇读书周报》刊登了贾植芳先生的再传弟子张业松的文章《贾植芳先生的学术贡献》，我又汇集了其他相关文章，对先生的学术贡献和人格情怀作一些介绍。大标题选自先生的学生陈思和的挽联，小标题由我自编，不知妥否。

由社会进书斋，大写做人中道敷文，

融创作翻译学术育人开八面来风

深刻观察  批判锋利

    贾植芳先生的学术生涯，起始于1948年底。他写作了一部二十余万字的社会学著作《近代中国经济社会》，尝试对中国传统专制社会灭亡命运作出总结，并对中国社会走向新生的过程中可能遭遇的困境作出警示，充分体现了作者作为一位思想左倾的青年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社会关怀和批判锋芒。此书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出版后，一年之内销行三版，受到读者欢迎。最近，此书重新引起关注，将予重版。由于先生写作的长期中断，此书从社会史的角度切入其知识关怀的治学思路，未能在先生日后的学术活动中得到充分发展。但先生在其平反复出后撰写的回忆录《狱里狱外》中，可以明显看出作者社会批判的锋芒在向更深刻的层面掘进。 

开拓学科  奠定基础

    1952年，贾植芳先生时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受命主持新组建的现代文学教研室，展开了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建设的拓荒工作。此一时期他对该学科的学术贡献，主要体现在学科架构、课程设置和人员调配等基础组织工作方面，为复旦中文系的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日后的长足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1955年以前，先生还承担了大量的基础课程教学任务，在全国高校中较早开出了现代文学作品选读、世界文学作品选读、俄苏文学等新课，培养了多位成就显著的知名学者。1983年，贾先生复出后，在现代文学和比较文学这两个学科领域的学术探索方面，再度成为领军人物。 

勤奋写作  竭诚编著

    1955年以前，贾先生以高昂的工作热情从事他的学术拓展，连续出版了恩格斯的《住宅问题》等六部译著，发表了一组介绍尼采、拉伯雷、果戈理和契诃夫等外国作家的文章。复出后，他先后参与主持编纂了《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等大型资料丛书，并亲自承担了其中《巴金专集》、《赵树理专集》、《闻捷专集》、《文学研究会资料》、《外来思潮流派理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影响》等书的编选，在八十年代后期开始的“重写文学史”工作中发挥了重大影响。同时，贾先生还著有《贾植芳文集》四卷，回忆录《狱里狱外》、《解冻时节》以及散文集《历史的背面》等。

从鲁迅到胡风，冷眉横世热肠扶颠，

聚悲智良心傲骨侠胆为一腔正气

 四次入狱  坚强乐观 

     贾植芳先生一生遭受诸多磨难，备尝牢狱之灾。他一生曾经四度入狱。早年他因投身“一·二九”学生运动遭北平警察局以“共产党嫌疑犯”罪名逮捕关押。1945年初在徐州因从事抗日策反遭日伪警察拘捕。1947年9月因“煽动学潮”遭国民党中统特务机关关押。1955年5月15日，贾植芳因胡风案被拘捕审查。面对反复的审查，他坚持说：“我跟胡风是写文章的朋友，在旧社会共过患难，他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帮助过我，就是这么个关系！”贾先生由此开始了他一生第四次、也是最漫长的一次监狱生活。1966年3月30日下午，他被以“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的罪名判处有期徒刑12年，而实际上他已经被关押了11年。（看!当年的法律竟荒唐野蛮如此！）同年4月9日，贾先生被押回复旦大学，由保卫科发配到校印刷所“监督劳动”。不久，“文化大革命”爆发，他便常常作为“反革命分子”而遭到各种批斗、凌辱和殴打，无异进入了另一个大监狱，继续在苦难中度日。

    贾先生曾经跟妻子任敏说：“我没有罪，问心无愧。”他说，自己之所以能坚持下去，是因为自己始终保持保持着清醒的头脑，相信终有一天胡风冤案会大白于天下。天性乐观的他还想出各种办法让自己度过那艰难的岁月。他平时只抽8分钱一包的“生产牌”香烟，每次批斗后，他就花1角2分钱买一包“勇士牌”香烟享受享受。一般他舍不得吃肉，只吃几分钱的菜，但在被游斗挨打后，他会花1角4分钱买一块大排骨或花上1角3分钱买块大肥肉吃，自己安慰自己。他曾经说过，监狱生活和“监督劳动”，本来是为了折磨他，最后反而磨练了他的意志，增强了他的体质。

桃李不言 下自成蹊

    作为学者的贾植芳先生福惠学林的最大贡献，是他在自己的多种学术岗位上，均以极大的精力和高昂的热情，投入到教书育人的工作中去，为中国学术的未来发展，培育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其中一些甚至堪称卓越。如章培恒、施昌东、曾华鹏、范伯群等后来都成了学科中的著名专家学者；他复出后培养的第一批学生陈思和、李辉等也已是学术和创作界的领军人物。而且，贾先生最为人称道的是，他对学术人才的培养和奖掖，从来不是仅限于“入室弟子”或“及门弟子”，他的那扇为世界各地许多学人所熟悉的位于复旦大学教工宿舍的“贾府”大门，始终向所有有心向学的老中青各种年龄段的人们敞开着。他曾自嘲为“写序专业户”，总是在借为他人撰写序跋的机会，对作者和他们的读者作出学术点拨。 

 淡泊名利  坦诚相见

    他的学生用“淡然”两字来形容贾植芳：“许多作家把淡泊变成了一种修辞，但在先生身上，淡泊是本性，他经历了那么多苦难，却没有丝毫的愤愤不平，也从来不以此去要名要利。他为人朴素大气，从来不为一些待遇、名利的事情斗气。”贾先生1986年退休，没向学校提出任何要求，只拿不多的退休工资，而他在80岁以前，却照样一直工作，带研究生。恢复名誉之后的贾植芳虽然年逾古稀，但工作热情很高，他不但被聘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编辑委员会编委，整理出版了巴金、闻捷、赵树理等研究资料专集，还写作了大量散文、文学研究论文、杂文等，而且与巴金、王元化、施蛰存、唐弢、绿原、茅盾、萧军、冰心等文化名人多有交往。
    “文革”前大学学生都吃大锅饭，由于贾植芳生性随和大方，不拘小节，家里平时多有蹭饭的朋友学生，而这个“特点”在当年的批斗大会上竟然成了三大罪状之一（“政治上拉拢学生，思想上毒害学生、生活上腐蚀学生”）。可对这其中最后一条，贾植芳则颇为自豪，时至今日，依然学生故交往来不断，已成贾家一大特色，甚至被誉为“开放式公园”。陈思和回忆：“先生充满精力，经常拉着我们喝酒，我就是那时学会喝高度白酒的。”2006年为庆祝他90岁生日召开的学术研讨会仅仅发出150张请柬，结果去了近300人，很多学者、朋友、故交甚至慕名的陌生人不请自到，赶去祝贺。“没有功利的热情”，让他的周围聚集了一大批人。他不唯上，不媚俗，坚持自己的个性与见解，尽管有很多社会经验，却与学生坦诚相处，没有架子，也从不隐瞒，这个特点容易让人亲近。 

    【随话】 贾植芳先生的走，带走了一个苦难岁月的记忆，留下了一个对知识分子应承担什么社会责任问题的深深思考。

    中国知识分子多难。近来在网上听《百家讲坛》，李白、杜甫、苏轼这些大文豪竟然都有入狱的苦难经历。中国每一个朝代几乎都有“文字狱”，到了清代，文字狱案件为数之多，规模之大，在历史上是空前的。龚自珍《咏史》一诗中说：“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反映了那时文人做文章只为谋生存，不敢参与集会，言行十分谨慎，唯恐被牵入文字狱中。他们著书立说，也只是为了自己的生计，弄口饭吃，不敢追求真理，直抒自己的见解。在共和国的历史上，可惜也发生了1951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1954年对所谓《红楼梦》研究中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批判和1955年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由此打击了一大批知识分子，造成不计其数的冤假错案，形成了新的“文字狱”。至于“文化大革命”时期，更多的文人学者受到了人格和肉体的摧残，万马齐喑，文苑萧瑟，这种凋零景象在中国文学史上是罕见的。   

    沧海横流，方显真名士之本色。只有在各种政治风波中始终坚守独立人格的文人学者才能称得上真名士。中国知识分子中称得上真名士的不多，贾植芳先生应该算一个。

    如我文所述，先生无论是做学问还是做人，都堪称楷模。他的人格力量充分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崇高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按德国哲学家费希特在《论学者的使命》中的讲法，学者的使命主要是为社会服务。学者特别担负着这样一个职责：优先地、充分地发展他本身的社会才能、敏感性和传授技能。作为学者，既然他们所从事的是有关价值、观念的文化性活动，他们应该有一种生命意义之追求，一种最终价值之追求。知识分子的主要功能或社会职责，就是从文化的角度为社会铺设一个意义的系统。而学者承担的社会责任之真谛应该是陈寅恪先生所言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学说有无错误，这是可以商量的；个人之间的争吵，不必芥蒂。但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死力争。

     贾植芳讲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我走完了自己的苦难历程。值得安慰的是，我并没有失掉自我，我还是我，苦难反而深化了我对各国历史和现实的认识和思考，净化了我的灵魂。在上帝给我铺设的坑坑洼洼的生活道路上，我总算活得还像一个人……生平最大的收获，就是把“人”这个字写得比较端正。”今天，什么叫职业操守？什么叫独立人格？什么叫不趋炎附势？什么叫知识分子的良知？什么叫学者风范？贾植芳先生用他的一辈子，为我们上了一堂课。

附：贾植芳先生的学术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