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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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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
    邱立本,亞洲周刊总编辑,被中国网民选为2006年中国一百位公共知识分子之一。

    1950年生于香港,祖籍广东开平。香港圣多马小学毕业,初中就读九龙塘的银禧中学,1967年毕业于李求恩中学,负笈台湾。1972年国立政治大学经济系本科毕业,后赴美留学,获纽约New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经济学硕士,曾任柏克莱加州大学亚美历史研究员,香港大学兼职教授。
   
   历任台北《中国时报》国际新闻编译,纽约《星岛日报》、《北美日报》,旧金山《远东时报》,洛杉矶《美洲中国时报》,纽约《美洲中国时报》,纽约《中报》记者、编辑、总编等职务。1990年返回香港,任《亚洲周刊》主笔。1993年出任《亚洲周刊》总编辑至今。1995-1996年,兼任《明报月刊》总编辑。
博文

如果 孫中山先生復活,他一定會驚訝地發現,他在建國方略與實業計劃等論述與不少構想,不僅在今天中國早已實現,並且是超額地完成。他的三民主義不再是夢,而是一個可以有機會實現的理想。

從孫中山的建國方略來看,今天神州大地上的硬件建設,很多都已經超過一百多年前的計劃,從高鐵的兩萬多公里到全國新建的橋樑,都是當年孫中山所無法想像。他也許會欣然參與計劃今年通車的港珠澳大橋的通車典禮,看這座擁有全球最先進工藝水平的橋樑,開啟了珠江三角洲交通的新頁,加速了香港與廣東及全中國的緊密互動。

更讓人印象深刻的,是推動這些龐大建設的工程隊伍,都是來自國企的力量,這包括了興建港珠澳大橋的「中交建」(中國交通建設集團),以及幾家「建」字頭的建設集團的國企。它們甚至技術輸出,在全球各國,為當地的基建項目作出了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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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的邊境之爭,夾縫的國家就是不丹。這個人口只有七十六萬的小國,其實是被印度操控的保護國,國內駐有印度軍隊,但卻不墮其志,尋求一條獨立而又可以生存之道。它的秘密就是發明了「國家快樂指數」(Gross National Happiness,簡稱GNH),風靡全球,以精神的力量,對抗生命的橫逆。

這是不丹上一任國王被印度記者逼出來的智慧。 一九七二年,這位國王在印度被記者追問,到底不丹的國民生產毛額(GNP)有多少,他在電光火石間,冒出了這個「神回答」,說他不在乎GNP,而只在乎GNH,讓不丹擁有一個「國家快樂指數」,才是治國之道。

但後來這項指數也不斷被「學術化」,讓它更能站得住腳,而不是信口開河,也不是「國王的新衣」。它的重要元素包括了可持續發展、文化保育與發展、環境保護與善治。

但最困難的還是善治。這是全球的挑戰。西方人所說是善治(Good Governance),重視效率與競爭力,要在有限的資源中發揮最大的效用,不丹人的善治,其實有不同的詮釋,就是要從根源處減少慾望,不要在營營役役的操勞中,失去了生命的意義。

不丹人的快樂,來自藏傳佛教的智慧,尋找人與自然的和諧關係,也是中國人所說的「無欲則剛」,不會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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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最新的經濟候鳥。二十萬菲傭進軍神州大地,顯示經濟氣候的最新變化。中國由於中上階級與富裕階層的爆發性增長,渴望僱用高品質的家庭傭工形成了剛性需求(簡稱「剛需」),而近幾十年在香港、台灣、新加坡與中東等地活躍的菲傭,成為中國炙手可熱的人力資源。

她們是飛進中國經濟天空的候鳥,分享中國火紅的市場紅利。也許是供不應求,也許是市場信息結構的不對稱,她們在中國的待遇冠絕全球,月薪從七千元到一萬三千元人民幣,比香港菲傭的四千多港元月薪多了幾倍。可以想見,如果未來全面開放菲傭進入中國,估計會有數以百萬計的菲傭在中國各大城市出現,成為全球最大的菲傭群體。

但經濟候鳥的軌跡也是雙向的。這些飛往神州大地的候鳥,何時才會南歸?對很多菲律賓人來說,每年為菲律賓賺取龐大外匯的菲傭是「國家英雄」,但午夜夢迴,驀然回首,發現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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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學史怎樣看瓊瑤的小說?這位寫了六十五部小說的作家擁有數以千萬的讀者,作品紛紛改編成電影與電視連續劇,但卻長期被文壇主流排斥,認為她不是嚴肅的純文學,只是「騙取中學生眼淚」的流行作家。

但文學史可能會用新的角度來看瓊瑤。這位今年七十九歲的作家寫了大半個世紀的愛情小說,開拓了一個類型的寫作氣場。她的作品探索當時在社會上被視為禁忌的師生戀與婚外情,也反映社會的真實。她寫出在不完美的人生中,追尋完美愛情的終極價值,儼然就是愛情至上主義的旗手。

從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台灣正是白色恐怖時代,泛政治化的社會氛圍讓文學也陷入政治肅殺中,但瓊瑤的作品卻開創了一個愛情的秘密花園,讓痴男怨女可以在險惡的人生中,不斷追求自己的真愛。他們不會談政治,但卻要面對權力激盪與資源分配的生命激流,要在風雨飄蕩中面對自己抉擇的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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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曾經是被遺忘的群體。流轉在中緬邊境的漢人,被冠以很多不同種族的名稱,其實他們是來自明代孤軍的後裔,是不折不扣的漢人。

這也是中國歷史的傳奇。在明代崇禎皇帝於煤山上吊自盡之後,一些孤軍不斷向南邊逃亡,他們亡命的逃,要躲過清軍與漢奸的夾擊,最後逃到一個渺無人煙的異域、也就是今天的中緬邊境。

他們保持了漢家命脈,讓歷史上最後的一個漢人皇朝的後代,在域外綿延、生生不息。他們沒有經過清代的統治,而在四五十年代,在民國與共和國的權力激盪之際,因緣際會,他們與來自故園的中國人再續前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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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人可以低估郭台銘的巨大能量。這位父親是山西人、母親是山東人的台灣外省人第二代,晉升為全球最大的製造商,僱用的員工超過一百萬人。他的最新格言是「市場是我的祖國」。他不斷瞄準最新與最好的市場,展示他的眼光與行動力,開拓他的製造業帝國的最新疆界。

在這次投資美國的決策上,他擁有絕對的優勢,因為特朗普有求於他的,多於他求特朗普的。特朗普現在正面臨政治上的風雨飄搖,白宮的人事內鬥,國會上不斷被調查「通俄門」的醜聞。特朗普需要經濟上的「沖喜」,來沖走種種的負面消息。

因而這次郭台銘在美國開疆闢土,時機上非常關鍵。他商業上的抉擇,變成了一次政治上的「急救行動」,救援面對強大壓力的特朗普政府。他投資的威斯康星州,是特朗普險勝總統的關鍵州份,囊括了這個本來是民主黨佔多數的州的十張選舉人票,一戰定江山。特朗普在威斯康星州的競選諾言,就是要重振製造業,如今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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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許就在香港這樣的空間與時間,才會發現這城市所隱藏的文化動力。一個百萬人次的香港書展,不僅規模上是全球最大,還因為它激活了很多平常冬眠起來的文化基因,只有在七月艷陽天的高溫下,才會風風火火地活躍起來,買書、讀書、熱烈地討論有關書的一切,也和書的背後的心靈作出近距離的接觸,要搞懂那些讓你悸動的文字,來自什麼人的腦袋。

因為有思想的頭腦,才是人類最性感的器官。香港書展成為最性感的活動,讓上千人討論一個文學或哲學的問題,探索生命的價值,思考人生的方向。當然還有炒翻天的政治,為什麼這樣的權力與那樣的權力會產生這樣或那樣的化學作用。這是停不了的爭論。但正如蘇格拉底說,沒有經過反省的人生,是不值得活的人生。就是在這樣喧囂的爭辯裏,香港書展不再是一個商業的集市,而是一個擦出全球華人思想火花的平台,讓來自五湖四海的作者與讀者,穿越流行的風尚與突然的颱風,端詳人生的風景與自己的內心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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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沒有一帶一路的倡議,中亞很多地區就好像被遺忘的地圖,靜靜地躺在歷史的角落,沒有進入世界經濟上最活躍地區的視野。這都因為它們缺乏現代經濟的亮點,只是靠原始的資源作為經濟增長的支撐點。但由於一帶一路的理念與實踐的出現,越來越多的遊客與商務客馳騁於中亞地區,在那些國家名字的尾巴都有「斯坦」的地方,發掘新的商業與政治的靈感。

但恰恰是一帶一路的倡議,引起了美國、日本、印度等國的地緣政治焦慮。近期印度在邊境不斷挑釁,驚擾了一帶一路和風細雨的風景。即使中印不發生戰爭,但中印邊境長期的對峙與緊張局面,都投下了莫名的陰影。中國要不斷公開說明,中國不是好戰的國家,但樹欲靜而風不息,在國土被侵佔之際,不得不挺身而出。各方都在猜測,中印之戰何時開打?

如果戰爭開打,肯定會比一九六二年的中印戰爭規模更大。這不但因為雙方的國力都在飆升,也因為空軍與海軍的參與。猶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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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戰爭的邏輯來看,即使中印當前的邊境衝突升高,它注定是一場有限戰爭(Limited War),因為中印交戰雙方都是核子國家,在核武之前,理性的決策者都會了解這是「保證互相毀滅」的遊戲,必須「保持距離,以策安全」。

有限戰爭就是自設底線,不能越核武雷池一步。從韓戰到越戰,作戰雙方都極為克制。美國在韓戰時,麥克阿瑟元帥在戰況逆轉之際,曾力主以原子彈轟炸中國東北,力圖切斷中共軍隊的補給線,並產生震懾效應。但杜魯門總統深知這就等於打開核武的潘朵拉盒子,會招來蘇聯的核子報復。因而最後他不惜將麥帥炒魷魚,冒美國民意之大不韙,褫奪他的軍權,避免出現核子大戰。

同樣的,在越戰的高潮,中國雖然全力援助越共,但從來不會考慮用核武,美國方面也是很有默契,從不提核子震懾。即便到了一九七五年兵敗西貢,美國決策者也沒有將核武反攻作為選項。一些修正主義史學家認為:這是美國自縛手腳,打一場「有限戰爭」,自招其辱。

但這也是人類的理性的選擇。從一九四五年美國在日本廣島與長崎投下原子彈後,世界上再沒有動用核武的軍事行動。不過核子俱樂部的成員越來越多之後,核武就有失控的危險,尤其是朝鮮與一些恐怖組織,都被視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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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政治需要反對派,因為權力需要制衡,避免權力的傲慢。這是民主政治的真諦,也是全球民主發展的總結。但民主成功的關鍵,就是要有基本政治目標的共識。反對派要忠於這個政治體系,而不是要推翻它,或是鄙視它。

但香港泛民主派往往被激進派綁架,沒有與「港獨」完全切割,這也因為民主派內的知華派凋零,如司徒華等都已經去世,他的後繼人都沒有那種中華文化的素養,也沒有那種家國情懷,反共變成反華。二零一三年間,反對派提出「去大陸化」的論述,變成了反動的「血統論」。

其實泛民內部有一個基本的假設﹕認為北京政府是一個不穩定的政府,他們傾向相信西方某些所謂學者提出的「中國崩潰論」。公民黨議員陳家洛就說,很可能有一天早上起來,就發現五星紅旗升不起來,香港人要對此做出準備。這種思維其實反映他們一個錯誤的判斷,一子錯,全盤皆落索。

這也導致泛民在策略上的荒腔走板,泛民議員到中聯辦見面,被視為禁忌,畫地自限,一廂情願來解釋一國兩制。冷戰時期對北京仇視的口號與心態又重新拿出來作為武器,不斷妖魔化中聯辦與梁振英,以為政治子彈可以射向特區政府與北京當局,但卻其實是射向自己的大腿,也射向自己的選民,讓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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