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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
    邱立本,亞洲周刊总编辑,被中国网民选为2006年中国一百位公共知识分子之一。

    1950年生于香港,祖籍广东开平。香港圣多马小学毕业,初中就读九龙塘的银禧中学,1967年毕业于李求恩中学,负笈台湾。1972年国立政治大学经济系本科毕业,后赴美留学,获纽约New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经济学硕士,曾任柏克莱加州大学亚美历史研究员,香港大学兼职教授。
   
   历任台北《中国时报》国际新闻编译,纽约《星岛日报》、《北美日报》,旧金山《远东时报》,洛杉矶《美洲中国时报》,纽约《美洲中国时报》,纽约《中报》记者、编辑、总编等职务。1990年返回香港,任《亚洲周刊》主笔。1993年出任《亚洲周刊》总编辑至今。1995-1996年,兼任《明报月刊》总编辑。
博文
保釣不是行動的侏儒(2009-05-09 13:11)
保釣不是形容詞,而是動詞。這是《二零零九保釣共識》的警句,警惕保釣力量不能只做「懷舊的巨人、當下與未來行動的侏儒」。

這是老保釣悲涼的呼號。在保釣保了快四十年之後,全球中國人都必須面對一個殘酷的事實﹕釣魚島是否已實質上淪亡?因為中國人近年已不能登上釣島。釣島周邊水域已被日本武裝力量所控制,民間保釣船根本不能進入。而今年台港的保釣船更遇上險惡的政治風浪,讓人扼腕。

上次中國人登上釣島是在一九九六年,這也是五星紅旗首次在島上出現,而插旗勇士則是香港計程車司機陳裕南。他和帶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幟的台北縣議員金介壽,不約而同讓這兩面旗幟在釣島飄揚,儘管很快就被日本人拿下來,但卻是一幕歷史的「定格」,刻在中華民族的集體心靈上。

更深一層看,北京當局遲遲不出手,都是受到當年鄧小平「擱置爭議」思維的限制,以為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無。殊不知日本在這四十年間已不斷暗中在島上經營,樹立燈塔及其他設施,造成既成事實,也坐實國際法上的「先佔原則」。它的武裝艦艇,早已將釣島周邊水域團團圍住,台海兩岸的船隻難越雷池一
五四运动的最新启示(2009-05-04 16:13)
五四运动九十周年之际,当年的思想启蒙运动还在推动今日的思想启蒙。五四所强调的民主建设、科学精神和自由言论,都还在中国的上空呼唤,而民间最近为遇罗克(一九四二—一九七零)树立雕像的默默纪念,更有一种历史悲情中的改革激情。

改革的激情是探索中国当下最敏感的事实:怎样面对中国最新的「阶级歧视」? 当年遇罗克挑战「出身论」而遭判死刑, 但也唤醒了一代人对「阶级歧视」的反思。为什么「地富反坏右」要被专政和镇压?为什么资产阶级的子弟就被歧视?但在今天,约二亿的城市农民工的子弟不能进城市的正规学校,生病或遭遇了车祸,不能和城里有单位的市民接受同样的医疗待遇。在城乡二元体制的户籍制度下,他们是共和国的二等公民,面对新的阶级歧视。

在网络的世界,没有人比其他人更平等。网络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只要能上网,就可以走进一个过去不能想象的世界。这是今日全球社会的现实,也是网络平等主义的迷人之处。

那个只有一公斤左右重量的Netbook(中国大陆称为上网本,台湾称为小笔电),却有一种历史的重量,成为推动网络平等的最新突破口。

中国网民已经超过三亿,成为世界之冠,不过农村和城市底层还是有很多的家庭没有电脑。但如今上网本的价格可以低至人民币一千多块(约两百美元),就可以让中国越来越多的寒门子弟,买下他们生命中的第一台电脑,也让他们进入一个不一样的世界。

这是一个没有阶级歧视的世界。中国那些底层的民工,那些偏远贫穷地区的少年,都可以在网络世界中,和全国的网民一样,发现一个他们本来陌生的天地。他们在这儿和全国网民一块,进入一个启蒙的年代。

启蒙的定义在于老百姓发现一些本来不知道的真相,了解一些本来被扭曲的价值,发现一些本来很难获得的知识。他们在网外的世界往往被看扁,被边缘化,被排挤,但只有到了互联网世界,他们
绝对权力会绝对地腐败。而司法的绝对权力,更会绝对地败坏整个社会。这次中国公安系统清理门户,自爆一些触目惊心的冤案错案,关键是没有权力的制衡,而只是到了最后,才遇上了一位上任不到两年的公安部长孟建柱,敢于揭开种种令人发指的黑幕,才能找回失去的正义。

但迟来的正义往往是让人遗憾的正义,更何况中国当前隐藏了不少冤情,让老百姓无语问苍天,因为不是每一宗冤案都会遇到一位孟建柱。这还是要靠人治的偶然性,让两家港商企业遇到了一位敢于捋虎须的公安部长,但对广大的民众来说,他们还在等待法治,还在等待一个制度性的保障。

法治的缺席,在于缺乏权力的制衡,整个司法系统缺乏「程序正义」(Due Process Of Law),结果让一些高官只手遮天,违法乱纪。共产党在司法系统中的政法委角色本来可与行政系统互为制衡,但如今却变为共犯结构,陷老百姓于不义,失去了「免于恐惧的自由」。

告别恐惧,是判断一个社会是否文明的重要指标。当人民面对公权力的时候,应该是不畏不惧,一切「循适当的法律程序」。但中国却是一个由潜规则统治的社会,而恐惧变成了腐败司

巧实力(Smart Power)是新兴的词儿,但却可以描述一些长期存在的现象。它其实就是硬实力和软实力的结合,软硬兼施,不战而屈人之兵。

 

美元的霸权,就是一种巧实力。二战结束后,美国国力升到高峰,经济实力冠全球,

中国医疗的险恶丛林(2009-03-29 18:05)

中国的公共医疗是一个险恶的丛林,里面充满权力的弱肉强食。谁拥有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谁就可以拥有最好的医疗服务。相反的,那些底层的民工和农民,往往要面对小病顶住,大病等死的宿命。甚至是一些中产阶级,也要面对在重病时到处找关系送红包找最好医生开刀的折腾。从马克思到毛泽东所主张的社会主义人道精神,都在今天的中国大陆缺位,成为对中共建国六十周年的巨大讽刺。

 

尤其和香港与台湾的公共医疗服务比较起来,更是强烈的对比。很多从大陆到香港的民众会赫然发现,原来急病或车祸被送到公立医院,不会因为你没有钱而见死不救,而是会在世界第一流的医疗设施中,接受详尽的治疗。在急诊室无论做多复杂的手术,进去也是只收一百元港币(约十三块美金),更不要说在设备最好的公立医院生小孩,还不用一千港元

沒有人會想到,一九九五年去世的張愛玲,和今天中國的「八十後」,甚至是「九十後」的新一代,竟有一種秘密的情緣。

如果張愛玲活到今天,她已經快九十歲。但這位被戲稱為文壇「祖師奶奶」的作家,卻成為二三十歲年輕「小資」的偶像。他們走進了四十年代的時代氛圍中,親近祖輩的歷史身影,對於白流蘇和范柳原所經歷的場景和風尚,有一種莫名的嚮往。他們不是懷舊,而是在這樣的文學世界中,填補了歷史的斷層。

歷史的斷層是張愛玲小說中所描繪的生活方式,一度戛然消逝。一九四九年之後,這都曾被視為「政治不正確」,是腐朽的象徵。但隨著中國改革開放與進入了全球化的體系,昔日的「不正確」成為今日的「時尚」,甚至是超越前進。當下黃浦灘的璀璨繁華,早已超過當年張愛玲的十里洋場。而今日的小資,擺脫了父輩一代對「小資產階級」罪名的恐懼,甚至是用上這樣的標籤,來「炫耀」自己的瀟灑和不羈。他們迷戀張愛玲,也是要在繁華的背後,追尋失去了的時代精魂。

時代的精魂就是那些不屈不撓的創意與突破。無論是在戰雲密布的三十年代還是四十年代孤島時期的肅殺中,生活在上海的作家都不會自我封閉,敢於在最不可能的時候,寫出了時代的心聲,

 

香港本来是历史的产物。没有鸦片战争,就没有后来香港的发展。但讽刺地,历史却使香港人失去了历史感。因为殖民历史会使得殖民统治者觉得尴尬。整个城市的气氛,就是挥别历史,也挥别了历史感,也因此压缩了这城市的人文空间。

 

过去百年间,这岛屿城市在殖民主义的洗刷下,历史就像一只玻璃娃娃,只能高高举起,轻轻放下,甚至往往只可以远观而不可以近看。学生念了不少遥远朝代的故事,但却不会深究鸦片战争和国共内斗的来龙去脉,更不会深究自己

,才會出現真正的和諧局面,才能開拓人人心情暢順的天地。 

和解是和諧社會的
古巴和中国有一种特别的情缘,一度分享浪漫的革命情怀。古巴的革命之父切.格瓦拉其实对毛泽东的思想很有认同感,反对官僚,重视草根的力量。一九五九年古巴革命成功之后,他并没有耽於享受荣华富贵,而是以整个拉丁美洲的命运為念。一九六六年,当中国爆发文化大革命之际,他告别了哈瓦那舒服的部长级的职位,踏上自己的拉丁美洲革命之旅,餐风饮露,转战不同的丛林,一九六七年,他在玻利维亚被俘处决,得年三十九岁。

在他死的那一刻,他当然没想到他所嚮往的中国,最后会挥别了毛泽东主义,也没想到他的亲密战友卡斯特罗,半世纪后还万寿无疆地执政,并将政治权力世袭,由弟弟劳尔接班。

这位有道德洁癖的革命家,会觉得中国和古巴的发展都让他尷尬,儘管他為古巴的教育和医疗而自豪,发现它们意外地成為中国的镜子,映照今日中国在基础教育和公共医疗上匱乏的痛苦。

但这一位理想主义者,在庆祝古巴革命五十週年之际,也要面对新兴的挑战。当全球都进入了互联网的世界,中国网民已高达两亿九千万人之际,古巴的互联网还是被严密控制,不仅价格昂贵,而且设限重重,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