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海嘯是上帝送給中國的禮物？這不是戲謔的說法，中國在席捲全球的金融海嘯中，面對驚濤駭浪，也刺激中國改變思路，尋找一個更好的國家發展路徑。

焦點是中國經濟能否找到新的範式，不再過度依靠出口和沿海的加工模式，而是啟動內需，面向國內的廣大市場。

政府的角色，落實內需的推動，全力加速基礎建設。這是中國的「新政」，但卻是比凱恩斯更凱恩斯。從高速鐵路、地鐵、公路、橋樑，都如火如荼地進行，也創造了大量的就業機會。而「家電下鄉」等項目也啟動更多內需，形成經濟上的良性循環。中國在金融海嘯一年之後，確保今年經濟增長率可以「保八」，而綜合國力也因此上升，成為危機中找到轉機的典範。

西方媒體戲稱這是有中國特色的「指令資本主義」，在公權力的推動下，落實很多在其他社會難以快速落實的計劃。香港最近要興建的港深穗高鐵的香港段，就因為收地的問題而讓港府棘手，但在中國大陸，由於公權力的強勢，一聲令下，就劍及履及。像武漢到廣州的高鐵，就會在今年年底開通，將原本十幾個小時的車程，變為只有三個多小時。

強

他炸出了中國美學的最新軌跡。蔡國強的炸藥藝術，從泉州開始，延伸到日本、北美、歐洲，炸掉了文化和心理上的障礙，甚至炸破了政治的圍牆，到台灣宣揚他的藝術理念，爆出了一則現代藝術的獨家傳奇。

這也是獨家的創意。中國人發明的炸藥，不再只是用於戰爭和毀滅，也可用來作為建設和美麗的載體，開拓了過去難以想像的空間。

這是現代藝術的最新空間。蔡國強發掘火藥爆發過程中的美學軌跡——不僅是物質的驚變，也是精神上的質變。在毀掉某種秩序中，卻可以看到新秩序的建立。這也使國際藝壇驚艷，發現中國在前衛藝術中的一股新興的力量。它源於傳統和本土，但又展現了現代和世界。在蔡國強對中西文化的感悟中，他呈現了後發制人的創意和智慧。

中國在藝術創意上有後發優勢，那麼在政治變革的創意上，是否也有後發優勢？

這也許是蔡國強帶來的靈感。在六十週年國慶的歡慶當兒中，中國正面對內部的種種尖銳矛盾。不少知識分子都流露強烈的焦慮感，擔心當前中國權力傲慢缺乏制衡，資源誤配與環境污染的惡化，以及社會正義的

城市要不斷搜索自己的靈魂，發現自己的優點和缺點，才可以掌握歷史的制高點，揮別平庸的宿命。香港在回歸前後，就歷經這樣一種上下而求索的過程，要擺脫一個只會投機炒賣的城市格局。

這也使香港重新檢視自己的體質和氣質，到底香港人要活出一個什麼樣的世界？ 香港人回歸之後，立刻面對了一場兇猛的金融風暴，九七前的房地產投機成為了負資產，有些人跳樓自殺，有些人痛罵回歸；某些所謂精英和名嘴，掩飾不了他們的殖民地鄉愁。整個城市一度在一種高度的焦慮感中，要尋找新的城市定位。

也許只有喚醒港人的危機意識，才能使香港逐漸走出投機和暴發戶心態的窠臼，不再迷信房地產，不再沉溺於股市，也當然不再迷信英國的殖民統治才能救香港。 回歸十二年，香港人開始更多的歷史回眸，重新認識自己的過去和快速變化的中國大陸，也放眼全球化的世界。不少港人發現：第一流的城市，從紐約到倫敦，從巴黎到東京，其實都有一個寬廣的人文空間，凝聚更多的創意，發掘一些以前不會想到的、以前不敢做的，和以前不會觸摸到的感覺。

這些感覺就感動這城市的末梢神經，了解提升城市的競

保釣不是形容詞，而是動詞。這是《二零零九保釣共識》的警句，警惕保釣力量不能只做「懷舊的巨人、當下與未來行動的侏儒」。

這是老保釣悲涼的呼號。在保釣保了快四十年之後，全球中國人都必須面對一個殘酷的事實﹕釣魚島是否已實質上淪亡？因為中國人近年已不能登上釣島。釣島周邊水域已被日本武裝力量所控制，民間保釣船根本不能進入。而今年台港的保釣船更遇上險惡的政治風浪，讓人扼腕。

上次中國人登上釣島是在一九九六年，這也是五星紅旗首次在島上出現，而插旗勇士則是香港計程車司機陳裕南。他和帶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幟的台北縣議員金介壽，不約而同讓這兩面旗幟在釣島飄揚，儘管很快就被日本人拿下來，但卻是一幕歷史的「定格」，刻在中華民族的集體心靈上。

更深一層看，北京當局遲遲不出手，都是受到當年鄧小平「擱置爭議」思維的限制，以為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無。殊不知日本在這四十年間已不斷暗中在島上經營，樹立燈塔及其他設施，造成既成事實，也坐實國際法上的「先佔原則」。它的武裝艦艇，早已將釣島周邊水域團團圍住，台海兩岸的船隻難越雷池一

五四运动九十周年之际，当年的思想启蒙运动还在推动今日的思想启蒙。五四所强调的民主建设、科学精神和自由言论，都还在中国的上空呼唤，而民间最近为遇罗克（一九四二—一九七零）树立雕像的默默纪念，更有一种历史悲情中的改革激情。

改革的激情是探索中国当下最敏感的事实：怎样面对中国最新的「阶级歧视」？ 当年遇罗克挑战「出身论」而遭判死刑， 但也唤醒了一代人对「阶级歧视」的反思。为什么「地富反坏右」要被专政和镇压？为什么资产阶级的子弟就被歧视？但在今天，约二亿的城市农民工的子弟不能进城市的正规学校，生病或遭遇了车祸，不能和城里有单位的市民接受同样的医疗待遇。在城乡二元体制的户籍制度下，他们是共和国的二等公民，面对新的阶级歧视。

在网络的世界，没有人比其他人更平等。网络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只要能上网，就可以走进一个过去不能想象的世界。这是今日全球社会的现实，也是网络平等主义的迷人之处。

那个只有一公斤左右重量的Netbook（中国大陆称为上网本，台湾称为小笔电），却有一种历史的重量，成为推动网络平等的最新突破口。

中国网民已经超过三亿，成为世界之冠，不过农村和城市底层还是有很多的家庭没有电脑。但如今上网本的价格可以低至人民币一千多块（约两百美元），就可以让中国越来越多的寒门子弟，买下他们生命中的第一台电脑，也让他们进入一个不一样的世界。

这是一个没有阶级歧视的世界。中国那些底层的民工，那些偏远贫穷地区的少年，都可以在网络世界中，和全国的网民一样，发现一个他们本来陌生的天地。他们在这儿和全国网民一块，进入一个启蒙的年代。

启蒙的定义在于老百姓发现一些本来不知道的真相，了解一些本来被扭曲的价值，发现一些本来很难获得的知识。他们在网外的世界往往被看扁，被边缘化，被排挤，但只有到了互联网世界，他们

绝对权力会绝对地腐败。而司法的绝对权力，更会绝对地败坏整个社会。这次中国公安系统清理门户，自爆一些触目惊心的冤案错案，关键是没有权力的制衡，而只是到了最后，才遇上了一位上任不到两年的公安部长孟建柱，敢于揭开种种令人发指的黑幕，才能找回失去的正义。

但迟来的正义往往是让人遗憾的正义，更何况中国当前隐藏了不少冤情，让老百姓无语问苍天，因为不是每一宗冤案都会遇到一位孟建柱。这还是要靠人治的偶然性，让两家港商企业遇到了一位敢于捋虎须的公安部长，但对广大的民众来说，他们还在等待法治，还在等待一个制度性的保障。

法治的缺席，在于缺乏权力的制衡，整个司法系统缺乏「程序正义」（Due Process Of Law），结果让一些高官只手遮天，违法乱纪。共产党在司法系统中的政法委角色本来可与行政系统互为制衡，但如今却变为共犯结构，陷老百姓于不义，失去了「免于恐惧的自由」。

告别恐惧，是判断一个社会是否文明的重要指标。当人民面对公权力的时候，应该是不畏不惧，一切「循适当的法律程序」。但中国却是一个由潜规则统治的社会，而恐惧变成了腐败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