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琪、李翊今天终于有了消息，他们周二晚上就跟着救援部队，第一批进入了震中映秀镇，我真为她们感到骄傲。王恺也是第一时间，在周三早晨就赶到了北川。

   我真是不理解，在中国灾情发生后，记者为什么还是被认为，进入灾区是添乱？记者是救灾大军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他们是记录者，也应该是灾区与全国人民精神的维系者。如果有了这个意识，各路救灾大军应该支持与帮助他们的工作。他们本是救灾不可分割的部分，他们也在不畏牺牲地忘我，是全国大救援的一部分，为什么有添乱与不要添乱之说？

   现在有一种奇怪的说法，好像只有央视、新华社的记者才是不添乱的，别地媒体记者的采访处境由此经常不公正地人为地被制造了很多不应有的困难。这种客观效果，伤害了许多媒体优秀记者的积极性。而如果我们只有央视与新华社的报道，那样宏伟壮观感人的大营救，不觉得所呈现的画卷是单调的吗？

   当然，许多现实是我们媒体自己造成的——那种不负

   这次地震报道，本来鸿谷说，让男记者去，但吴琪与李翊是坚决要求去。他们赶上了好运气——朱文轶与王恺、黄宇本是第一批出发，但因为成都不通航，只能飞重庆，吴琪、李翊第二批出发，到机场正好赶上成都通航后的第一架飞机。吴琪在机场给我电话说，只有一个经济舱一个头等舱位，我说，走吧。她们到成都就跟上了一支武警救援队，到昨天晚上，鸿谷还是联络不上，估计手机没有信号。

   朱文轶周二就到了都江堰，他与王恺、黄宇兵分两路，王恺他们当天就到了北川。震区那样额劣的气候，他们没有野外装备，没有卫星电话。在风雨中，可能根本没有住宿条件。真是非常惦念他们。看来以后周刊要有一些野外装备，为这样的突发事件，记者们出行前我这个主编没能想周全。

   袁越是周二早晨给我发了条短信，说他先斩后奏，自己就赶到重庆了，昨天他在成都滞留了一天。记者在第一时间出现在第一现场，因种种原因，我们很久没有这样的意识了。有时候，出现在第一现场的记者往往还要被遣返回来。

   四川地震发生后，周刊记者马上通过各种方法赶往灾区，不顾一切到第一线去的行为令人感动。到今天为止，我们的文字摄影记者已经有8人赶到了四川，我敢说，没有一个刊物可能投入这样的力量。对抗震救灾，我们会拿出一份令读者满意的答卷。 

   昨天我们的文字摄影记者已经深入了震区。周刊在周一晚上排版完成发印刷厂，我们没有选择更换封面，因为，如果我们的记者没有属于自己的报道，匆忙拼凑出来，无非是将已经被报道的信息作综合，不咸不淡地作一些不负责任的评述。对于突发性事件的报道，我们强调记者独立的视觉与独立的观察发现，我们不会像有些媒体那样，只做综合信息的工作。我以为，这种全国各地信息的大综合，正是我们现在媒体上新闻性事件千篇一律的原因。

   这次我要求我们的每一位在四川深入各地的记者，用自己的视角去看，去寻找，不用别的媒体看到的信息，不用一张别的媒体记者拍摄的图片。

   《三联生活周刊》从来都是认真

   周三喝茶，老方推荐电视剧《英雄无言》，看到唐国强以毛泽东作派表现的阎宝航。阎宝航因为有了领袖意识，洒脱如入无人之境，对手们于是都枉为军统拔尖人物。也不知怎么，拍到这些革命前辈，作为主旋律，总还带着那样的烙印，所突出的英雄形象上，只不过加了些儿女情长。

   阎宝航这样的人物与戴笠这样的人物，如果戴笠只是隐蔽战线中被利用与玩弄的对象，又如何来表现那时其实是错综复杂的国共关系呢？阎宝航作为一个传奇人物，传奇的基础就在当时两党复杂关系中人与人关系的复杂性。这个电视剧最供人挑剔处就在，他的如鱼得水，是在他将对手们统统玩弄于股掌之间。这样的人物与当年的“三突出”有什么本质区别？我们的主旋律，尤其表现国共关系的主旋律，如果还以脸谱化来这样叙述历史，无论艺术感染力，还是历史的真实性，都需要打一个问号。

   以

   五一闲暇一直在很认真地听借来的一套俄罗斯作曲家格拉祖诺夫的交响曲全集。如果要将俄罗斯作曲家作排列，柴科夫斯基与肖斯塔科维奇排为一流，拉赫玛尼诺夫、强力集团排为二流，那么格拉祖诺夫可能就在三流位置。我检索自己的唱片，从巴赫到肖斯塔科维奇一系列重要作曲家的作品，大约占到90%，许多相对不重要的作曲家的作品其实是盲区。这就是文化过滤——我们是根据音乐史来认识作曲家与他们的作品，给他们以标签。文化过滤的最大问题是，将本来丰富的文化现实变成符号的进化连接，所谓文化意义，是在符号内的符号意义。文化过滤的结果，是将丰富的文化现实概念化。比如民族乐派，是以欧洲中心的视角为前提。

   于是我对这些冷僻的所谓二三流作曲家反而有一种好奇。比如格拉祖诺夫，原来我的唱片收藏中，除了一首小提琴协奏曲，只有芭蕾音乐《四季》与罗斯特罗波维奇演奏集锦中的小品《游吟者之歌》。他的小提琴协奏曲的质量，我以为其实并不次于肖斯塔科维奇或普罗科菲耶夫。听他的全部8首交响曲，虽然有很多首很多乐章可被忽略，但第四其实非常优秀，第六的第

   哈恰图良是俄罗斯作曲家，他出生于1903年，比肖斯塔科维奇大3岁；逝世于1978年，又比肖斯塔科维奇晚去世3年，今年5月1日，是他逝世30周年纪念。

   哈恰图良在创作上的成就无法与肖斯塔科维奇相比，不仅因为数量。我们最熟悉他的作品是《马刀舞曲》——那种在鼓声与铃铛声中越来越快，令人喘不过气来的节奏，圆号粗野地嘶鸣，中间仅一小段萨克斯与大提琴短暂的细腻，又被快速摇荡的节奏所践踏。这是《加雅涅》（Gayane)第一组曲的第一首。《加雅涅》是哈恰图良创作的两部著名舞剧之一，这部舞剧的音乐经历了1939年版、1942年版与1957年版的3次重叠。1939年版名为《幸福》，女主角名非加雅涅。1942年版中加雅涅是已婚妇女，她告发了汉奸丈夫，1957年版加雅涅才变成热恋中的未婚少女。这就构成不同场景音乐的错杂，比如《马刀舞曲》原是出征前的气氛，1957年版中，变成第三幕第二场临近结尾的音乐，是加雅涅失明的恋人复明后，表现库尔特族人彪悍个性的一段舞曲。而第一组曲第二首原是加雅涅哄孩子睡觉的摇篮曲，1957年

   我离开文学杂志已经15年，说实在对文学还有一种情结。八九十年代，我们其实一直在探讨一种新的文学杂志的可能性。九十年代初，与李陀等曾经策划过办一本《艺术》杂志，也曾编辑了第一期，只是因为没有刊号，周转了两家出版社无法出版。现在回头看，还是觉得那时的想法是有意思的——想拓展关于文学与艺术的观念，改造小说、散文、随笔这些已经约定俗成的体裁，更好地“扇动文学的翅膀”。当时我们到中央工艺美院，组织了一组花布设计的图片，想作为中心插页。现在，工艺美术与美术的概念早已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再做花布大约已经不会成为新鲜。

   作为一个文学老编辑，这些年我一直感叹于文学杂志的现状。《收获》、《当代》、《人民文学》，我们的艺术已经出现了那么天翻地覆的变化，可这些杂志还是当年的老模样，所提供的意识，在我看还冷冻在八十年代。有些杂志试图变，如吉林《作家》，但意识无变化，变化的只是形式。文学刊物现在普遍销量萎缩，在我看，都是因为没有出现意识的变化，不能满足主流消费群体的文学需求。

   《三联生活周刊》本周的封面专题做的是《米》，在发稿过程中感触颇多。

   感触一：第一篇文章安排了老邢写的东南亚大米危机，主要说到菲律宾在这次大米危机中的困境。一个原来的农业生产国，因为对农业这个国家支柱重视不够，粮食依赖进口构成了问题。而我国在这次大米涨价中阻隔了风险，完全得益于十年前开始重新重视粮食，大建国家粮库的决策。第二篇文章朱文轶采访了中储粮的老总，中储粮的作用，就是粮价越低时买进，粮价越高时抛出。如果没有这样一双控制市场的手，这样大一个国家，这么多人口，那么多希望通过投机发财的人，弱势群体就得不到保障。

   感触二：这组文章中有一篇王鸿谅对湖南这个产米大省的调查，耕地面积减少，从粮食太多买不出去到粮食无法自己满足需求。在我们拼命发展乡镇企业与城市化时，粮食问题总容易被忽略。十年前，其实我们还在讨论粮食需求在减少——副食消费在抵消粮食消费，但当时大家都不会清醒意识耕地大幅度减少对一个以农业为支柱的大国的意义。现在回头看，亏得

   昨晚看青歌赛美声唱法决赛，一直担心参赛者真的都会选择唱国产歌曲。因为此前，徐沛东等一直呼吁美声要唱国产歌，所谓“落地”。刘秉义说，不仅唱国产歌要加分，而且决赛只能唱国产歌。而且说，因为用美声唱国产歌困难，所以更要国产化。

   这实在让人困惑：第一，美声唱法本就是意大利的演唱方法，现在越来越多人开始喜欢美声，是因为这种唱法能较复杂地表现声音的变化，它的创作需要对声音表现能力的理解。多尼采蒂、威尔第创作的咏叹调的魅力在演唱时的声音控制难度，这种难度不仅是在音高。如果我们的作曲家不能理解美声表现的这种魅力，那么创作的所谓美声歌曲就会等同于激情高亢的革命歌曲或简单抒情的流行歌曲。美声美在声音经控制而能构成的委婉动人，它的激情也要通过委婉来表达。我以为，演唱尤其威尔第或多尼采蒂的咏叹调，在声音表现能力方面是相当有难度的。这一点，莫华伦与余隆才可能真正懂得，他们说得好：有一些唱段，能唱下来就不容易。美声当然可以用来创作中国的艺术歌曲，问题是有多少作曲家能真正通过一首歌曲表现出丰富多彩的声音？《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