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朝乾隆年间开始，来中国做生意的外国人，都被限定在广州郊区珠江边的一块地方黄埔港居住、经商，不准进城，也不准和除政府指定行商以外的中国人来往，还不准带女人、不准四处乱逛。

   听起来他们似乎过的很悲惨，其实不是。美国旗昌洋行的小伙计亨特十几岁来到中国，待了几十年，从他记录的当时生活来看，外商们不仅精神生活物质生活都不错，而且充满情趣，有不少关系很不错的中国朋友。

   虽然那个年代中国人仍生活在“天朝子民”的自大当中，根本看不起外国人，称他们为“番鬼”，但广州当局对这些番鬼是相当照顾的。商馆附近和外国人经常出入的地方总是有士兵守卫，负责驱散寻衅的中国人，或将迷失方向的“番鬼”送回商馆。东北季风盛行的时候，人烟稠密的城郊常常发生火灾，火灾一旦威胁到外国人居住地，行商便会按照政府的命令，派遣手持武器的苦力，用他们的小艇帮助外国人运账簿银钱。

   外国人商馆前面的广场，是“番鬼”们专用的，周围用栏杆围了起来，供外国人散步之用。不过，这里很长时间里都是一个热闹拥挤的大集市，卖橄榄的、卖花生的、卖糕点的、卖茶水的……各种各样的小贩云集于此。还有唱曲的和变戏法的、修补旧鞋的、返修油纸伞的，以及各种各样的手艺人。番鬼们通常很享受这样的热闹，不过当他们对这种集市感到厌倦时，就通知一下通事，也就是中国翻译，很快，就从街的拐角处冒出手持鞭子的巡役，朝所能碰到的每个人头上、肩上打下去。就像变戏法一样，小贩们立即收拾起他们的货色，一阵风就消失了。

   外国商船曾在广场上开过一次音乐会，请来了真正的乐队。当乐队成员身着红色制服认真演奏时，围拢来许多中国人观看，并大叫“吵闹！”“太难听了！”由于围观人越来越多，乐队只好退回公司商馆。这就是中西音乐的第一次交流。

   每当货船到港的时候，商馆的“番鬼”们会有一阵子忙活，办手续、卸货、登记、贩卖，得忙个把月。忙完之后，全体船员就会迎来他们盼望已久的“游散日”，这一天里，水手们会花掉一个月的工资，因此它也是整个黄埔港的大日子。

   这天早上，船只被弄得整整齐齐，人人都穿得干干净净，有一个人被安排在船上守望，其余的就由船副带领，离开大船，来到被称为“新豆栏”的街上去。这里有一长列中国店铺，都是由“一些十足的歹徒”开的，店里卖的都是迎合水手口味的东西——当然，就是各种烈酒。

   水手们到处都会受到老友般的接待，不过是不是老朋友其实没什么区别。“水手老兄，你好啊？上次航程时我侍候过您。”或者，“我侍候过您两三个航程了。”店主使劲握住水手们的手，然后建议随便吃喝点东西。一眨眼间，各种饭食和酒就上来了，随之而来的就是推销披巾、帆布鞋、南京布衣服和围巾。在欢乐的气氛中，水手们发现自己身上满是买来的合心意的东西，而手里原来的银元就被铜币取代了。吃饱喝足，老板们和他们一一握手，说着“下次航程再来惠顾”，水手们刚一出门，他们立刻悄悄关上铺门，挂上了栓。

   老板们这样做是有充分原因的，开心的水手们再次走上大街的时候，嘴里唱着歌，身体已经开始摇摆。他们越来越频繁地大叫大嚷，抓住中国人的辫子，对停下来看热闹的乡下人献殷勤。当过路人忍不住嘲笑他们时，这些番鬼被激怒了，而人们马上一哄而散。官兵们赶来，防止发生斗殴，番鬼们像君主一样四处乱走，一双双帆布鞋、一块块南京布、一盒盒火绒，就从水手们一捆捆的东西中调出来，掉得满街都是。

   一个小时之内，街上所有的中国店铺就都关门了，中国人也一个都不见。通事们赶来，哄着醉醺醺的番鬼们回船，最后总要动用索具，才能把烂醉如泥的水手们吊回船舱。

   总得来说，外国商人们在广州的贸易生活是很顺畅的，他们不必办理海关手续，进口货的起卸和存放，以及出口货的装船外运，都经由中国通事进行。彼时的中国商人非常诚实，从不会违约。1822年黄埔港发生一起大火，中国行商义盛自己的房子、店铺全部毁于一旦，而他却把外商存在他那里的84匹绉纱抢救出来。

   不准外国人四处游荡和不准女人来的规定其实并未真的被遵守过，亨特他们就常常去被他们称为“河南”的广州城郊玩耍，去中国行商们的家里做客，而有几位美国和英国妇女也曾在商馆住过几日。番妇的到来引起了中国人不少议论，但当局只是四处张贴告示要求她们离开，而她们还是住了半个月才走。

   如果不是鸦片战争，这种日子看起来会一直持续下去。官吏们对行商的勒索在一个可以接受的限度，外商们也学会了给查鸦片的缉私船衙役塞钱。私人对私人的接触中灵活性都不差，只有上升到政府间的对话时，才会暴露出双方的真实差别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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