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干的不爽的时候，常常会有一个声音在胸中回荡：“去你妈的，老子不伺候了！”

    但我是个理智的人，这声音响了一小会我就会问自己：“你有资格不伺候么？”

    是啊，我有资格么？不挣这份钱，我能养活自己吗？能管的起父母家人吗？不要这五斗米，我受得了这份罪吗？

    自古至今有很多不伺候的，看不上这争名逐利的浊世，干脆归隐做一个自由人。陶渊明、顾炎武、袁枚……人们一想“不伺候”，就会拿他们做自己的榜样，好像伺候不伺候无非是自己一个决心的事情，只要舍得下名利，就一切皆简单了。但现实是残酷的，书里给人讲放弃的故事时，从来没讲过放弃之后如何吃饭的问题。

    古时候确实有不少“放得下”的人，不过其中有不少都有足够雄厚的经济基础。明末清初有不少不伺候新主子的高士，梁以樟，明亡后隐遁于葭湖。可人家有田数十亩，还有闲钱不断招待“四方之士”；元末明初的倪瓒，放浪形骸，但他“家雄于赀”，自己还有套别墅招待朋友。就算是陶渊明，归隐之初也是很有钱的，有饭吃有酒喝，有仆人替他耕田种地，刚辞官的时候是“僮仆欢迎，稚子侯门”，“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园，桃李罗堂前”，“园蔬有余滋，旧谷犹储今。春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后来是因为遇到火灾，家财尽失才因故致贫的。至于四十岁离开官场从此不伺候的袁枚，家里仆役一大堆，厨子好几个，在什么地方吃到好吃的，都要派自己的厨子专门去学做法，这样的家庭条件当然足以支撑他“不伺候”。

    当然，并不是说只有富人才可以有气节。没钱也可以，不过气节不是一下子，而是一辈子，你得有足够勇气贯彻始终。汉魏之交的焦先，因为不满当时的政治昏乱，离开名利圈，自己一个人到黄河边搭了所窝棚住了下来。他穷到什么地步呢？炕上没有被褥，连茅草都没有，热天一出汗，整个身子都成了一个泥人。元代的褚志通，不肯跟元的统治者合作，自己归隐到华山。每年到了冬天大雪封山，他的粮食只够吃半个冬天的，为了捱过冬天只好几天才吃一顿饭。陶渊明家失火变穷之后，不仅要自己下地干活，连基本的衣食也难以维持，“夏日常抱饥，寒夜无被眠”，到冬天还穿着葛布单衣，饿极了的时候只好找以前的朋友乞食。这样的清贫，我自忖是忍不了的，所以还不敢真的放弃那五斗米。

    关键是，在天朝，放弃不仅仅要冒贫困的风险，还会遇到很多别的难处。《宋史》里提到过一个南岸翁，曾是政府官员，后来厌倦官场，辞官带着两个儿子隐姓埋名住在城外以务农为生。结果儿子挑着自种的水果去城里卖，被恶吏以逃税拘捕，老翁与少子都到县衙求情也无济于事，后来还是因为有人知道他过去的职位，告诉县官，县官才把他们放了。

    记得去年有条新闻曾红极一时，说某当年的北大毕业生，同时是某名人的同学，被人发现与妻子儿子一起生活在大山里，与现代生活隔绝，也是因为不愿意伺候当权者才作此选择的。对这样的人我挺佩服，但我自己绝无此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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