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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蜀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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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晋书》的一些事情

(2023-01-18 17:51:16)
分类: 古籍版本学

 

关于《晋书》,李盛铎披露的只有寥寥数语:“《晋书》注明七千五百元,须七八年本利乃合成原价,此时不能出手。”也就是说,质押在手中的海源阁旧藏《晋书》,四五年后才能转售。那么,此部《晋书》的版本及后来的归宿,到底如何呢?根据书的价格及相关情况推断,它就是《楹书隅录》卷二著录的“宋本一百三十卷三十六册六函”的《晋书》(现藏国家图书馆,索书号8003)。此书后来转售给了弢翁。以下分别予以说明。这还要从商务印书馆影印《百衲本二十四史》说起。

张元济影印《百衲本二十四史》,选用底本纠结时间较长的,除了《史记》,就属《晋书》了。1927105日,张元济致傅增湘信中首次提到此书:“木老允借《两汉》《晋书》,索酬万元,公司中人认为过重。时局如此,即印出恐亦无甚销路,暂行缓议(极快须明年下半年方能开印)。且《晋书》前已在南京图书馆照有小字本(稍有脱卷之页)。今查得硖石蒋氏所藏,行款相同,而南京馆本所脱者却系完足,想脱落者必系复印之故。将来如能借补,则此书可不必另借矣(《张元济书札》增订本,商务印书馆199712月出版,下同;1139页)。”

张元济信中所说“木老(李盛铎)允借”的《晋书》,就是押在他手中的那部《晋书》(以下简称“杨本”)。所谓小字本《晋书》,即南宋初建刻十四行本。宋刻十四行本《晋书》存世较完整的只有三部:海源阁杨氏藏本一百三十卷全;蒋氏衍芬草堂藏本一百三十卷,存一百卷(卷一至一百,卷四十六至五十三、八十二至一百配清影宋抄本);南京图书馆藏本一百三十卷(卷八至十、二十八至三十、四十三至四十五、一百一至一百五、一百十五至一百二十一配明抄本)。能够与南京图书馆、蒋氏衍芬草堂藏本相抗衡的,也只有海源阁杨本。此为木老手中《晋书》即为杨本之明证。

此后的三年中,张元济对《晋书》的底本始终未作决断,导致19303月,商务印书馆发布《百衲本二十四史样本》时,其中《晋书》底本,仍标注的南京图书馆藏宋本:“是书向为王弇州、项子京、毛子晋、宋牧仲所藏,毛氏且称为可宝。中有数卷抄配极精,即《东湖丛记》所云王弇州手抄补缺之卷也。”但很快张元济的态度就有了变化,开始倾向于采用杨本了。他1930515日致信傅增湘曰:“所选《晋书》最不惬意。李木老肯与玉成,极所欣幸。酬报可以大减,未知所须几何?唯乞我兄善为我辞。至祷,至祷(1163页)。”一个月后又连发两信表示:“李木老允借《晋书》,极为欣幸。其意欲得《廿四史》数部。以尊意度之,究需几部?唯在京摄照,种种不便。必须借至南方,决无丝毫伤损。务乞我兄善为说辞。至此书弟已校过四种,可谓一无善本。将来一切商定之后(细思不如暂缓商定,先祈假‘帝纪’‘天文志’到京,托伯恒兄代为一校),拟先求借阅数册,先校一过,是否能出所见四种之上,此层亦应预为陈明,并祈鉴及(1165页)。”“木老《晋书》经吾兄周旋,可以通报,至为感荷。前函拟请先假‘帝纪’及‘天文志’先校一过,藉知内容。又需携至南方照相,不知能办到否?务乞玉成,无任祷盼(1167页)。”

1931115日再致信傅增湘:“李木老所藏前承转商,可以借影,报酬须《百衲本二十四史》三部,亦所不吝。但必须将全书借至上海,于事方有办法,决不伤损丝毫。务乞续商。至恳,至恳(1177页)。”

同年47日,张元济在写给傅增湘的信中,答应了李盛铎的付酬要求,且欲尽快促成此事:“《衲史》中所用宋本《晋书》,承吾兄向木斋先生借取影印,至为感幸。遵以全史三部为酬。台从未行以前,未及将预约凭单奉托携带,兹已填就第五五七号自取预约凭单一紙,又书券一紙,伏希察收转致,并为道谢。未知李世兄何时南下,甚盼能早日摄照,提前出版也(1179页)。”

然而,五个月后,事情却开始反转,张元济又属意于蒋本了。1931924日,张元济致蒋藻新(星)、蒋觐圭书曰:“丁君(注:丁英桂,商务印书馆负责制版印刷业务等工作)等晋谒时诸承优待,并出示珍藏宋刻《晋书》及其他精本,不胜感谢。《晋书》雕印俱精,远出南京图书馆藏本之上,尤为欣慕。元济嗜读乙部,以通行武英殿本《二十四史》讹舛甚多,亟思别印旧本,藉资订正,且以纠正明监汲古之失。搜辑有年,近已次第付印,谨以印成前后汉书,各检一部寄奉雅鉴,伏希哂存。《晋书》善本较为难得,尊藏虽缺去‘载记’,而‘纪’‘志’‘列传’俱全,补抄亦至精美,不揣冒昧,拟求通假,俾善本正史得成完璧。稍嫌即当趋诣崇阶,面聆教诲,专肃鸣谢。敬请潭安(《张元济书札》增订本1052页)。”

1932413日,张元济开始为弃用杨本作铺垫,他在给傅增湘的信中说:“至承代借李氏《晋书》,现拟暂存,俟公司清理就绪,《衲史》如有出版之可能,尚拟摄照,否则届时即行寄还,并祈转致李木老(1187页)。”19331214日:他在致傅增湘信中进一步挑明道:“李木老所借《晋书》,亦以印版不甚清朗迟延未照1196页)。” 19341110日,他告知傅增湘,“《晋书》借用硖石蒋氏藏本,今岁亦可出书。原无‘载记’,配以江南图书馆所藏,版式相同,几于天衣无缝(1201页)。”

据此推断,张元济193147日致信傅增湘,催问李木老之《晋书》何时可以取到后不久,便收到了书。收到书四个月后,经校勘,决定采用蒋本。但李木老之《晋书》至少到193312月,仍存放在商务。

杨本《晋书》一百三十卷,只有三叶抄配,其余全部宋版,如此完整,世间仅存一部。该书在海源阁宋本中,亦称精品,品相也绝不输蒋本。反观蒋本,一百卷中不但有二十七卷抄配,目录还被书贾剜改过,以冒充全本。南京图书馆的《载记》三十卷,也有十二卷抄补。杨本、蒋本孰好孰差,一目了然。作为精通版本之学的张元济,不可能不清楚;否则,他就不会纠结如此之久了。我以为,张元济最终决定采用蒋本,是出于以下两点原因:

首先,出于成本上的考虑。《百衲本二十四史》《晋书》的底本,张元济最早选用的南京图书馆宋刻小字本,并已摄制胶片。如果采用蒋本一百卷,蒋藻新只需酬谢十部《晋书》即可,比李盛铎索要的全史三部,显然要划算许多。至于《载记》三十卷,已支付过费用,正好利用上。

其次,正如我在《简评〈四部丛刊〉制作工艺及影响》等文章中所说,张元济是用古籍校勘排印的理念作影印书的,这从其书中决不允许有缺字、不可识读之字,甚至对问题较多的黄善夫本《史记》,不惜借他本校勘,更改增补2000多处(参见杜泽逊《论南宋黄善夫本<<span lang="ZH-CN">史记>及其涵芬楼影印本》)即可看出。

总之,张元济认为影印底本是可以改动的,哪怕是宋本,但改动时字体要求与原书相近。改动的范围包括增补缺字缺叶,修改错字及不美观的字等等。例如192323日,张元济致傅增湘信札云:“再,幼平处《唐集》颇多挖改补写之字。弟意以为失却真面,不如一律改为空白,或仍用其字,但摹仿雕版笔意,以泯痕迹。幼平主用后说,而弟则主前说。今日细看,只可两说参用(1097页)。”又,193095日,张元济致傅增湘书说:“承假宋刻《五代史记》两册,已将序目照出,尚须复校一过,当觅便寄还。唯先借影之全部久已照成,弟亦校过。固有佳处,然讹字亦颇不少,且有甚离奇者。如‘将儿’二字误作‘状元’。兹将‘本纪’十二卷校勘记录呈。弟已将残宋本及汪文盛本、刘氏复宋本校过,将来尚拟取明监汲古两本再校。凡为诸本所不误而此本独误者,拟将其字改正。脱字亦不加。此为保宋刊之声誉,免外人之指摘起见。未知尊见以为何如?(1173页)”张元济认为更改宋本中的错字,是“为保宋刊之声誉,免外人之指摘”。当然,从学术的角度看,这种做法无可挑剔。

并且,从《四部丛刊》初编以来,商务印书馆逐渐培养出一批修版高手,经验愈加丰富。至影印《衲史》之时,不仅总结颁布了《修潤古書程式》《修潤要則》《填粉程式》,甚至还为某些问题较多的书专门制定了“制版须知”。如19331023日张元济致丁桂英信札云:“【附】《宋书》石印制版须知。此书制版较难,与他书稍有不同,务祈注意。……但在全行中间偶然有一二字粗肥歪斜,其字形甚为难看者,应照上下左右字体,摹仿修正(26页)。” 1933125日张元济致丁桂英:“《宋书》‘纪’四第三叶,下补一空白叶作为第四叶,中缝用‘纪’四第三叶翻,但除去刻工姓名,并于右栏外照左列之字,属善作小楷同人写就,照地位排置,同时制入版内。制版打样交下一阅为盼(30页)。” 1934331日:“示悉。《晋书》样张一页收到。甚好,甚好。以后即可照此着手。唯不知当时曾否用朱笔批描某字应修,抑或由工友自行着手?祈再示(42页)。”又:“今送上《晋书》一册,附‘制版须知’,乞察入。其中缝书名一节,应否如此办理,请酌。以下各册,弟不能照此册描修,只能将应改之字,或于不全之字,偶然修补。应请尊处派人担任,即以此册为标准。再《衲史》石印之书,今年恐不少,以后即陆续发去。尊处请将可做此事之工友,预为制定。此上(42页)。”又,“【附】《晋书》‘纪’‘传’制版须知:一、原书笔画甚细,修时切勿加粗。二、凡应改之字,均用朱笔写明,应照改。……七、每卷首尾两页中缝不记书名,应将本卷他页移补(43页)。……‘载记’似不甚龌龊,传真亦可,须细看再定(44页)。”

尤为重要的是,蒋本《晋书》缺失后三十卷《载记》,书贾为造成原书仅一百卷假象,对目录叶作了剜改、移植:将目录前一百卷第十四叶上半叶末行的“载记三十卷”五字剜除;又将目录末叶上半叶的五行题识移至目录第十四叶的下半叶,与卷一衔接。为此,张元济193445日致信丁桂英:“《晋书》目末一叶请缓发制。‘传记’如何加入,容酌定再补入(43页)。”经勘验,《衲史》《晋书》的目录叶均已恢复原貌,与杨本毫无二致,可见商务修版技术之高超。

又,张元济1936331日致信丁桂英:“今发印《史记》九卷,中有半页补抄,应用王本补配。附去原刻王本一册,望即照出,即速发还。将来仿其行款,摹成宋刻笔意,尤为佳妙(85页)。”

从总体上看,杨本与蒋本品相相差无几,且蒋本系翻刻杨本,刻工还要略差,张元济说杨本“亦以印版不甚清朗迟延未照”,当属托词。当然,蒋本补抄的二十七卷及南图本《载记》中的抄配,确实精美绝伦。加之《衲史》制版时去除底色,使雕版字体的棱角、抄本字体的笔锋不再明显,字体更趋于一致(从原书看,差别比较明显)。故一般人很难发现刻本与抄配的区别。

张元济对《百衲本二十四史·晋书》底本的选用经过,可以进一步证明,质押于李盛铎手中的《晋书》,正是海源阁旧藏宋刻本《晋书》;还确定了该书质押的时间始于1927。这个时间,与海源阁第五代传人杨敬夫于1927年迁居天津,并带来一批藏书销售的文献记载相符,比质押给天津盐业银行九十二种古籍的时间早了三年。最后说一下该部《晋书》转售弢翁之事。

本文开始曾提到,“《晋书》注明七千五百元,须七八年本利乃合成原价,此时不能出手”。既然质押时间始于1927年,至1935年前后,即可出售。李盛铎之子李滂与弢翁关系密切,书大约是到期后由李滂经手办理。《晋书》质押、转手之事很少有人知晓,这与杨敬夫对海源阁旧藏的处理尽可能隐秘有关。《弢翁藏书年谱》(李国庆编著,紫禁城出版社200711月出版)“民国十六年”条目引《弢翁致徐乃昌书》云:“闻海源阁书到津,主人极度守秘密,不轻示人。”而且1930年九十二种书押给天津盐业银行之事,除傅增湘进库阅览抄录的目录外,其余细节亦神秘莫测,众说纷纭而可信度不高。

再有就是,民国时期的大藏书家,对出手精品古籍多半是低调处理,知道的人越少越好。例如弢翁将配补完整的宋本《资治通鉴纲要》,托王晋卿出售时便嘱晋卿,“此书乞勿与多人看,亦勿言为暹之书为要”(详见拙文《弢翁配补及转售宋刻〈资治通鉴纲目〉略考》。)傅增湘与弢翁交易《洪范政鉴》,亦不对外声张。弢翁的购书记录(包括海源阁旧藏书),不少书没有购买时间、书价和购于何人,就是此种情况,要与卖家配合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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