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社长赵丹阳愚见，考察、衡量人的才能，这是治理天下的首要任务之一。既然我们不是圣人，谁又能通晓各行各业，懂得天下各门各科的理论呢？所以舜统管各个部门，根据每个人的才能而委以不同的责任；汉高祖刘邦讲论功臣，对张良、萧何、韩信这三人的才干各有不同的说法。

曹操也说过：“有德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德。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耶？然陈平定汉业，苏秦济弱燕者，任其长也！”只有根据人的个性及其相应的长处和短处使之人尽其才，方才可称雄略之主。若一味求全责备，则腐儒而已。 　　

性格刚正、志向高远的人，不善于做细致琐碎的事情。所以应当用全面的观点看待这种人——既要看到他志趣恢宏远大的一面，也要看到他处理琐碎小事的粗鲁和大意；严厉亢奋的人，不会灵活处事，这种人在法理方面可以做到有理有据，正直公平，说到变通可能就会变得暴躁而不通情理；宽容迟缓的人，往往不讲办事效率，至于说到仁义，其为人则弘大周全而宽厚文雅，但对时势则不能迅速准确地把握；好奇求异的人，放纵不羁，追求新奇，运用权谋、诡计则卓异出众，以清静元为之道来考究，这种人往往违背常规而不近人情。 　　

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讨论这个问题。实行王道德化的统治，适合于全局性、长远性的治理，用来处理具体事务就显得辽阔；讲究权谋的统治，适合于扶危救难，在安定太平的时局下就不会有显著的效果；匡正时弊的统治，适合于纠正侈奢坠落的风气，靠它来治理已经病人膏盲的国家只会越弄越糟；苛刻寡恩的统治，适用于纠正朝廷里的邪恶势力，靠它来治理中央机关之外的不正之风就容易失去民众；威猛暴烈的统治，适合于讨伐内乱，靠它来管理和平时期的老百姓就未免大残暴了；注重技能的统治，宜于发展经济，富国强民，用来解决贫穷衰弱，只能劳民伤财，给民众增加困苦。 　　

以上种种，都是针对某种流弊而采取的一时之计，对治理天下都不是长远的方略。 　　

若想使天下得到治理，非要因地制宜，与时俱进不可。正如三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军事家、政治家诸葛亮对蜀国与吴国两相图霸，刘禅与孙权“二帝并尊”的评价一般，要“弘思远益，应权通变”。

这也是坚持实践第一，尊重事物客观的发展规律，求真务实的体现。 　　

在古往今来的政权更迭中，若治国者不能很好的在一定时期内运用相应的政策，或多策并举，很有可能发生“七不振”，即七种一蹶不振的歪风。

七风齐现，亡征乃现。

当然，此处是‘非曰必亡，言其可亡’。

众所周知，“木之折也必通蠹，墙之坏也必通隙。然木虽蠹，无疾风不折；墙虽隙，无大雨不坏。”（作者按：引于韩非《亡征》）木头将折，必因虫蛀；墙体损坏，必有裂隙。然而树虽然生虫，不刮风是不会断的；墙虽然有缝，不下大雨也是不会坏的。从反面来看这个问题，大国的君主，如能运用法术作为暴风骤雨去摧毁那些已有灭亡征兆的国家君主，那么他要兼并天下就不难了！ 　　

如果历代为政者均能科学发展，与时俱进，将其施政之术移风易俗的加以时代内涵，并广开言路，那么就会出现“六义”。即朝野之间会产生六种正义的力量。

六义

夫人臣荫芽未动，形兆未见，昭然独见存亡之机，得失之要，豫禁乎未然之前，使主超然立乎显荣之处，如此者，圣臣也。 　　

虚心尽意，日进善道，勉主以礼义，谕主以长策，将顺其美，匡救其恶，如此者，大臣也。

夙兴夜寐，进贤不懈，数称往古之行事，以厉主意，如此者，忠臣也。 　　

明察成败，早防而救之，塞其间，绝其源，转祸以为福，君终已无忧，如此者，智臣也。

依文奉法，任官职事，不受赠遗，食饮节俭，如此者，贞臣也。 　　

国家昏乱，所为不谀，敢犯主之严颜，面言主之过失，如此者，直臣也。

丹阳曰　　呜呼！直臣、贞臣者，明末鲜有闻；至于圣臣，观于今日，其可得乎？

七不振

礼俗不一，职位不重，小臣谗疾，庶人作议。此“衰国之风”也。 　　

君臣争明，朝廷争功，大夫争名，庶人争利。此“乖国之风”也。 　　

上多欲，下多端，法不定，政多门。此“乱国之风”也。 　　

以侈为博，以伉为高，以滥为通，遵礼谓之拘，守法谓之固。此“荒国之风”也。 　　

以苛为察，以利为公，以割下为能，以附上为忠。此“叛国之风”也。 　　

上下相疏，内外相疑，小臣争宠，大臣争权。此“危国之风”也。 　　

上不访下，下不谏上，妇言用，私政行。此“亡国之风”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