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成长股和价值股的争论，一直是价值投资者内部争论不休的问题，尽管这个问题是价值投资者自称的祖师早就解决了的，请看机械工业出版社《巴菲特致股东的信》第五十六页到五十七页。

大多数人，当然也包括国内的价值派还是成长派，认为
“大多数分析师认为他们必须在两种习惯上认为是对立的方法中做出选择：“价值”和“成长性”。”

而巴菲特的意见是
“用现金流计算出的最便宜的投资是投资者必须进行的投资——无论公司是否成长，无论公司的盈利是波动还是平稳，或者无论股价相对于公司目前的收益和账面价值是高还是低。”

因此，对于巴菲特来说，他并不关心成长还是价值，他只是关心股价是否超过了价值。在巴菲特这里，丝毫没有对周期与非周期，成长与价值之间的任何偏爱。当然这实际上是任何一本正规投资学教程会讲授的内容，就连巴菲特都是引用自教科书的。
“在写于50多年前的《投资价值理论》中，威廉姆森提出了价值的数学方程式，这里我们将其浓缩为：今天任何股票、债券或公司的价值取决于在资产的整个留存期间期望产生的以适当的利率贴现的现金流入和流出。”

不过巴菲特的门徒们肯定是不会认真看巴菲特的书的。这是闲话了。

因此，从上面，我们就从理论上，并且通过在国内的巴菲特迷所能理解的基础上，把成长还是价值的问题解决了，下面我们从假想实验及类比上来探讨价值还是成长的问题。

假如你是一个年轻的小姑娘，还在念高中，有一个八十岁的亿万富翁追求你，而你的同桌——他前面已经数次拿了全省第一，在你眼里是个准备考上清华的好苗子，只是家徒四壁，负债累累——也追求你，你会选择谁？你会给他们多少倍的市盈率和市净率？显然，如果问题是这样明晰，几乎所有人都知道，这个亿万富翁肯定要破净了，而这个好苗子会拿到上千倍的市净率也是不过分的。即使连最傻的，从没出过农村的傻妞也能看出来这一点。

对于有前途的人和企业给予更高的估值，给予没有前途的人和企业给予更低的估值，这是任何人，不管是价值股投资者还是成长股投资者都没有争议的问题。但是给予多少倍的估值，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还是拿上面的例子来说，不过要些许做些修改：假如你现在是一个年轻的小姑娘，还在念高中，有一个三十岁的亿万富翁追求你，而你的同桌——他前面已经数次拿了全省第一，在你眼里是个准备考上清华的好苗子，只是家徒四壁，负债累累——也追求你，你会选择谁？这时，作为一个天生有眼光的小姑娘，显然就会犯踌躇了。如果我们排除世俗的压力，假设她不故同学们的讪笑，那么她就得估计一下这个三十岁的亿万富翁可能也是个前科状元，同桌这位后起之秀也不过做到这位亿万富翁的水平，而且还是不确定的。因此，我想很多的小姑娘都会选择这位亿万富翁，而不是这个穷秀才。

现在再来修改一下版本：假设你是一个高中的小姑娘，有三四打男同学喜欢围着你转，每个人都吹嘘自己的伟大理想，答应给你幸福，而这时有一个亿万富豪开着劳斯莱斯经过，邀请你上车一起玩，在车上还答应给你幸福，你会怎么做？我相信很多小姑娘都明白每个青年都喜欢做出虚幻的承诺，而已经获得的成功才是格外可靠的。

因此，对投资的问题，并不是应该投资成长股还是价值股的问题，而是给予这几类股票什么倍数的估值的问题，而这个问题确切地说，就是对未来的预期的问题。而对未来的预期的问题，就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每个行业都有不同的情况，每个国家也都有不同的情况，具体到企业，情况更是复杂无比，所以任何对于成长股还是价值股的偏爱都是错误的，这类争论是可以结束的了。

关于成长股还是价值股的争论，应该走到对每个企业的前途的具体分析上，如果不能解决企业的前途问题，而只是空论这个企业的估值，这就是荒谬的。这就好比我让你评估一下张三的合理市盈率，你该怎么评价，你连张三是谁都不知道，即使你知道，你和他又接触不多，更何况你也不是伯乐。

不是说目前雪球上没有讨论估值的文章，而是这类文章中的推理基本上都是基于简单的类比推理，仅仅用一种似是而非的相似性就得出了一个无比坚定的结论了。这就好比，很多人都喜欢拿美国作为我国的未来，以此得出这个行业的规模，殊不知世界各国情况差异很大，就连发达国家都存在不同的情况，欧美造船业现在已经基本没有了，但是日本韩国却很发达，美国的钢铁很差，但是日本韩国欧洲都有先进的钢铁公司，英美的金融发达，而日本和欧洲就比较落伍。更何况，发达国家中还存在澳大利亚这样的靠矿产发家的奇葩国家，而北欧和加拿大的木材业又非常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着差异性，简单的比较是错误的。

就拿近年来发生的一个例子来说吧，腾讯可谓是一个伟大的公司吧，但是遍翻发达国家，却没有靠即时通讯工具成功的先例，我国目前成功的互联网公司中，可有一个是可以通过研究发达国家研究出来的？还有一个例子是阿里巴巴。唯一的一个成功的例子，可能是百度了，然而这一部分要归功于我国政府对于谷歌的排斥。由此亦可见，简单的类比推理实在不太可靠，做前景预测需要更多的依据来支撑的。我个人认为，必须从对需求的分析来着手。而对需求的科学分析显然是一个很难很巨大的的题目，我这里就先不写了。

因此，我强烈建议放弃对于成长和价值的无谓的争论，也放弃这种不合理的偏好，而回到价格和价值的讨论中，由于价格是可见的，因此，对公司前景的科学分析就是我们唯一需要做的事情了。这其中涉及一些科学上的技巧，这里不做详述。

但是对于价值股和成长股，还是有一些历史研究可以看的，仅仅从这个角度，才有所谓价值投资还是成长股投资更加值得我们信赖的问题。那就是对股市的以往的收益率的研究。无论是美国的，还是日本的，还是中国的股市历史研究，都表明了低市盈率投资能够获得比高市盈率投资更高的收益率。这种研究本质上并不是基本面研究，而只是验证了，人们对于事物的判断，实际上存在着过度反应，也就是对于乐观的企业，会比实际情况更加乐观，对于悲观的企业，会比实际情况更加悲观。

这种情况产生的原因，可能是人们用这种办法处理日常事务是准确的，但是股市是一个特殊市场，其规律与现实生活不同，而人只有一套思维体系，所以把现实中的思维体系搬到了股市中了。如果考虑到人的思维能力是有限的，这显然是节约资源的思维方式了。

因此，从这个角度，我们显然应该对价值股更加偏爱些，而那位所谓的教投资者发掘“十倍股”和“成长股”的彼得林奇本人其实就是一个实打实的价值股投资者。且看
彼得林奇《战胜华尔街》第四章最后一页

“在1978年，我所持有的前十大重仓股的市盈率在4-6倍之间，而在1979年，1978年我所持有的前十大重仓股的市盈率只有3-5倍。当一个好公司的股票的市盈率只有3-6倍时，投资者几乎不可能会亏损。”

而当彼得林奇注意到一些高估时，他这样说的

“按照日本电话公司现在的股价计算，其股票市盈率高达3000倍左右/日本电话公司一家公司的股票市值高达3500亿美元，比整个德国股市所有股票的市值总和还要高，比《财富》世界500强排名前100名企业市值总和还要高。”“日本电话公司如此高估的股价，让我觉得不但是国王根本没有穿衣服，连老百姓的衬衫都脱光了。”

从彼得林奇持股的市盈率以及他的实际行动来看，林奇非但不是成长股投资者，反而是一个严苛的价值股投资者。如果我们按照股市的分类法，把高于多少倍市盈率的股票是成长股，而低于多少倍市盈率的视为价值股的话，林奇的确是价值股投资者。

因此，我们看到，即使一个人没有研究过西方的金融学，而只是认真看了巴菲特和彼得林奇的书籍，他也不会得出自己应该偏爱成长股的结论来，相反，实际上哪位据说最喜欢十倍股的彼得林奇，持有的倒是市盈率特别低廉的股票。只是由于这些巴菲特和林奇迷从来都不喜欢认真看书，才导致得出一些荒谬的理论来。

因此，我就要得出我的结论了：

1，如果一个人具有很好的对公司前景的分析能力，那么他就应该按照现金流折现的办法给公司估值，从而决定买入何种股票，而不应该有对成长股和价值股的偏见。——由于艺术不能进行科学测量，所以是在理论上成立的。

2，如果一个人不具有很多的对公司前景的分析能力，或者在这种分析能力的限度内，仍无法辨别两家公司的前景的差别，那么他应该投资于市盈率更低的那家。——这是有历史研究支持的科学论断。

3，这是专门针对价值投资者的：如果你认真看书，研究一下巴菲特的和彼得林奇对股票的买入，你会发现他们的市盈率是很低，而不是很高，所谓买入十倍股的偏见，不是巴菲特和彼得林奇教给你的，而是你自己强加给巴菲特和彼得林奇的标签——这个心理标签源于你渴望暴富的愿望，而不是源于巴菲特和彼得林奇的书。凡是对此有意见的，请去认真翻看一下巴菲特的书和彼得林奇的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