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2月，中共中央从河北的西柏坡迁到北平。毛主席电邀老友柳亚子等人，从香港到北平，共商国是。

1949年3月，柳亚子到北平后，住在颐和园的益寿堂。这里湖光山色，风景如画。然而，柳亚子却觉得自己受到了冷落。于是，他时不时就小题大做，甚至无端挑事，用拐杖打过守卫颐和园的哨兵。他还提出晚餐中没有鲜黄瓜并要管理员立刻去买。管理员解释说，“现在是4月，黄瓜要到7月份才有……”柳亚子本就自以为高人一等，完全看不起这些“下等人”，为此，他抬手就打了管理员一个耳光。

他还给毛主席写了一首《七律·感事呈毛主席》，发泄自己的不满。他在诗中发牢骚说：

开天辟地君真健，说项依刘我大难。

夺席谈经非五鹿，无车弹铗怨冯驩。

头颅早悔平生贱，肝胆宁忘一寸丹！

安得南征驰捷报，分湖便是子陵滩。

诗中“说项依刘我大难”这句，就是说要我去说服蒋介石交出政权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是个天大的难题。而“分湖便是子陵滩”，意思是说，他要像东汉严光那样，回老家隐居。

为此，毛主席写了一首七律《和柳亚子先生》，送给柳亚子：

饮茶粤海未能忘，索句渝州叶正黄。

三十一年还旧国，落花时节读华章。

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

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

毛主席在诗里规劝柳亚子，你的不满情绪太重了，小心影响身体健康。无论做什么，都要放开眼界，从长远处去衡量。不要嫌弃昆明湖（其实是指新生的人民政权）的水太浅，容不下你。其实，它比富春江（暗指蒋介石政权）要好得多！

也就是在他们二人往来的诗中，我知道了富春江，也知道了子陵滩，更一直想去看看富春江，去看看子陵滩。

此行一到杭州，就和在杭州工作的朋友相约，乘他的车，沿着富春江走一趟，好好地领略一下富春江的唯美。

从杭州出发，一路西行。公路北侧，就是富春江。为了让我更近地饱览富春江美色，朋友不时特意绕道，从一座座桥上越过富春江。

富春江，是钱塘江的上游，是一条流经富阳市和桐庐县的一条大河，神奇而迷人。其中，富春江流经富阳境内五十公里，两岸青山清翠秀丽，江水清碧见底，江中沙洲点点，使得整条富春江好似一幅绝美的画卷。古人也赞之曰：“自富阳至桐庐一百许里，奇山异水，天下独绝”。

富春江的美，不仅仅在山水间，还体现在沿岸的村落，体现在积淀沉厚的历史文化。自古，就吸引无数文人墨客流连其山水间，激发出无数美文佳作。南朝文学家吴均就写下了千古名句：“风烟俱净，天山共色。从流飘荡，任意东西……”那份洒脱的意境和乐趣，无不令人向往。而黄公望的那幅传世名作《富川山居图》，更把富春江的美，推向极致，令人倾倒。

《富川山居图》局部

车行一个小时，到桐庐县城。

桐庐，中国最美的县城之一。处处皆是婉约迷人的山水秀色，青山妩媚，绿水辽阔，雨雾迷蒙，仙气缭绕，这正是《富春山居图》中奇山异水的再现。富春江畔，一座座古村落，斑驳的墙头和蜿蜒的小巷，积淀着深厚的吴越月文化，古风雅韵，美的让人不忍挪步！

出桐庐县，再南行十余公里，到芦茨村，这里虽是一座村庄，实际上却更是一座风情万种的小镇。小镇位于富春江东岸，青山环抱，碧水浸染，江村相依，如诗画般的意境，勾勒出一幅秀美灵动、绚丽多姿的水墨画卷。

在芦茨村小码头，弃车乘船，江对岸，便是名闻遐迩的严子陵钓鱼台。

严子陵本名叫严光，字子陵，浙江余姚人。他曾与刘秀同窗为友，相交甚笃。东汉建武元年(公元25年)，刘秀即位光武帝后，严光便避居僻乡。刘秀思贤念旧，便下令绘制严子陵的相貌，于天下各处寻访。不久，齐地报称，有一长相类似的男子终日披着羊裘在泽旁垂钓，刘秀觉得这人就是严子陵，便派出使者，驾车前去接那人。不久，经使者再三劝说，那人始肯乘车前往京都洛阳。

刘秀闻讯，忙去驿馆探望。发现正躺在床榻上休息的果然就是严子陵。刘秀笑眯眯地坐到严子陵身边，拍着严子陵的肚皮，一个劲地数落起严子陵，为何不肯出山相助？

不料严子陵却说，士皆有志，您为何苦苦逼我？刘秀无奈，只有叹息而去。后来，刘秀又请严子陵入宫，坐在刘秀的龙榻上述说往事。严子陵不顾刘秀皇帝的身份，居然把自己的大光脚丫子放在刘秀的肚皮上。次日，就有太史官紧急上奏说：“夜观星象，有客星犯御座。”

刘秀笑着说，那是我与老朋友严子陵躺在床榻上正在聊天。随即，刘秀便任命严子陵出任谏议大夫。但严子陵没有接受，又跑到富春江耕读垂钓去了。

公元41年，汉光武帝刘秀再次请严子陵出山任职，但严子陵仍没有接受。后回归故里，80岁卒。

游船过富春江，停靠在“钓台”码头。码头边，迎面是一面长长的黑瓦白墙照壁，壁上从右向左写着：“严子陵钓台 天下第一观”。

过“严子陵钓台”牌坊，又是一方照壁。正面为《严子陵钓台文》；背面是《富春山居图》石雕节选。

照壁右侧，是“天下第十九泉”。唐朝时，“茶圣”陆羽走遍天下，遍访名泉，将此井之水评定为“桐庐严陵滩水第十九”，也就是“天下第十九泉”。

到严子陵钓台，一定要去拜访严先生祠。严先生祠门前，一对石狮憨态可掬地迎接着我们。门楣上，刻着“严先生祠”四字。两边的对联写着：“何处是汉家高士 此间有天子故人”。寥寥十几个字，概括了严子陵的身世际遇和地位。

入院，正殿中央，严子陵塑像端坐。塑像上方悬着“光武故人”的匾额，左右两侧有“钓台”、“客星”两块石碑。“客星”指的就是严子陵，当年严子陵把大脚丫子搁在皇帝肚子上的故事成了“客星犯帝座星”的一段佳话。

严格地说，刘秀更有着“中兴之主”的宽阔胸襟、博大风度，他尊重老同学严子陵的志向，认可他回到富春江畔，过着清静无为的隐居生活，这也成就了一段汉光武与故人坦诚交往的千古绝唱。

祠堂里最有价值的，当属范仲淹的《严先生祠堂记》。文中“而使贪夫廉，懦夫立，是大有功于名教也”“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等佳句，传诵至今。

离开“严先生祠”，登上石阶，去东台。沿着山麓，慢慢欣赏盘卧于山林间的富春碑廊。碑廊曲折有致，廊内一方方碑文内容取自李白、苏轼、陆游等历朝名人题赞钓台和严子陵的诗文，是一处集文学、诗词、书法、雕刻、建筑为一体的碑园。

碑廊外的山坡的林木中，散立着谢灵运、李白、范仲淹，唐寅、郑板桥等20余尊历史文人的石雕像。古往今来，仰慕“不慕富贵，淡泊名利”的子陵风骨而到严子陵钓台拜访的文人墨客数不胜数，这座不大的钓台，也成了文人们的向往之地。

严子陵钓台分东西两处，相距80余米。过碑林，拾阶而上，来到东台。二千年前的严子陵，就是头戴斗笠，身披羊裘在这里垂钓。

“一钓钩竿悬万世，三公冠盖化微尘。”在历史的长河中，不知多少文人雅士曾在严子陵钓台观赏过“奇山异水、天下独绝”的富春山水，在清风明月间陶冶情操、洗涤心灵。也许严子陵自己也没有想到，这里，竟成了隐逸文化的重要起源点和历代文人雅士的精神圣地。

商周之时，有姜子牙垂钓于磻溪；战国之时的庄周垂钓于山东濮州（今山东省鄄城县）；秦末之时韩信垂钓于淮阴（今江苏淮安），南朝梁的任昉垂钓于宜兴，还有那三国时吴国的孙权曾垂钓于今武昌县长江边。传说，某日，孙权临钓台与众臣饮酒，孙权说：今日饮酒一定要一醉方休。大臣张昭却板着脸，一言不发地离开酒席。孙权派人叫他回去，说，今天是共同饮酒、取乐罢了，你为何却怒火冲天？张昭说：过去纣王造了酒池，作长夜之饮，也是为了取乐，也不认为是坏事。孙权听后，羞愧难当，立即下令撤了酒宴。还有那个袁世凯，遭罢黜后，一身渔翁打扮，垂钓于安阳洹河的渔舟上。他虽然眼看浮漂，耳朵却时时留意着京城里的一切动向……

想想也有意思，为何那些古人都垂青于垂钓？难道只是为了钓鱼而谋生吗？非也。那些古代的“钓翁”隐居垂钓的背后又蕴含着什么？

我不是古人，不了解古人的心理，只是胡乱猜想。一是钓鱼比下地耕作轻松得多，那些隐居的大人物身体受得了；二是钓鱼来得快，早上钓，中午就能吃得上钓来的鱼，或是用钓来的鱼换取的食物；三是钓鱼极显风雅，不失这些大人物的“体面”。

中国古代钓鱼真正普及，还是在宋朝时期。由于宋真宗和仁宗颇为喜欢“钓鱼”，由此，钓鱼之乐就先在王公贵显们中流传开来。其后，又传到民间，百姓们也纷纷效仿。

古时，很多自认“学富五车才高八斗”的文人，常常不得志。他们无力改变现实，又不肯卑躬屈膝，往往也就被剥离于官场，只能寄情于山水。或像陶渊明那样“采菊东篱下”；或如柳宗元般“独钓寒江雪”。不过，他们的“钓”，往往钓得不是鱼，而是“欲”，是重返官场的“欲”，是得到帝王高官赏识的“欲”。当然，也有不甘堕落的名声。他们的垂钓，实际上是下的一盘棋。他们垂钓于山水的洒脱，并非真正的洒脱，而是郁郁不得志的无奈和渴望有人赏识提携的孤独，是力图把自己“营销”出去的一种努力方式。正如姜子牙在磻溪垂钓时所说的，“老夫垂钓，意不在鱼。在此不过守青云而得路，拨阴翳而腾霄，岂在乎如何取鱼乎？大丈夫宁可直中取，不愿曲中求；不为锦鳞设，专钓王与侯。”

“钓鱼”，最初是一种谋生手段，后来，又成为一种娱乐方式。文人们的加入，就给了“钓鱼”以更多的特殊含义。他们在人格上赋予“钓翁”更高大更清高的形象，借以衬托自己的“无私”。

他们中，严子陵是真“钓”，姜子牙、袁世凯是假“钓”。相比之下，柳亚子虽身居高位，涵养和品行却远不如严子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