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因在《西域考古记》（商务印书馆2013版P256）写道：“就地形而言，吐鲁番盆地之所以特别有趣，乃是由于在很密接的地形范围以内都成集中的形式，相对邻近浩瀚的塔里木盆地有广泛的特点，这里都可以表现出来。除此以外，此地的终点盐湖（艾丁湖，笔者注。斯坦因在后面写道：‘盐湖沼泽大部分已干涸，比之罗布泊海床，有如大巫见小巫。’时间是1914年），是全世界陆地中，在海平面以下最深的一个陷层。”

    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前，明朝皇帝筑嘉峪关退回河西走廊，自然把最重要的历史遗存，流到地球最低的地方。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世界人文大发现的目光齐聚于此。在高昌故城讲经堂的外墙壁上，留下了拉丁字母和斯拉夫字母，覆盖在一层层古老的文字上面，那些古老的文字有：汉字、Serṭā形式的西叙利亚文、中古波斯文、古突厥（Qrkhon）文、粟特文、藏文、古回鹘文、以及在丝路上曾经通用的佉卢文（Kharosthi）等，成为最古老的涂鸦。超过26种、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的文字，同样是历史跨度最长的涂鸦和印记。

 

 

 

 

 

 

 

 

 

 

 

 

 

 

 

    遗存的犍陀罗风格佛塔，是高昌故城的亮点之一。佛教、祆教、摩尼教、景教随着往来古丝路上的粟特人为主的商业民族传播。公元前五世纪，巴克特里亚（阿富汗东北部地区）、粟特（泽拉夫尚河流域）、吐火罗（阿姆河上游流域）等国家控制东西方交界。粟特人利用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河中地区，一直延伸至大唐境内形成商业网络，丝路贸易使他们很快成为一群最富有的商人，也使布哈拉和撒马尔罕成为西域极富裕的城市，河中地区则成为波斯最有影响力的地方。

 

    到公元一世纪，琐罗亚斯德教（Zoroastrianism）是当地最占优势的宗教，但是佛教、摩尼教与景教也吸引很多追随者。琐罗亚斯德教在中国又称火妖教、拜火教，原产地是古伊朗。袄教依附于粟特商贾，而粟特人又依靠祆教维系商队组织。这些粟特人组成的商队，大型有1000头骆驼，人数最多达五千人。商队中有学者商人、传教士、工匠艺人、商娼和奴隶。季羡林先生阐述了商人与佛教的密切关系，并认为同样适用于其他宗教。原始宗教不从事生产经营，生存依附于捐助者。

 

    七世纪前后，除已经兴盛的佛教外，在唐朝的长安和洛阳，有景教寺庙——波斯胡寺，除了西域商人进入庙门外，还有唐人。景教还影响过吐蕃，在敦煌藏文《占卜书》中有“I shi Myi shi ha”，这是弥赛亚最早的藏文译音。

 

 

 

 

    佛塔上刻画着清晰的拉丁字母。拉丁字母和斯拉夫字母的出现，绝大部分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西方冒险家的闯入。

 

 

 

 

 

 

 

    高昌故城寺庙壁画。

 

 

 

 

    1902年德国考古探险家冯·勒柯克在高昌故城发现了在十五世纪消失的古伊朗宗教——摩尼教的“藏书室”，大量文献从摩尼教地面寺庙遗址中出土，后来被命名为K遗址和α遗址。这些写本有中古波斯文、帕提亚文、粟特文、叙利亚文、回鹘文等多种文字写成，内容涉及摩尼教经典、赞美诗、祈祷文等。

    摩尼教在公元三世纪中叶的萨珊王朝初期由波斯人摩尼在波斯西部创立，以古代巴比伦宗教为基础，融合祆教、佛教、景教（基督教聂斯脱里派）和诺思替教而成的二元论宗教，对世界历史产生过巨大影响。“Mani”唐代音译“摩尼”，大约在武则天执掌时期的公元694年传到汉地，“会昌灭法”后传到福建，宋代称“明教”。

    从袄教到摩尼教及其他宗教的出现，主要与粟特人有关，他们的身影遍布汉唐时期的古丝路上。粟特人的出现，与汉地轻商的传统有关，鲜有汉人商队出关，后唐时期甚至禁止民间与胡商（粟特人）贸易。在丝绸之路上进行的两类主要贸易（朝贡贸易与民间贸易）中，民间贸易趋弱。所以，伴随连年增长的丝路贸易，粟特人在撒马尔罕至洛阳的沿途形成了为商队服务的村落，保障古丝路上商队的补给和中转，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记载了这些村落。

     汉语所称“萨宝”，是指丝路上商队的首领，或古丝路在境内形成的粟特人村落首领。萨宝在《法显传》中称“萨薄”，后来的古籍称为“祆官”，源自粟特语“s’rtp’w”的读音，是宗教和商队头领。唐朝将萨宝视为“正五品官”，让其管理大唐境内的粟特人村镇。安禄山就是从丝路上走来的粟特人后代。“萨薄”在宋代延伸为海上贸易商队头领——“船长”的意思。

 

 

 

 

    高昌古城K遗址中部是一座长方形建筑，内有三个相连的大厅，是摩尼教徒集会和礼拜的场所，被勒柯克称为“斋戒大厅”。在K遗址以北和东圆顶建筑里，发现了大量摩尼教写本、绢画等等。K遗址以北的建筑，与19世纪30年代初在北非埃及发现的摩尼教遗存有基本类同的建筑样式。

 

 

 

  

    历史上有三次对摩尼教的重大发现：

 

 

 

 

     吐峪沟中的回鹘民居，说明了它有摩尼教建筑遗存相同的建筑构造。吐鲁番地区的摩尼教寺院分别建于两个时期，公元640至859年粟特人建造了高昌古城K遗址、α遗址等地面寺院，并开凿了吐峪沟、柏孜克里克等地近20座摩尼教寺窟。

 

 

 

 

    冯·勒柯克发现的摩尼教地面寺院α遗址。

    公元762年漠北的回鹤人将摩尼教定为国教，因唐朝与回鹘的特殊关系，摩尼教传到了中国内地和吐蕃。藏文大藏经《丹珠尔》中，收录了赤松德赞在公元775-797年撰写的《真正言量略集》，将摩尼视为异端。摩尼教的第二个发展期约在公元859至1006年。回鹘人西迁在高昌建都，在柏孜克里克、胜金口两地修建了二十多座石窟寺。

    10世纪末，西州回鹘改宗佛教。北宋使者王延德出使高昌，在《使高昌记》载：此时的高昌仅存一座摩尼教寺庙。佛教繁荣，发现有五十余座佛教寺院，一座汉文佛经图书馆。而回鹘的佛教经书多由汉僧自梵文翻译成粟特文和回鹘文，原来的摩尼教石窟逐改成了佛教石窟。

 

 

 

 

 

 

 

 

 

 

 

 

    公元1250年吐鲁番成为回鹘汗国的中心。25年后的1275年，蒙古帝国窝阔台汗之孙，穆斯林孛儿只斤·海都，率领12万骑兵向高昌发动“改宗战”，动荡的战乱前后持续40年，回鹘高昌国成为今天的遗址。察合台汗国在公元1346至1363年间，16万蒙古人皈依伊斯兰教，形成当今之格局。公元1420年，苏丹沙鹿海涯（Sultan Shah Rukh）遣使明朝途径高昌，仍有佛教尚存，这是佛教在高昌最后的记载。到16世纪初，伊斯兰教在哈密取得绝对地位，整个西域伊斯兰化。

 

 

 

 

 

 

 

 

 

 

 

 

 

 

 

 

 

 

 

 

 

 

 

 

 

 

 

 

 

 

 

                              坍塌的佛台上有许多动人的故事。

 

 

 

 

 

 

 

 

 

 

 

 

    通往佛寺的过道上，一位“维-族”正在卖艺，这个风俗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它曾经是古丝路上阿布达里人的生活方式，一个不与其他穆斯林往来的族群。阿布达里人又称为坎切克人（Kenchekler），为公元962年第一次伊斯兰入侵时遗留下来的败兵，回鹘称阿布达里人为“Sahillar Sahil”，意思是弹着“琴”、背着“铺盖”走四方，以行乞为生的人。古汉语中称之为嚈哒，被认为是与大月氏混血的匈奴人，俗称白匈奴，西方称为“Epthalites”。阿布达里人会说土耳其语和库德语，也有自己的语言，族群内通婚，虽是伊斯兰教徒，对教规没有严格的禁忌，少量人口居住在喀什、莎车、和田的麻扎周围，现划入维族。境外一部分遗留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布哈拉、塔吉克斯坦北部以及克什米尔高原，乌兹别克族是由粟特人和突厥人混合而成。也有人认为阿布达里人是与吉普赛混血的后裔。

     地理大发现以前，历次重要文明大迁徙，每一次都与丝绸之路有关，高昌就是迁徙交汇的沉积带，它记录了宗教与民族迁徙间存在的密切关系。

 

 

     佛陀一定是古丝路商队上的最大的萨宝，德国波恩大学宗教研究所所长克林凯特（H.J.Klimleit）所著的《丝绸古道上的文化》道：“在丝绸之路上存在过的主要宗教，其作品反复地利用商队向导或带路人这一题材。早在印度的佛教文学中，佛陀就已经被誉为伟大的商队向导。”1994年版，P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