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5月29日下午，我们6名老知青与丁庄村现任支书及村民代表，到阜城镇一个居民小区看望原丁庄大队党支部书记张福利。

1969年1月，我们从天津到达丁庄插队时，村里的条件比较差。尤其是刚去的第一年，村里没有电，照明用煤油灯；没有农业机械，所有的农活都靠牛拉人扛，劳动强度很大。而每年收获的粮食除了交公粮之外，分给社员的口粮还不能满足吃饱肚子的需求。每到春天青黄不接的时候，有些农户不得不靠“瓜菜代”度日。而且当时的生产队仅从事粮棉种植，年终出售粮棉所获款项支付了大队日常管理支出后所剩无几，能够分给村民的现金流很少。不少村民靠养鸡下蛋换零花钱过日子。那时实行棉布凭票供应制度，河北省每人每年发一丈七尺三寸（大约5.7米）布票，生活困难的老乡甚至将布票卖掉换钱买油盐。

在我们插队后，丁庄的贫穷状况逐渐改变。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时任大队支部书记张福利的决策和作为。

张福利自1968年开始主持丁庄的全面工作，从1970年始任丁庄大队支部书记。（因为丁庄村历任支部书记中有不止一人姓张，为了区别，下文称张福利书记为老书记）。他文化不高，却为人精明，工作务实；他不仅精通各种农业技术，而且倡导支持搞副业（即村办工厂），为集体创收。在当时公社里批判“资本主义道路”的大环境下，他的这些做法不符合当时的政治气氛，因此多次受到公社领导的批评。但是他坚持我行我素，再用办副业的盈利反哺农业。1969年，丁庄在砖门公社率先实现全村通电；进而购置各类农业机械，原来的旱田改成水浇地，粮食产量成倍增长；从原来的粮食平均亩产300斤到1976年实现平均亩产800斤，成为县、社两级农业学大寨的典型。

1971年，为了推广科学种田，丁庄村建立了大队农业试验场（简称农试场），我被推荐担任农试场的技术员，负责管理农试场的日常工作。

这是老书记在农试场里给我介绍高粱新品种的习性和特点。

老书记在农试场里向我讲解棉铃虫的防治。

丁庄工副业的发展不仅提高了劳动效率和粮棉产量，也实实在在的提高了农民的现金收入水平。早在1972年，丁庄每个工可以分红1元钱。这在现在听起来不算什么。可在当年，周围有的村每个工仅仅分红1角钱，甚至几分钱，和丁庄相比可谓是天壤之别。

在实现农业和工副业齐头并进的基础上，老书记于1976年开始构思制定村容村貌的统一规划。这个规划在老书记离职之后一直得到其继任者的执行，历经25年直到2001年基本完成。

随着年事渐高，老书记身体状况越来越差。由于罹患脑萎缩，他渐渐不能行走，语言功能也受到一些影响。2018年我去看他时，他坐在轮椅上，但是精神状态还不错，可以口齿清晰、准确无误地说出我的名字。

记得那次他太太和我聊天，除了介绍老书记的情况之外，还特别说起他们在衡水中学读高三的外孙女。那孩子学习成绩优秀，多次在全国的数学奥赛中获得金牌。当时已经获得了保送北京大学的资格，但是孩子却希望读清华，正在努力备战高考。话语之间，满满的自豪感。（后来得知，那孩子以708分的裸分成绩考入清华大学，现在是经管学院大三的学生）老书记静静地听着我们聊天，他虽然不插话，却不时流露出会心的微笑。

在我们插队期间，老书记对我们知青给予了多方面的帮助和照顾。这次知青返乡，大家的共同心愿之一是去探望老书记。

当我们一行人在张彦洪书记（张福利之后的第八任支部书记）的带领下，进入老书记家时，所见到的情形与我的想象有一定的落差。

我原以为，老书记还坐在轮椅上，还会说出我的名字，还会微笑着听我们聊天。没想到，老书记现在沉疴不起，病体沉重。

每个知青分别站在他的床前，问他认不认识。老书记不停的转动眼眸，努力辨认每个人的面容，但没有回答。他眼神并不呆滞，好像认得出来但是说不出来。

老书记的太太热情的邀请我们落座，向我们介绍老书记的情况。

当年我们在村里时，我们称呼她为福利嫂子。那时老书记忙于工作，根本管不了家里的事，她一个人拉扯五个孩子，有时连口热饭都吃不上；还经常遭到婆婆的无端责骂。我曾经几次看到她一边哄孩子一边抹眼泪。当年她的艰难、疲惫和无助状态，我至今历历在目。好在福利嫂子为人豁达，任劳任怨。可喜的是，他们的五个孩子都很有出息，也都非常孝顺。

现在的福利嫂子头发基本全白了。她告诉我们，老书记从去年开始卧床不起，认知能力也越来越差，平常问话他都不回答，偶尔灵光闪现会说出几个字或几句话，但是谁也听不明白他说话的意思。照顾一个这样的病人，其辛苦程度可想而知。但是福利嫂子爽朗依旧，笑容依旧，劳作依旧。

我们和福利嫂子合影，希望她保重身体。

      从老书记家出来，我们都有些伤感。当年那样能干的老书记，疾病剥夺了他的健康、他的智慧、他的精明、他的才干。我看得出来，他的生活质量不太乐观。

希望以后还能再见到老书记，也希望以后再见到他时，他的健康状况比现在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