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在新浪读书网里看到台湾畅销书作家张大春写的一本散文体传记《聆听父亲》，这本书从作者的高祖父到曾祖父、曾祖母，一直到作者的父母、作者本人和他的孩子，共覆盖一个家庭六代人的轶事史实。其中有一段内容很有意思，引发我了我对做假帐的联想，转录出来和大家分享。

为了有利于对下面文字的理解，先说明书中人物的身份：张冠英——张大春的高祖父，张润泉——张大春的曾祖父。下文中的楷体字部分转引自该书的部分章节，其中删去了和本博文无关的内容。

张冠英是举人出身，有那么点要改换家声、成为书香门第的意思。可是张冠英自己也知道：想在功名上再跨一步，恐怕难以幸进。要维持一个“诗书继世，忠厚传家”的声望，就不得不另外替子孙谋出路。有人给他出了这么个主意：以他儿子张润泉的名义捐个百把亩地，兴办义学。张冠英是个迂人，只知道读书的道途坎坷，却不通晓如何与官场里那些人事疏通交际。因此便央那拿主意的人给活动活动。三个月之后，捎话的人如约前来，腋下还挟着个小包儿……。那人将包轻轻置于几上，再轻轻摊开裹覆在外的巾绢，好半晌才露出了里头的物事：一叠以黄裱纸誊抄的京报，两份已经书写泰半的文书，还有小楷毛笔、盘龙方砚、铜池印泥和琉璃墨盒各一。

剩下来的事三言两语可以表过：我高祖父着人取出南山里三百亩的地契，付与捎话的人，又与捎话的人填写了一式两份的托付状子，由后者注墨抻纸，我高祖父挥毫填写了土地幅员、托付年日以及他自己的名讳。这中间只有一点小意外：写到第二份书契的末了，琉璃墨盒里的汁子用干，砚池也枯涩不润，我高祖父只得另外研了墨，才签上“张冠英”三字，完成了手续。

“四太爷等着领封罢。”捎话的人又含泪叩头一番，才依依不舍话别离去。

这是清朝道光二十二年、西元一八四二年间的事。我曾祖父张润泉满两岁、叫三岁，家人们开始戏称他“员外郎”。然而事情并不那么顺遂——那捎话的人忽然携家挈子离开当时名为历城的故乡本县，甚至离开了济南府，离开了山东。我高祖父仍不肯有疑于他，矜持了个把月才开箱取出托付状子，上头什么也没有，偏是光洁素净的白纸一张，只在左下角有黑大光圆的“张冠英”三字，以及血红赤腥的钤印一方。

那腥味儿——据我奶奶说，并非来自印泥，而是捎话的人琉璃墨盒里的机关。那是墨鱼囊子里的汁液，以之濡毫，初无异象，久之即色褪痕消，无迹可求。“怨不得墨鱼叫乌‘贼’嘛！”我奶奶说。就我爷爷的印象所及，每到过年，张润泉都会同他历述一回当年张冠英捐衔未果，倒叫人平白赚去南山里三百亩地，吃了这样的闷亏，人前竟然不敢言语的故事。

当我看到上述这段文字时，不由的想起1981年，贾春华老师在给我们讲《会计学原理》课程时所介绍的一个历史典故：在钢笔传入中国之前，中国人一直用毛笔作为书写工具，与毛笔相匹配的墨汁自然成为书写中不可或缺的因素。有些居心叵测的人就利用墨汁作假来图谋不轨。史书上曾经有过记载，有的人在记录一些违法违规业务时，以墨鱼汁代替墨汁记账；或者在向他人借贷时，用墨鱼汁代替墨汁写借据。由于墨鱼汁和墨汁都是黑颜色的，所以不知道内情的人看不出任何破绽。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墨鱼汁字迹的颜色就渐渐变淡，直至最后完全消失。这种情况下如果进行审计，或者债权人用借据去要账，就会发现账面记录或借据只剩下一张白纸，没有任何能够证明经济业务、债权债务的文字痕迹。因而也才出现了上述张冠英捐赠的三百亩地不翼而飞的结局。

过去曾经听长辈人说，白纸黑字，意味有确凿的文字凭据，不容抵赖或悔改。看起来这个观点也需要推敲了。如果是用墨鱼汁写的黑字变成了无字，还能够作为凭证或证据吗？

我们现在强调会计信息的会计信息可靠性，要求企业应当以实际发生的交易或者事项为依据进行确认、计量和报告，也就是不能“无中生有”，不能确认和记录没有发生或者不符合确认标准的业务；但是用墨鱼汁记账的结果却恰恰相反，是“化有为无”，是利用墨鱼汁的自然特性灭失已经记录的信息，从而达到销毁记录和证据的目的。由此我想到，关于会计信息可靠性的解释和描述是否也应该更加全面而不留任何疏漏？

当然，在目前越来越多的企业使用计算机软件进行会计信息处理的环境下，利用墨鱼汁作假账的可能性应该已经不存在了。上述想法仅仅是我的读后感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