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热的日子，忙里偷闲，送自己的礼物，便是躲进一个阴凉、僻静去处，读几本有趣的书。今天我们就来和大家聊聊一本值得深思的侦探小说——意大利作家安伯托·埃柯的小说《玫瑰的名字》(UmbertoEco : The Name of the Ross)。

两种侦探，两种气味

此书出版于1980年，香港人对于六年后由这部小说改编成的同名电影该很熟悉。可惜好戏来到香港总会取个俗不可耐的译名，记忆中好像叫《古堡》，读来颇像一味靠吓的惊悚片，原著也就少人留意了。此片由肖恩·康幼利（SeanConnery）扮演主角威廉，他是方济会士，著名逻辑学者。克里斯汀·斯莱特（Christian Slater）演他的学生见习修士阿德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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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发生在14世纪意大利一所本笃会修院。情节围绕着一本禁书展开，情节和后来出现的“七宗罪”相类似，电影就连环凶案的离奇曲折着墨较多，着重交代当时诸色人等的境况和那个时代的思想氛围，两者都在欧美曾引起热烈讨论。论者喜欢说威廉是带有20世纪思想特质的中世纪福尔摩斯，阿德索自然便是另一个华生了。

从小说看，埃柯确有拿柯南道尔笔下的福尔摩斯来对照的意图。也像柯南道尔用华生平庸的眼光来展示福尔摩斯的料事如神一样，《玫瑰的名字》也是用少不更事的阿德索对老师的观察和疑惑展开的。我感兴趣的是威廉和福尔摩斯思想方式的不同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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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福尔摩斯》全书渗透着19世纪末欧洲知识界的主流倾向：以实证科学为基础，把人的理性逻辑思维讴歌到神妙直至秋毫巅。这位名探百年间名字响遍世界，从思想史的痕迹看，也反照了理性主义在世俗的胜利。不过，只相信自己脑袋中的逻辑，走到了极致，便露出了与真实世界不符的马脚。

同是侦探小说，20世纪就有过一些反其道而行之的作品，嘲笑福尔摩斯那种线性的思维逻辑常会误导人把真相掩蔽，这其实是西方主流思想界在上世纪初清醒过来的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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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的思想家常向语言学研究倾斜：既然我们是用语言（概念）来思想和讨论外在的世界，也讨论我们自己，那么，语言（概念）在多大程度上与讨论的对象相符呢？这个过程又是怎么发生，怎么行进的呢？在这过程中，该怎样才能较清醒地避免既误导自己，又误导别人呢？

于是，以往令人们以为真理在手，振振有词的“逻辑”便成了重新检讨的对象。有些学者倾向于把语言和人类的精神创造物当作符号来研究，在符号的发生和关系里探讨迄今以来的思想方式，世称符号学（也叫记号语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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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柯本人就是一位颇负盛名的符号学教授。有人说，《玫瑰的名字》其实是一本用侦探小说方式写成的符号学大全，这是对的。

也许，主角威廉修士便是作者本人的化身，学生阿德索则是另一个化身，两者之间的分歧和整合其实是展示了一种与福尔摩斯迥异其趣的思想方式，即不把由表象组织起来的推想绝对化，不断把充满矛盾的猜想磋磨，让不成熟的判断逐步贴近真相。想知道这时代的思维方式和工业时代有何不同，把这小说和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对照着读，是极有趣味的。

福尔摩斯从不猜测？

福尔摩斯有句名言：“我从不猜测。”他说：“猜测是一种极坏的习惯，足以破坏逻辑的推理。”但细读福尔摩斯侦探的故事，会发现这神探无时无刻不在猜测，甚至常凭直觉猜测。其实，犯罪现场是犯罪行为的结果，要透过种种蛛丝马迹去找疑犯，便是从结果去推测原因，这种逆向的推想不靠猜测，能靠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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猜测本是一切真知灼见之母，本来没有什么不体面。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是一种猜测，达尔文的进化论也是一种猜测，连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最初也是一种猜测。老实承认知识离不开猜测的特性，便不容易把结论绝对化。矢口否认猜测，说穿了，只是把猜测者以逻辑之名捧上神坛，令世人不敢狎近。

这拆穿了当然令人发笑，但在百多年前，甚至现在，却是一种风气。任何猜想，一旦冠上逻辑之名，便名为“科学”，便神圣不可侵犯。其实，逻辑无懈可击的论断，未必一定千真万确。

因为说到底，在作逻辑推演时所凭借的概念，只是事物的崇拜对象（icon），而不是事物本身，这注定了所有推论，在逻辑上虽可头头是道，但它们是否是真理，或有多大程度接近真理，还需留待以后让事实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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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埃柯的《玫瑰的名字》和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做一对比，我们会较欣赏主角威廉修士在真相面前的谦卑。他总是老实承认自己只是在猜测，甚至嘲笑自己的脑袋实在无能。

猜测当然可以有无数的可能性，他总是让不同的，甚至是结论相悖的猜测并存，让这些猜测与事实验证，以去除不正确的猜想，最后，真相便显露出来。

平心而论，若撇除柯南道尔的故作高论，福尔摩斯并非从不猜测，而恰恰是他猜测得十分准确。他能在无数假设中选择最佳假设，正是使用了与威廉相同的方法：若想自己的假设不出错，便不能把事实解释得比事实更离奇，他总是选择最简单自然的假设，通过对可掌握的事实的观察，把假设分解为许多细部，每次只检查其中之一，就这样，可能的结论数目便逐渐缩减。

福尔摩斯说：“这是我的格言：‘当你排除了不可能因素后，剩下的东西，尽管多么不可能，也必定是真实的。’”这是猜测高手的夫子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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猜测要贴近真相，便需能包容所有事实，而不是只与某部分事实相合。侦探小说中，私家侦探常比衙门中人高明，后者常拘于偏见或既定的思维模式，对不支持自己猜想的证据视而不见。在现实里，这种人真个比比皆是。文学史上，侦探小说常被当作通俗文学，难登大雅之堂，但它常是现实中人类智慧角力的反照。若从这角度来读，这些我们在小孩时代就熟悉的书，其实大有深意。

虚构的圈套

柯南道尔本是执业医生。福尔摩斯的原型，是他学医时一位名叫若瑟·贝尔的老师。这位名医有灵敏的直觉观察能力，能从病人身上的一些细枝末节说出他们的身世，这先声夺人的一招往往让他在诊治之前便建立了判断权威，病人有了信心，治疗便事半功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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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里的福尔摩斯也常露出这一手让客户惊愕，贝尔便是蓝本。柯南道尔回忆老师时如是说：

“我常记起他那鹰般的脸孔，奇特的姿势，发现细节的可怕诀窍。如果他是一名侦探，定会把这迷人的，又毫无规则可言的工作归结为某种近似精确科学的东西。”

这话可看作柯南道尔创作福尔摩斯的良苦用心吧？在他那个时代，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赫胥黎、达尔文、斯宾塞和穆勒作为主要哲学家的年代，甚至外行人也感受到他们席卷一切的思想潮流”。

他明明知道乃师的直观猜测是“没有什么规则可言”的聪明才智，却要在小说里用实证主义合理性支配一切的腔调去夸张，现在看来，只是那个时代的心智误区而已。这百年来，不少人在赞叹福尔摩斯料事如神时，也把柯南道尔们那套东西吞下肚去，开口“科学”，闭口“逻辑”，俨然真理化身，令人喷饭。

柯南道尔另一位心仪的作家是美国的爱伦·坡。他也写了一系列侦探小说，主角名叫杜宾。柯南道尔受的是医学训练，醉心当时的英国“科学”之风，笔下的福尔摩斯便有科学怪人的冷血味道。爱伦·坡是个近乎鬼才的文学奇人，以想象离奇的诗作见称，笔下的杜宾便带有诗人的文化关怀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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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受同一社会风潮影响，他也喜欢卖弄逻辑，尤其是数理逻辑。他这类小说可看作《福尔摩斯》的前奏，但写得绝不比《福尔摩斯》逊色。如果我没有记错，柯南道尔除了还有一本模仿儒勒·凡尔纳的科幻小说外，只有《福尔摩斯》传世。但爱伦·坡不同，他有不少经过百多年还堪称一绝的其他创作，是个不乏赤子之心而又极端神经质的才子。

他的作品往往有一种怪味，令你捉摸不透而又仿佛抽动着你平素不容易触动到的神经，这是柯南道尔缺乏的。难怪对心理分析有特别偏好的现代哲学家拉康，在他唯一的自选集中，头一篇便是《关于〈被窃的信〉的研讨会》。《被窃的信》是爱伦·坡的短篇侦探小说，写得精彩。而拉康的书虽出名地难懂，这篇却较易读。他的研讨会讲辞可能比小说更长，但读来比小说更令人拍案叫绝。

埃柯说过，书和书常在对话。也许，《玫瑰的名字》是对《福尔摩斯》背后的一代理性雄风的决算吧？把两书对照着读，会感到和工业时代相比，对待所谓真理、真相，我们这时代的想法会平实得多。但一离开哲学思辨，我们会学得聪明些吗？

谁都不会认为自己想的说的不是真理，因此，人间话语和大块文章也总免不了正谬参差。我们总免不了给别人设下用词语构建的迷宫，把正确和谬误卖一送一；或堕入别人用言词设下的圈套，两者照单全收。若想不受自己或别人愚弄，埃柯这部“用侦探小说方式写成的符号学大全”，是能给我们许多启示的。

（本文部分内容摘自《艺想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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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香港知名撰稿人杨志强多年来为媒体和出版界撰稿的结集。作者从自己对中世纪艺术的痴迷入手，以自己独特的视角描绘了中世纪的艺术、绘画、文学等艺术的特点，还用大量的篇幅描写了自己静静地听着唱片中流淌出的巴赫、贝多芬、莫扎特和萧邦的演奏曲，从而引出自己对人生和社会的深刻思考，用文字引领热爱艺术的人去领略艺术与灵魂的撞击所产生的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