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洋乐派”刍议

何华

在美术界，关于“南洋画派”的命名与特色，是有一些不同看法的，但不管如何界定，南洋画派的存在已经是个不争的事实。那么，新加坡音乐界，是否有“南洋乐派”的存在？值得探讨。

记得2007年，我为《南洋艺术》杂志（当时林丽华是主编）专访了新加坡华乐团艺术总监叶聪先生，其中有几段谈及“南洋乐派”或者“南洋乐风”问题。叶聪的看法是：一个乐团，既要全球化也要本土化，除了要能演奏国际著名的曲目，一定还要有自己的特色曲目，这些特色曲目要跟你所在区域的历史、地理、文化、风俗有密切的关系。设想一下，一个乐团如果没有它所在城市或国家的“地域特色”，一定有问题了。所以，在这样的思考之下，叶聪就提出一个命题：新加坡华乐团应该有南洋特色。叶聪2002年来新之后，就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他指挥的一些曲目，譬如交响史诗 《马可波罗与卜鲁罕公主》、《海上第一人——郑和》，已经有相当的南洋元素。在其他个别曲目中，也融合马来、印度、印尼的甘美兰、中国粤闽地区音乐（福建南音、广东音乐、潮州音乐）。叶聪特别提到印尼甘美兰（Gamelan）音乐，他认为每个乐团由于地域的差别也应该有自己的特色乐器，他发觉甘美兰音乐的锣很棒，已经把它引进到华乐团了。2006年在叶聪的推动下，举办了首届“新加坡华乐团国际华乐作曲大赛”，他希望逐渐积累一套有南洋风味的曲目。出乎意料的是，大奖得主是一位洋人。但仔细想想，这个并不奇怪，写西班牙音乐最好的是法国人，著名的例子有比才的歌剧《卡门》、拉威尔的《西班牙狂想曲》等等。（顺便插一句：正在读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自传《椰壳碗外的人生》，他说德彪西很欣赏爪哇甘美兰音乐，并在他的音乐中借用了。）

新加坡文化是一个正在成形的文化，积淀不厚，它由多种族、多籍贯组成，需要一段时间来磨合，音乐也一样。所谓南洋乐风应该是一种韵味的东西，它超乎岭南、马来、印度、印尼音乐之上。能从上面四种音乐中概括出一种南洋神韵，不是简单地这里拿一段旋律，那里抽一段旋律。

我们知道前辈作曲家如吴景廉、丁祝三、梁荣平及潘耀田、罗伟伦等，有意或无意地在他们的音乐创作中，注入了一些南洋元素。但这并不意味形成了“南洋乐派”，它需要几代作曲家进一步探索、思考、实践，拿出更多更好更有特色的作品。

若把流行音乐也纳入进来，梁文福等人掀起的新谣风潮，无疑最能代表新加坡音乐，在某种程度上也代表了南洋音乐。2017年，黄宏墨出版了《倚窗听诗——南洋新诗乐》专辑。宏墨将南洋诗人的诗作谱成曲，故名“南洋新诗乐”。 他虽不愿主题先行、刻意追求南洋风格，但我们还是听到了音乐中的南洋色彩。至于孙燕姿、林俊杰，虽是新加坡歌手，但他们的歌曲已经和港台、中国大陆、甚至欧美的流行歌曲打成一片，融入全球化流行音乐大潮中，谈不上地域特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