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天成和他的言情小说

——兰江河畔谈中国历史之七

        话起余姚古代人物，不是山高水长的严子陵，就是真三不朽的王阳明；不是中日友好使者的朱舜水，就是中国启蒙思想之父的黄宗羲。弄得来，这余姚古人不是高风亮节，就是学富五车。其实，在古代余姚名人中，也有为道学家所不齿，为史书所遗弃的，如明代戏曲家吕天成。

      光绪《余姚县志》是古（近）代余姚地方志的最后一部，之后便是民国了。而人物列传无疑是地方志的重头戏之一，所谓流芳百世，靠的就是这些史书、方志的记载，如在光绪《余姚县志》中，光是明朝一代就有列传人物310余人。令人惊讶的是，在这多如过江之鲫的人物中，居然没有吕天成其人。

      说起来，这吕天成还是余姚的名门望族，宁波大学张萍教授曾著有《明代余姚吕氏家族研究》一书，称“在明代浙江的姚江之畔，却有着这样一个数代与戏曲结缘的家族——余姚吕氏家族”。（张萍《明代余姚吕氏家族研究》第5页，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7月出版，下同。）而且，这望族还不是一般的望族，照清初浙江经学家、文学家毛奇龄的说法，“姚江八族者，前四族为毛邵徐韩，而后四族则孙王并吕谢也，后四胜前四。”（同上），需要说明的是，此余姚不是彼余姚，而是包括了许多如今属于慈溪地盘的余姚。

      余姚吕氏家族到吕本时期达到鼎盛，吕本是吕天成的太爷爷，曾出任吏部尚书、礼部尚书等职，官至正一品。后来，吕天成的爷爷还娶余姚（现属慈溪）另一望族孙氏之女为妻，更为家族锦上添花。问题是，这吕天成似乎是个不肖子孙，除了从小受家庭影响而酷爱戏曲，学业功名一无所成，完全是纨绔子弟一个。

      照例，以吕天成的戏曲成就，哪怕明朝一代只有30人入列光绪《余姚县志》，也该有他的一席之地。然而，在民国之前，在儒学正统眼里，戏曲即是戏子，戏子即是娼优。余姚另一戏曲大家叶宪祖虽在光绪《余姚县志•艺文》中有他多部作品的记录，却是关于易经的解读或是出仕四川的散文游记，而只字未提他的戏曲作品。

      吕天成在其著名的《曲品》中还提到另外两位余姚籍的戏曲作家及作品，一位是杨文炯所作《玉杵记》，一位是邹逢时的《觅莲记》，但均不见于光绪《余姚县志》记载。我们甚至可以肯定地说，在全部光绪《余姚县志•艺文》中，没有一部关于戏曲作品的记载。

      吕天成自己仅存于世的戏曲作品只有《齐东绝倒》，这部作品除了体现他那出神入化的幽默感外（幽默感正是中国古今文人最缺乏的品质），还为今天的余姚人创造了巨大的文旅价值——余姚的历山就是舜耕历山的历山——这一说法或出自此剧的胡编乱造。因为在吕天成眼里，神圣的舜跟我们市井小人毫无二致，一样可以成为他调侃和谈资的对象，他于是还一本正经地把舜的故事发生地都搬到了余姚：一会儿说舜逃到了历山，一会儿又说舜来到了海滨也就是姚江出海口，而且远远地看见了赤城，此赤城正是李白《早望海霞边》诗中描写的“四明三千里，朝起赤城霞”。（参见张萍《明代余姚吕氏家族研究》第99页，同上）

      不过，导致吕天成被逐出光绪《余姚县志》的根本原因，应该是他创作了一部名叫《绣榻野史》的长篇艳情小说。我们虽然没有证据表明吕天成是余姚长篇小说创作的鼻祖，但这部作品至少对清代文学家李渔创作的章回体艳情小说《玉团团》有直接的影响。百度“绣榻野史”词条引用鲁迅先生的话说：“作意所写，专在某交，又越常情，如有狂疾……”。此话出自鲁迅先生《中国小说史略》一文，其实并非专指《绣榻野史》，而是泛指除《金瓶梅》以外的其它言情小说中的末流作品。

      吕天成虽然放浪形骸、不务正业，但他在戏曲及小说创作上表现出的天赋与才情却深得亲朋好友们的赞赏和尊敬。常与他相提并论的明代曲论家王骥德说吕天成“与余称文字交垂二十年，每抵掌谈史，日昃不休”。（王骥德《曲律》，转引自张萍《明代余姚吕氏家族研究》第87页，同上）在《曲律》中王骥德也提到了《绣榻野史》一书，说是“至摹写丽情亵语，尤称绝技。世所传《绣榻野史》、《闲情别传》，皆其少年游戏之笔”。（同上）但后人估摸吕天成创作《绣榻野史》时的年纪还不到二十岁，似乎不可能有如此丰富和露骨的“心”描写——即使在现在的余姚人看来也会觉得“下作过有数哉”！于是便怀疑这是他父亲或他人所作。

      吕天成很可能还是一位英俊少年、倜傥才子，绝无半点儒家弟子的迂腐与矫情，王骥德说他“风貌玉立，才名藉甚，青云在襟袖间”。在《曲品》中，吕天成这样评说比他年长14岁的叶宪祖的《双卿记》一剧：“本传虽俗而事奇，予极赏之。贻书促美度（叶宪祖字，引者注），度以新声，浃日而成。景趣新逸，且守韵严整，当是词隐高足”。（吕天成《曲品》，转引自《微信读书》）吕天成说自己原来也很喜欢“双卿记”这个故事，因此写信给叶宪祖：侬也赶快写一个吧。叶宪祖果然言听计从，不到十天，就推陈出新，而且“景趣新逸”。当然，对同是余姚老乡的杨文炯、邹逢时他也实事求是地给予“下之中”的评级，并说杨文炯的《玉杵记》是“选事颇佳，而词多剿袭”，而邹逢时的《觅莲记》则是“词采未鲜”。这样的以文会友，这样的文学批评，实在羞煞当下的余姚文坛。

      《绣榻野史》创作于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前后，不久便广泛刊行于世，但到了清朝却多次被禁，最后一次被禁时间是1868年，并且主要针对浙江、江苏两地。（参见百度“绣榻野史”词条）这距光绪《余姚县志》的编写时间不过三十年。李渔的《肉蒲团》也同样屡遭禁止。

      到万历后期，明王朝已是日薄西山，整个社会也因此变得纲纪松弛、礼崩乐坏，言情小说或乘机喷薄而出。不过我们也可以换一种说法，即，天成中国的资本主义元素萌芽于明朝中晚期，有规模的城市开始涌现，市民社会也不断壮大，而这一切正是明代言情小说繁荣的社会原因。另一个原因则是朝廷的腐败与社会的墮落，使得大批功名无望的知识分子纵情文艺与声色——戏曲和言情小说因此靓丽登场。吕天成则是其中的姣姣者，当然也让我们联想起吴中四才子（祝枝山、唐寅、文徵明、徐祯卿），作风与腔调如出一辙。

      所谓“崖山之后无中国，明亡之后无华夏”，意思似乎是汉族的精英分子都被这两个外来民族斩尽杀绝。其实，至少满人在统治汉族的过程中，始终对儒家文化充满了敬意。因此，他们的罪过并不仅仅在于对汉族知识分子的杀戮和禁声（文字狱），更重要的还在于复盘和坚持儒家文化的政治正确——以显示作为外族统治的合法性。晚明的资本主义萌芽正从经济上突破传统帝国经济模式的禁锢，而明后期的文化创新即戏曲与人情小说的盛行则是从思想文化上打开了几千年封建帝国的缺口。但这些缺口很快又被清帝国以儒家道统即政治正确的名义加以封杀，直至清中后期才再次被慢慢打开。

      光绪《余姚县志》虽编篡于1897年前后，但编篡的宗旨仍不出传统的儒家史观与《汉书•艺文志》的艺文观： “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因此，真正称得上艺文的是《传》与《诗》，是《七略》，甚至是空头白脑的《易经》。即使到了光绪《余姚县志•艺文》也一样没有戏文与小说的一席之地。

      事实上，若要理清中国人的思想和精神发展史，我以为从孔子到王阳明的儒家著作着手，还不如从中国小说史中寻找线索。而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则很好地为我们提供了这一线索：汉之前的中国小说是从神仙到神话传；六朝时期的小说在志怪的同时也志人（如《世说新语》）；唐朝小说逐步以人物传奇见长；而真正以人为“话本”的小说则始于宋；除了神魔小说（如《西游记》），明朝在宋的基础上，演变为人情小说，即出现了真正有血有肉的“人”的形象；清代中后期除了以《红楼梦》为代表的人情小说，还出现了讽剌小说（如《儒林外史》）和谴责小说（如《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到鲁迅先生身处的时代，小说甚至还成了唤醒民众、反抗封建的革命手段。

      不仅如此，著名历史学教授葛兆光先生干脆就反问，小说或文学作品为什么不能成为史料？他以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一书为例：陈寅恪把元白置于中唐历史中，他们的诗篇不也是唐代社会生活、思想观念和情感心境的见证么？陈寅恪因此开创了运用文学文献研究历史的方法。（参见葛兆光《本无畛域——从<我之小诗>说到资材的解读》，引自网络资料）

      从鲁迅先生的这一中国小说史略中，我们似乎可以看到中国的“人”是如何从神仙与神话中分离出来，如何借历史与传奇的途径清晰起来；平民百姓如何渐成“人”的主角，在四书五经之外，《金瓶梅》这样的艳情野趣如何为人们津津乐道；之后，刚刚有点人样的“人”又如何变成野叟和老残，变成阿Q和祥林嫂……而吕天成无疑也是参与描绘和塑造这些中国人形象的戏曲家与小说家之一。

      我们暂且不论吕天成创作的戏曲及小说作品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但至少给我们古代余姚的“艺文”提供了多样性。我因此觉得，作为真正热爱余姚文化的余姚人，心中似乎不应该只有四先贤，更没有必要只在王阳明这一梗竹上“格死”。

      值得庆幸的是，在1993年版的《余姚市志》中对吕天成作了比较详细的记述：

      吕天成（1580——1618）字勤之，号棘津，别号郁蓝生（《曲录》谓名文，字天成），明县城江南（今保庆路）人，吕本曾孙。祖母孙氏喜藏书，尤多古今戏曲，天成得以饱览。父吕允昌好戏曲小说，与戏曲家汪道昆、汤显祖等有交往。受家庭熏陶，童年起即嗜曲。少年时作小说《绣榻野史》、《闲情别传》，万历间刊行……著作甚多，以《曲品》3卷最负盛名……

          写于2025年1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