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天成和他的言情小说

——兰江河畔谈中国历史之七

        话起余姚古代人物，不是山高水长的严子陵，就是真三不朽的王阳明；不是中日友好使者的朱舜水，就是中国启蒙思想之父的黄宗羲。弄得来，这余姚古人不是高风亮节，就是学富五车。其实，在古代余姚名人中，也有为道学家所不齿，为史书所遗弃的，如明代戏曲家吕天成。

      光绪《余姚县志》是古（近）代余姚地方志的最后一部，之后便是民国了

 吕天成自己仅存于世的戏曲作品只有《中东绝倒》，这部作品除了体现他那出神入化的幽默感外（幽默感正是中国古今文人最缺乏的品质），还为今天的余姚人创造了巨大的文旅价值——余姚的历山就是舜耕历山的历山——这一说法或出自此剧的胡编乱造。因为在吕天成眼里，神圣的舜跟我们市井小人毫无二致，一样可以成为他调侃和谈资的对象，他于是还一本正经地把舜的故事发生地都搬到了余姚：一会儿说舜逃到了历山，一会儿又说舜来到了海滨也就是姚江出海口，而且远远地看见了赤城，此赤城正是李白《早望海霞边》诗中描写的“四明三千里，朝起赤城霞”。（参见张萍《明代余姚吕氏家族研究》第99页，同上）

      不过，导致吕天成被逐出光绪《余姚县志》的根本原因，应该是他创作了一部名叫《绣榻野史》的长篇小说。我们虽然没有证据表明吕天成是余姚长篇小说创作的鼻祖，但这部作品至少对清代文学家李渔创作的章回体艳情小说

 余姚吕氏家族到吕本时期达到鼎盛，吕本是吕天成的太爷爷，曾出任吏部尚书、礼部尚书等职，官至正一品。后来，吕天成的爷爷还娶余姚（现属慈溪）另一望族孙氏之女为妻，更为家族锦上添花。问题是，这吕天成似乎是个不肖子孙，除了从小受家庭影响而酷爱戏曲，学业功名一无所成，完全是纨绔子弟一个。

      照例，以吕天成的戏曲成就，哪怕明朝一代只有30人入列光绪《余姚县志》，也该有他的一席之地。然而，在民国之前，在儒学正统眼里，戏曲即是戏子，戏子即是娼优。余姚另一戏曲大家叶宪祖虽在光绪《余姚县志•艺文》中有他多部作品的记录，却是关于易经的解读或是出仕四川的散文游记，而只字未提他的戏曲作品。

      吕天成在其著名的《曲品》中还提到另外两位余姚籍的戏曲作家及作品，一位是杨文炯

光绪《余姚县志》是古（近）代余姚地方志的最后一部，之后便是民国了。而人物列传无疑是地方志的重头戏之一，所谓流芳百世，靠的就是这些史书、方志的记载，如在光绪《余姚县志》中，光是明朝一代就有列传人物310余人。令人惊讶的是，在这多如过江之鲫的人物中，居然没有吕天成其人。

      说起来，这吕天成还是余姚的名门望族，宁波大学张萍教授曾著有《明代余姚吕氏家族研究》一书，称“在明代浙江的姚江之畔，却有着这样一个数代与戏曲结缘的家族——余姚吕氏家族”。（张萍《明代余姚吕氏家族研究》第5页，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7月出版，下同。）而且，这望族还不是一般的望族，照清初浙江经学家、文学家毛奇龄的说法，“姚江八族者，前四族为毛邵徐韩，而后四族则孙王并吕谢也，后四胜前四。”（同上），需要说明的是，此余姚不是彼余姚，而是包括了许多如今属于慈溪地盘的余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