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读后感:

   这是刘瑜在2010年写的一篇文章，我是在《我书架上的神明》一书中读到的，但来源于《微信•读书》，因此在文字上可能有误。

    早在十年前，放鸣兄就感叹“当代中国好像还是女的厉害”——"好像“两字应该是考虑到男人的脸面才加上去的——我当然深以为然，两兄弟还当场扳着手指末头数了起来，其中就有刘瑜女士。今天读了刘瑜的这篇文章，似乎明白了女的厉害在哪儿了。心理学上有一个差异性理论，意思是：如果十个学者当中有一位是女性，她便会更多地表现出自己作为女性的一面。反之，如果十个女人当中有一位是学者，她就会努力显现自己作为学者的样子。而女人通常比男人更真诚、更坦率，也就是更易于流露自己的天性。

    《我书架上的神明》一书，就是收罗了当代二十余位文化名人谈读书结集而成，其中也包括刘瑜丈夫周濂的心得，尽管周濂在学术上的成就并不亚于刘瑜，但此书中的全部文章除了刘瑜的就没有什么读头：要么一本正经，要么故作谦逊。

    而刘瑜是真诚的，她的读书体会有不少竟也是我曾经感受过的，虽然从目前的身份看，她是著名学者，而我只是一名普通的读书爱好者。

    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就开始读书了，读什么书呢？当然是读世界名著，除了文学名著，还有哲学的、美学的、心理学的。如《百年孤独》、《梦的解释》、《西方哲学史》、《艺术哲学》之类。读懂了吗？没有。其情形一如刘瑜在文中所描述的“从沼泽里往外拽一辆马车”，苦头吃煞不说，且根本不晓得这辆马车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既然如此，八、九十年代的我为什么还这样埋头读名著呢？照刘瑜的说法，那是为了在餐桌上不经意地跟人谈起福柯与柏拉图与罗兰•巴特的区别。

    刘瑜因此模仿着鲁迅先生的腔调说：“世上本没有经典，装的人多了，也就有了经典”。

    后来的刘瑜则意识到，经典之于我只是那些“能帮助你认识当下的世界与自己的”书。这意味着，我们应该抱着“一种从经验、从问题出发的读书态度，而不是从‘死去的古代白人贵族男子视角”出发的读书态度。我们因此对所谓的经典有了新的认识：“一切经典本质上都是基于那个作者对他所处的时代的问题的回答与思考，那么要真正读懂它并且读得心领神会，只能是因为：第一，你对他所处的时代及其问题有相当的了解；第二，你认为他所处的那个时代与你现在所处的时代有相似性，而且你能理解其相似性以及不同性在哪，由此批判地理解他的思考对于当下的意义”。

    据我近年的读书体会，对此我也深有同感。一是，我第二次看亨廷顿《文明的冲突》差不多就是带着问题去读，这个问题就是俄乌战争与巴以冲突，并因此不难发现“我现在所处的时代”与亨廷顿书中所描述的时代的许多相似性，从而感受到“文明的冲突”并非只是一些概念的推论与演绎，而是可以证伪的经验之谈。二是，我曾经翻阅过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因为不知道法国大革命为何物便半途而废。最近，因为阅读了杜兰特的《文明的故事》中有关法国大革命的前因后果，而再次阅读《旧制度与大革命》就有了不同的理解与感受。且从中发现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一些燕子居然还在中国文化大割名的上空翩翩起舞。

    刘瑜将自己的读书经历揶揄为一个“堕落”的过程，但他解释说，这“不是说我对经典失去了好奇心，而是我希望引导我去读经典的，是问题的箭头在不断指引，而不是餐桌上的虚荣心”。

    作为著名政治学者的刘瑜毕竟与我们普通的读者有所不同，虽然在克服“餐桌上的虚荣心”这一点上比较一致，但她还需要顺着问题的箭头以及进一步探讨和解决问题的可能性行进，这使她更着眼于阅读的工具理性——诸如实证、数据之类。而我则仅仅是为了解惑，为了心智的豁然开朗和愉悦。而且，常常是单纯的价值理性更让人怦然心动——比如卢梭的一句“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就足以让我们欢呼雀跃。

    我们因此可以理解，极大多数学者开出的阅读书单中都会有几部文学名著，因为它不以概念与数据见长。这说明文学对于所有读者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营养品。

    另外比较有意思的是，在刘瑜所列的十几部书目中，竟然没有一部是中国古典名著，即所谓的国学。

    还有，她对《耳语者》与《牛鬼>这两本书的推荐词是：“我相信如果从现在开始，每一代青少年都能读这两本书，人类的未来将会避免无数悲剧”。

                      写于2024年3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