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溪学者沈登苗

    二十多年前，我曾作文《阿拉余姚人与侬得慈溪人》，以为余姚与慈溪之间有双城情结，犹如北京之于上海，成都之于重庆。两地的人们动着就要比对：比姑娘漂亮，比男人气质，比经济发达，比城市建设，还比文化底蕴……凡好比的都要比过明白，从毛泽东时代比到后毛泽东时代。

    今天我发现，至少有一样我们余姚比不过慈溪，那就是余姚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本土学者，而慈溪有一个，他就是沈登苗。

    沈登苗，周巷西街人。据有关资料介绍，他出生于1957年，独立学者，中国政法大学县域法治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从事科举学、教育史和历史人文地理研究，近年转向当代中国教育、人才决策研究、探索社会主义国家社会流动之规律。著有《文化的薪火》一书，提出“一代难以成为学者”的原创理论，以此破解“钱学森之问”。

    关于独立学者，肯定有专业的定义，但我理解就是没有单位的学者：不是大学教授，不是访问学者，不是党校老师，也不是宣传部门领导，而是一直畔在家里读书写作的学者。沈先生年轻时撑过船，那是很苦的生活，也被人看不起。学历只有初中，后来自学获得大专学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直接读他的《我的学问之路》，一五一十都讲得非常清楚。

    他研究的主要课题是破解“钱学森之问”。所谓钱学森之问，“是指2005年，某某总经理在看望钱学森的时候，钱学森对中国的教育与科技发展提出了这样一个疑问：“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引自百度“钱学森之问”词条）。简言之就是“为何中国的大学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不过沈先生认为，钱学森只是提出了问题的一半，另外还有一半是：不要说国内大学，就是到之其它国家的大学也一样成不了杰出人才——这才是问题的全部所在——用余姚话讲就是人搞酱凡朗哉。

    作为学者的沈先生当然不是这样说，他的结论是“一代难以成为学者”。然而，可以明确的是，钱学森之问的时间概念是指1949年至21世纪初。那可不止一代，差不多有三代，那沈先生为什么说“一代难以成为学者”呢？这就涉及到沈先生另一个著名的论题即“双重断裂的代价”。

    所谓“双重断裂”，第一次断裂是指“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对被推翻的统治阶级和有产阶层及其后代，在文化教育上采取歧视的、剥夺的甚至‘断子绝孙’的政策所造成的学术天才断层现象。”（参见沈登苗《文化的薪火》，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出版。）

    这个说法看上去很学术，其实换作土话就是，1949年以后，地主富农及所有有铜钿人家统统打倒，书香门第靠边站，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大老粗最吃香。这样，好多原来很有出息的孩子，因为家庭的政治和经济原因上不了学，或者上不了好的大学。而那些当家作主的贫农下中农及其子女们，毕竟原来基础差，读不起书，有的甚至一字不识横划，他们要成才当然只能慢慢来。这样就形成了第一次人才的断裂。

    第二次断裂是指文化小革命的影响。沈先生认为“革文”使“新兴政权内部出现‘自毁式’运动造成的人才再断层，是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社会主义中国之特例。这种第一次的裂痕还末弥合而再次发生撕裂的现象，本文称为‘双重断裂’。其恶果是，千年累积的精英阶层几乎‘断子绝孙’。”（同上）

    沈先生的意思是，本来，工农子弟如果在六、七十年代好好读书的话（也就是笔者这一代人），那么他们的后代就可能出现杰出人才。但结果没有，沈先生自己参加高考数学也只考了3.8分——因为父亲的政治问题而没有上过高中。

    这似乎意味着，第一次断裂使得中国的书香门第成为历史，第二次断裂则表明工农阶级似乎又无法继承耕读传家的衣钵。

    其实，沈先生的“一代难以成为学者”也好，“双重断裂的代价”也好，都隐含着我们民间说的“龙生龙，凤生凤，老鼠儿子打地洞”这样一个古老的命题。虽然沈先生为避免人们对他“政治正确”的误判，而特意解释之：“‘一代难以成为学者’，并不是说占人口多数的工农子弟中出不了学者，而是指工农当家做主后还得在经济、文化两方面积累数代，才有可能出现较多的学者。”（同上）但他仍坚持认为：

    “从中国封建社会后期至民国，无数的事实表明：一个贫寒子弟通过他本人的努力可以致富，也有可能成为军事家、文学家、艺术家、政治家，甚或谋求霸业，唯独很难成为学者尤其是著名学者。诺贝尔科学奖得主中凡可考查到家世的，完全佐证了这一点。……事实上，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第一代新中国领导人，亦大都来自地主、富农或没落的官僚家庭。出乎意料的是，即使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尽管“剥削 阶级”的子女受到整体的歧视与排斥，但最优秀的学者，如袁隆平、陈景润、王选、孙家栋等与民国培养的学者一样，也基本上是非劳动人民的后代。”（同上）

    沈先生同时还认为，邓小平新政以后，当局在教育问题上似乎有点拔苗助长，急于求成，试图从无产者的第一代子女身上打造出学术大师的努力，一般是不成功的。新中国如此，世界各社会主义国家无不如此。”（同上）这犹如电影《包法利夫人》中的一句台词：你本来是站在苹果树下，却一心想闻到桔子的芬芳。

    在最近发表的一篇学术论文中，沈先生对近千名“新三级学人”的考前职业和家庭背景进行了调查，所谓“新三级学人”是指1977年至1979年参加高考的考生。结果同样印证了他的“龙凤观”。以其中考入大学本科的900人为例，其中本人从事教师和非体力劳动者占62.5%，家长为知识分子和干部的占80.5%。尽管沈先生的这一论文题目叫做《机遇更垂青于有条件准备的人——以千名新三级学人考前职业和家庭背景为解读》（参见《爱思想网》2024年1月31日），其实还是更有力地验证了我们余姚人的一句老话：“新发富贵讨饭相，败落乡绅不走样”。

    作为学术课题，沈先生对“一代难以成为学者”的研究当然不是我上述直奔主题的快餐式的解读，而是从历史的纵的和世界的横的座标进行全面的研究和诠释，并且还从国际共运史这样一条特殊的线索加以佐证。沈先生对当代中国教育及人才学的研究已有三十多年历史，而最初触发他对这一问题发生兴趣，可能跟他的身世境遇有关——由于他父亲当年曾参加过“忠义救国军”的缘故，他被剥夺了读高中的权利，后来亦与大学无缘。三十年后，沈先生对这一课题的研究热情依然故我，一犁耕到头。这让我非常敬佩：因为这一课题对今天的研究者来说，除了才气似乎还需要勇气。

    我的兄长也是“龙凤观”的坚定信奉者，每每遇到贤良智慧，他就会不厌其烦地打探他（她）的“出处”，结果总是不出所料：我是话伐，原来他的太爷爷如何如何。而且，沈先生所描述的“双重断裂的代价”，在我们的家庭或家族中也有极高的相似度。如果兄长在哲学上不乏天生的领悟力和判断力的话，他会把原因指向母系——余姚三七市董氏的家学渊源，而对里山头的父系则给予情感上的点赞。

     写于2024年2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