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上大学的时候，有一次难得的机会聆听白崇禧将军之子、著名旅美作家白先勇先生的一个文学讲座，先生提到对文学作品的评判有两条最高的标准，一条是历史的，另一条是美学的。先生进而说到，住在只有短短二百年历史的美国，要跟别人去说历史和沧桑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除非等到美国的首都华盛顿和中国的古都洛阳一样，几经战火毁灭、再几度恢复繁华以后，或许他们才能懂得。

    当时的我年轻，听了之后豪情万丈，自然是和大脑里那些五千年文明多么的了不起这些思维模式产生共鸣。是呀，我刚给一名来自美国的留学生介绍过西施，可他是怎么反应的：二千多岁的老女人，还是中国的第一美女？他们实在是太没有历史感了。

    我在大学学的专业是语言学，当时有一门基础理论入门课，把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各个学派的语言学理论逐家介绍了一遍，最后停在了著名的乔姆斯基1957年的转换生成语法上。教授语重心长地跟我们说，这个理论太新了，我是弄不明白了，要靠你们在座的各位今后有机会出国深造，把它学懂了。

    终于我到了美国，进入洛杉矶加州大学（UCLA）的应用语言学系修读博士学位。终于有了一个和隔壁的语言学系的系主任面对面坐下谈话的机会，我把国内教授上面的一番话说给他听，并请他推荐一下什么修读什么课程可以学懂乔姆斯基。我想，我的如此诚意至少能让他看到我是一个富有使命感的好学生吧。

    这位来自加拿大的教授听完我的话，略作思考然后很沉重地对我说，1957年，那是古代历史了呀！我们没有这样的课，我本人也不太了解那个理论。两种文化对历史感的偏差立即在这里产生了激烈的冲撞。

    后来，慢慢地我知道了乔姆斯基的理论已经发展到了第五代，UCLA的语言学系是他理论的“嫡系”，专业排名一直在拥有乔姆斯基本人的麻省理工之后列美国第二。而我就读的应用语言学系恰恰是由一群反对乔氏理论的学者分立出来的，在美国的排名更是本专业的第一位。如此高的学术水平，可是他们所做的并不是回过头去“搞懂”三十多年前的“历史”，而是在向前走，去开拓，去创新。

    那一年是UCLA建校75周年纪念（1919年建校）。这75周年短短的历史，不说和英国的牛津剑桥或是和美国最早的哈佛耶鲁相比，就是和中国的一些历史久远的高校相比都是年轻的。出国前我国内的母校就是追根溯源，挖出了90年的历史，刚刚过了大庆。可是到了美国两年之后在美国公共电视台里看到UCLA的75周年校庆的广告词，却给了我强大千万倍的震撼：

    “是谁发明了互联网？是谁领导着人类征服艾滋病的研究？是谁拥有全美大学生最多的体育比赛冠军？我们只有75年的历史，试想一下，再给我们75年会怎么样！

    我再也没有机会学懂转换生成语法，两种文化的历史观在这里造出了一个断层。可是我的博士论文的开题报告要求我读完所选课题内全部发表过的文章，在此之上做出的研究才算对学科有所贡献，开题报告才能通过。历史的文献在这里成了人类学术进步的基石。我开始明白了一点，中国这数千年的历史同时也可能变成一个沉重的包袱，使我们沉湎于其中而失去了向前的动力。如果说中国博大的地域使得华夏民族沉湎于内部地域多彩变化之中可是同时让她失去了探索和开拓外部世界的欲望，那么同样中国悠远的历史在带给这个民族丰厚的文化沉淀和沧桑感的同时，也使她丧失了向未来探索的动能。

   有了历史的积淀，我们的思想会更深沉。可是甩掉历史的包袱，我们面向未来的步伐才能真正迈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