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修齐治平，内圣外王

中华文化由天人合一的宇宙观，推演到人与社会、人与人乃至国与家、人的身心等多重关系，儒家系统提出了“修齐治平”的内圣外王思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由内到外的逻辑递进关系和具有本末先后决定性的因果链，推出“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大学》）的结论，将天人合一的信仰落实在实践中。

尽管将“内圣”与“外王”统一起来在儒家那里阐述得最突出、最集中，但内圣外王思想是先秦诸子共同的主张，只是各家切入点、侧重点不一样。冯天瑜指出：“中华文化的‘伦理—政治型’文化范式从‘内圣’与‘外王’的矛盾统一体中获得坚韧的理论架构，并与农业型的自然经济、宗法—君制型的社会结构，相辅相成，组合为一个体系。”很多学者把内圣外王思想完全归入儒家。其实，“内圣外王”一语，最早是庄子提出来的：“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庄子·天下》）道家更侧重从本体论的角度展开论证，其内圣外王的理论依据是天道、地道、人道的统一，为内圣提供了可能性和生命价值目标。也就是说，不是为了“外王”的功利目的而去修“内圣”，而是因为人的生命的最高价值就体现在“内圣”上，而真正做到了“内圣”，所谓“外王”也就是不期而遇的事情。因此，老子反复强调无为无不为：“为无为，则无不治”（《道德经》第3章）、“不欲以静，天下将自正”（《道德经》第37章）、“江海之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道德经》第66章）等。而儒家侧重从伦理学、政治学的角度展开论证，孔子的“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孟子的“尽心、知性、知天”，《中庸》的“至诚”以尽天地之性等，都对内圣外王之道有所论及。

治国平天下成为历代士大夫实现人生价值的最高追求，特别是在国家遭难、民族危亡之际，便有一批以担当天下为己任的志士仁人挺身而出。如霍去病的“匈奴未灭，无以家为”（《汉书·霍去病传》）、杜甫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过零丁洋》）、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等。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直接参与治国平天下的政治实践是可遇不可求的，于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就成为士大夫们的人生准则，即使不能建功立业，也不放弃修身养性，用自己行善成德的示范影响一方，引导社会，这成为“平天下”的另一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