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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四:从江平先生听讼得到的启示

(2012-01-04 13:29:29)
标签:

江平

深圳

仲裁庭

梁定邦

分类: 八十华诞庆贺文集

陈惠忠*  童  新**

 

之四:从江平先生听讼得到的启示

 陈惠忠(左二)与童新(右二)在《律师文摘》年会上  艾群摄


    我要讲的江平先生听讼(即仲裁审案)这一件事,去年才刚刚划上句号。事情的经过,从世俗功利的层面说来,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这事在我们和我们的委托人这一边,无非是,我们当初决定选择江平先生作为案件的首席仲裁员的决策是非常高明,非常正确的。①我们因此而赢得了案件的公正裁决。而在江平先生那一边,也不过是,他又一次成功地履行了一个仲裁员的神圣职责,如此而已。

    但是,与江平先生共同听讼的这一次遭遇,就其当时及其事后给予我的启示而言,的的确确是非同寻常的。

    江平先生要审理的这一宗案件,说起来,是很有些复杂的。案件的性质,是名为合作开发、实为土地使用权转让的合同纠纷。当事人,作为仲裁申请人一方,是合作开发合同的投资方香港某公司(以下称香港A公司),作为被申请人一方,是合作开发合同的出地方深圳某公司(以下称深圳B公司)。另外,深圳C公司虽在名义上是由香港A公司与深圳B公司通过签订合作合同后注册的项目公司,但由于注册资金和项目投资全部由香港A公司负责且项目收益及投资风险也全部由香港A公司享有和承担,因此,在权益的归属上,深圳C公司和香港A公司实为一体,两公司在合作合同签订后与深圳B公司发生的近十年的合同履行过程中已不分彼此,混同一方。纠纷起于香港A公司和深圳C公司一方拖欠深圳B公司土地使用权转让款人民币壹亿捌仟多万元拒不归还。深圳B公司经与香港A公司和深圳C公司协商未果于2003年先行向广东省高级法院起诉。香港A公司和深圳C公司一面以合作合同有仲裁条款为由向广东省高院提出管辖异议,一面又以深圳B公司延期交付土地,且所交付土地不符合同约定条件,变更容积率提高土地转让价格等为由以香港A公司为仲裁申请人向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深圳分会申请仲裁,要求深圳B公司向其赔偿违约损失人民币叁亿多元。上述两案审理的结果是深圳B公司一方既获诉讼胜诉也获仲裁胜诉。诉讼胜诉的表征是,虽然案经广东高院和最高法院审理最终裁定驳回深圳B公司向广东高院提起的诉讼,但最高法院终审裁定书确认深圳B公司与香港A公司所签订的合作开发合同中的仲裁条款的法律效力及于深圳C公司,实现了深圳B公司向法院提起诉讼的意图和目的,为深圳B公司回头向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并获得有实体意义的裁决奠定了基础。仲裁胜诉的表征是,由香港A公司诉请深圳B公司违约赔偿的仲裁案件,在案件经仲裁庭二次庭审(该案首席仲裁员为梁定邦先生)后作出终局裁决之前,申请人自动撤回仲裁申请了。

    上面所述一诉讼、一仲裁,可说是江平先生未介入本案之前,涉案双方已经发生的第一个回合的交锋。

    在最高法院终审民事裁定确认深圳B公司可以在其诉香港A公司合作开发合同仲裁案中将深圳C公司列为仲裁被申请人之后。2004年12月8日,深圳B公司向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深圳分会申请仲裁,请求香港A公司和深圳C公司向其支付土地转让款本金及利息人民币贰亿玖仟多万元。香港A公司在答辩期内对深圳B公司提出仲裁反请求,请求裁决核减深圳B公司固定收益壹亿玖仟多万元,深圳仲裁分会列该案的受案号为2004-128号。

    2005年1月17日,已经在前案中自动撤回仲裁申请的香港A公司再一次以完全相同的理由,向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深圳分会申请仲裁,请求深圳B公司向其赔偿违约损失人民币贰亿贰仟多万元。仲裁会对其仲裁申请,再次给予立案并组庭审理。这就是江平先生担任首席仲裁员,先后二次二天听讼,历时三年才审理终结的本案的背景。而策划导演这一幕幕闹剧的申请人一方的主将,就是既是香港B公司老板同时也是深圳C公司老板的某女士(下称D女士)。虽说D女士为赢得这一场诉争,不惜花重金聘请北京、深圳的阵容强大的律师团,但在深圳仲裁分会三案六次的庭审之中,主辩手却只是她D女士一人,她一人可以在法庭之上一次发言一、二小时不停歇,可以慷慨激昂、滔滔不绝,也可以柔肠寸断,声泪俱下,可以答非所问,离题万里,可以厉声斥叱对方代理人,可以突然打断自己聘请的代理人的发言,任意发挥,令人莫名其妙。据说她D女士下海经商之前也曾当过律师,总而言之这人就是江平先生本案听讼的对象之一,他作为首席仲裁员必须面对的当事人。

    作为本案的诉讼参与人和这一出闹剧的旁观者(在本案中,因我这一方一直是三位代理律师,另外还有多位当事人代表出庭,因此我间或也可处于旁观者的超然地位。必须坦白承认,在我二十多年成百上千次的庭审经历中,实在也未曾见识过如此声情并茂,如泣如诉,坦然如入无人之境的集真情与表演为一体的当事人),我留心过三位首席仲裁员的听讼姿态和听讼方式。陈安先生的姿态和方式在我的心里没有落下什么痕迹,在此不作评论。而梁定邦先生和江平先生,各各代表了或一类型已经达到的高度,是很有加以比较的必要的。梁定邦是第一个领教这D女士在要害问题上绕着走,顾左右而言他的人。他的老练、礼貌、友好、平和的听审方式是,他要主宰他的庭审,他要他的当事人直接回答他的提问,他的提问的规定性和明确性本身就已对当事人辩解性的回答作了事先的排除。他的听审方式与D女士不着边际的陈述,注定是一对不易绕开的矛盾。每到这时候,他的老练、友好、平和、礼貌和口气上总是捎带着的足够的善意就总能适时冒出来帮他的忙,他会时不时提醒D女士:“请你帮帮我,找出你刚才说的对方延期交地的证据。”他真有些令D女士好多招数使不开。他的方式,正可谓招招令我辈老于法庭的律师不得不心生敬服,虽欣然闭庭而尚觉意犹未尽。与梁定邦先生相比,江平先生审案,行于所当行,止于所当止。令人不觉其有事先思考过和设计过的套路和框框,也令人不觉其对某一论争的问题,有成竹在胸的先见。而尤为特别的,是对于D女士的发言,在梁先生那里屡屡要用“请您帮帮我”来使其言归正传的地方,在江先生这里是几乎一概不用。江先生最大的特点是总是用心地听,他极少打断当事人的发言。如果他偶或发现当事人重复了,或真的说得远了,他才悄悄提醒当事人:“你说的这个问题,仲裁庭已经听清楚了。你可以接着说另外的问题了。”他的庭审的风格,似乎只有一个宗旨、一个目的,让人家把话说完,把要表达的意思表达清楚。记得我们与江先生第一次开庭的那天,由于江先生用了超人的耐心来听取双方的陈述,尤其是D女士一人的带着表演激情的漫无边际的陈述,一个上午的时间,才完成双方第一轮的发言。幸好对于几大本上千页的证据的质证,江先生一开始即采取只要双方不提异议,即视同承认,无需逐一质证的程序从简的质证法,为庭审节省了大量的时间。但是,对于如此复杂的一宗案件要用一天的时间审理完,而且还要贯彻江平先生听之唯恐不细、察之唯恐不详的听审方式,下午的审理时间显然是紧张的(仲裁庭秘书下午一开庭即宣布江先生已买好当晚九点的航班赶回北京的作法,已经表明了他本人对于下午能否按时结束庭审的焦虑)。通常,在此种情况下,再老练,再善听讼的听审人也难免对过分缠夹的当事人显露少许不耐的神色,但是,在整整一个下午中,我没有看到江平先生流露出哪怕是一点点的焦急和不耐的神情,他的神态与上午的神态没有丝毫变化,提问和倾听依然是那样的细致、那样的亲切和耐心。从他的镇定自若,从容不迫的神态里,我怀疑他是不是已准备放弃今晚返回北京的行程。然而在接下来的庭审中,奇迹发生了。由于庭审调查中听审者的细致、耐心、通情达理和明察秋毫,这就使得讼争双方都相信他们的本意都已不走样地传达给了仲裁庭。因此,论辩中的重复论证不但对仲裁庭有失尊重,而且简直就不必要。因此最后二轮的论辩居然只用了一个多小时就大功告成。

    此案后来又增加一次开庭,因为双方在第一次庭审之后又补充提交了新的证据。2007年11月16日,仲裁庭对案件作出终局裁决,裁决书的正文用了105页的篇幅,而且还分别附了另二位仲裁员与首席仲裁员不相同的裁决意见。简而言之,在申请人贰亿贰仟多万元的仲裁请求中,首席仲裁员江平先生的裁决意见是支持申请人人民币500万元的违约赔偿请求;任继圣仲裁员的裁决意见是全部驳回申请人的仲裁请求;鲁昆仲裁员的裁决意见是支持申请人人民币119,411,400元的赔偿请求。此案裁决生效之后,在此案作出终局裁决之前已作出终局裁决的2004-128号仲裁案的生效裁决书,很快获得全面执行。经过五年的诉讼和仲裁,深圳B公司终于从深圳C公司处追回超过壹亿元人民币的土地转让款。

    当事人之间由十年合作引发的五年诉讼,包括一宗由高院到最高法院的程序诉讼,一宗流产的仲裁,三宗作出实体裁决的仲裁(2004-128号仲裁案包括申请和反申请,实为二案),涉讼标的五案相加高达人民币拾几亿元,最后终于由江平先生这一裁而划上句号。江平先生这一裁对双方当事人、对社会、对当代中国司法实践所具有的意义,是远远超出个案之外的。

    我自己知道,我不避繁琐,花费如许笔墨讲述与江平先生共同听讼的经过,初衷无非是,我是真诚祈望那曾经由江平先生导演的天启,能够再次降临我的心头。我还记得天机开启的那天上午的情形是这样的,D女士一个人的发言已经持续了近两个钟头,她把双方合作十年的历史、历任领导对他的口头承诺和表态都一一拉扯出来,我们这一方的六七位代理人内心的耐性已经渐渐地趋于极限,我注意到我们的另几位代理人都已频频向我传递眼色,暗示我是否向D女士提出抗议,以我二十几年的法庭经验,象D女士这样的不着边际的唠叨,是任何一位法官或仲裁员都忍受不了,都必定要打断,甚至给以严厉的训斥的。连修养过人的梁定邦,不是也不得不频频使用“请你帮帮我”的方式,来制止她的无休止的唠叨吗?为什么江平先生就不制止她的唠叨呢?江平先生是不是太书生气了?他毕竟不是职业仲裁员而是著名教授啊。不行,我一定要杀一杀D女士的嚣张气焰才行。我举起手,注视江平先生的反应。江平先生用目光扫了一下我的举动,微微一笑,示意我把举起的手放下。然后又迅速将目光移回D女士那边,继续用心、用神倾听D女士的陈述。啊,就在那一刻,猛然间,我感受到一个扑面而来的真正完美、高大的听讼者的形象,近于神圣的形象。我感到我试图打断的那一刻江平先生的听讼,绝不仅仅是被动地听,而是在说与听的渐进互动之中,已经将自己的真诚、善意、正直、坦荡慢慢地渗透、神不知鬼不觉地作用于言说的对方。与江平先生这样的能令顽石点头的听讼素养和听讼气度相比,我醒悟到我自己与一位合格的听讼者之间存在的距离。这距离既不表现在法律水准、思维能力、表达能力的高低,听讼经验的多寡,也不表现在听讼者所处的角度、地位(诸如或为此方代理人或为彼方代理人,或为法官或为仲裁员)的不同,性情、性格的差异,这距离只有一个向度,就是职业道德伦理的向度。至此,我终于明白:

    听讼者道德精神、职业道德伦理达到的高度,就是他的听讼素养,听讼气度可能达到的高度。反过来说,听讼者道德精神、道德伦理的局限,就是他的听讼素养、听讼气度的极限。证诸古今,概莫能外。

     注:谨以此文庆贺江平先生八十华诞,并对五年以前不小心加给江平先生如此繁重的工作负荷表示深深的歉意。我们何其不肖,非要将那样的重担加到年近八旬的耄耄老人身上,莫非中国真的没有年富力强的善听讼的人物吗?如果说一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事情发展的结果证明了我们当时的选择不仅是最正确的选择,甚至是唯一正确的选择——那一件工作,实在非江平先生莫属。那么,江平先生在这一宗案件中所创造、所达到的职业伦理、道德的标高,以及由这一标高而留给我们这一代甚至下一代法律人的空档,就不能不令人担忧。中国当代名副其实的善听讼的人物,屈指可数,就我所知,张思之、王工都年逾八旬,吕思源也六十七岁了。在律师阵营之中,什么时候我们可以一张口就数出一批人物,一批五十岁以下的响当当的善听讼人物,从而令那一时代的法律人,不再愧对与他们同时代的前辈呢?衷心祝愿江平先生健康长寿!

    此文为行为的方便,采用第一人称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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