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要在“收入倍增”进程中着力促进农民增收。今后一段时间，农民收入至少应与城镇居民收入同步增长，并力争超过。会议强调要不断加大农业投入力度，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的同时，提出要不断理顺农产品价格，让农民种粮务农获得合理利润。

一句“合理”历尽数十年，几多艰辛和酸楚，绝非易事。尽管全国粮食生产实现“九连增”，有的省份抑或实现“十连增”，粮食生产流通深层次问题存续时间较长，粮食市场一放就乱，一调控就紧，抬价抢购，低价竞销时有发生，中间流通环节过多、过乱，成本过大，农民不是受益者，诸如问题始终没有有效解决，虽然大家一起多年呼吁，收效甚微。

粮食丰收，农民不增收，粮食市场价格反而不稳定，究其原因：农业比较效益太低，农民种粮积极性大为受挫；产销结构发生质的改变，主产区大多变成主销区，调出省份变成调入省份，粮食宏观调控乏力；粮食进口已不是原先意义上的品种调剂了，除小麦外，粳米、玉米都需要进口补充；粮食市场及价格无序，忽高忽低，甚至背离价值；制约农业和粮食生产的刚性因素愈来愈多，耕地、气候、成本、补贴、政策、市场、进出口等等。不少地方停留在“口号农业”、“咋呼农业”，抓粮务农保粮安的积极性基本没有了。

粮食比较效益低，农民不愿意种粮是突出问题，甚至是后患。拿2012年小麦市场价格来说，市场收购价1.03——1.05，其实三道环节才形成这个价格，即种粮农民——小商贩——较大经纪人——粮库或面粉厂，农民初始售价仅在0.95——1.00元之间，难怪农民兄弟一个劲吆喝要求启动托市收购呢。年底前小麦价格上涨，购销差达到0.1——0.15元，中间商赚到大头，农民根本不会参与“二次分配”，只能望洋兴叹。

据国家统计部门数据显示：近两年农民纯收入年年增加，但是扣除价格因素，仍与城镇居民年人均收入相差3——4倍。有资料显示，尽管国家一再提高小麦、稻谷最低收购价水平，近两年的小麦、玉米、稻谷平均最低收购价仅是14年前价格水平的90%，1997年国内小麦、稻谷的价格就已经达到了2000元/吨的水平。而十几年以来，生产资料价格、物价水平、人工工资均出现大幅度增长，唯独粮价“温文尔雅”，某些年份或时期还下行。

一直以来，农民卖粮的价格和市场价格中间有个差，这是中间商的利润，有人说是中间盘剥，2004年粮食“三放开”以后，多种市场主体蜂拥而入，粮食收购市场热闹非凡，原先国有粮食购销网络打破，阵地萎缩，个体粮食商贩和经纪人直接到田间地头不等农民晾晒整理，就以较低价格收走小麦、玉米，这就是农民得到的终极价格，比市场价低5——1毛钱，再加上几家央企和外资粮企意在大量收储，控制市场，近年来粮食价格不能准确反映价值，价格的反季节不规则性和小麦、玉米价格的倒挂，整个粮食市场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左右下，呈不规律波动，几家欢喜几家愁，农民始终处于下风。

据统计，农民出售农产品价格，仅为最终销售价格的30%左右。也就是说中间环节拿走了农民收入的七成。这反映出增产不增收的问题确实存在。粮食生产组织化、规模化、产业化程度低，流通环节中梗阻太多，二次增值结算根本不能惠及农民，小麦最低收购价格游离中间，提价幅度考虑城镇居民过多，对种粮农民无关痛痒。

正确应对是客观看待粮食价格上涨和下行，整合市场收购资源，依法规范流通秩序，减少中间环节，合理引导价格，真正让价格回归价值，让种粮农民真受益，多收益，受大益。

要把地方国有粮食购销企业纳入托市收购的主体，直接收购农民手中的粮食，发挥国有粮食购销企业的市场主渠道作用，让种粮农民收益。一改过去搞委托收购和延伸收购，解决托市收购不成网络的问题。应整合现有地方粮食购销企业和中储粮的收购网点，成功搭建起纵横交织的托市收购网络，杜绝内耗，避免无序争购粮源、放大市场和粮价扭曲的信号的现象，方便农民就近卖粮，畅通流通渠道，共同应对外资粮食企业的侵入，增加种粮农民收益。

面对市场粮价形成的复杂性，政府引导和市场配置的双重性，以及国际国内市场的两个作用，国家应较大幅度提高最低收购价时，否则幅度太小，不能弥补生产成本。探索最低收购价形成机制，把农业生产成本、历年粮食市场及收购价格、近年来的最低收购价、国际市场粮价等诸多因素，作为形成价格参照依据，较大幅度、周期性提升粮价。

越是粮食丰收，越要建立健全地方粮油储备规模，确保市地以下粮油储备数量充足，还有建立小包装粮油储备，各级财政要建立储备粮油轮换包保机制，使地方粮油储备承储企业不亏损。在中央储备粮油适时调控市场的基础上，适时适量动用地方储备粮油调控区域市场和价格，一来发挥地方调控的有机补充力量，调节市场。也能保护农民利益。二来推陈出新，减少财政支出。同时改种粮补贴为卖粮补贴，农民卖一斤粮，国家给予一斤补贴，把强农惠农富农政策确实落到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