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不可言》

周霄山：

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也就是，语言的表述能力是有限的，是无法准确地表述无限的道的。所以，老子庄子只能是用尽可能近似的语言和比喻、隐喻、故事、寓言等来描述道，这也就是“道不可言”但又不得不言的体现。也就是，道不能用语言准确表述，但是又不能不表述。相比较而言，庄子对“道与言”的关系说得要更多一些。通常的语言为何不能准确地表述自然本真世界？是否存在一种能够表达自然本真世界的语言，也即相应于真知的那种真言？这些问题在庄子思想中有较多的议论。语言问题也是庄子道论的一个重要部分。

关于“道不可言”，庄子在《秋水》河伯与海神的对话中就说到了语言的局限问题：河伯曰：“世之议者皆曰：‘至精无形，至大不可围。’是信情乎？”北海若曰：“夫自细视大者不尽，自大视细者不明。夫精，小之微也；垺，大之殷也。故异便，此势之有也。夫精粗者，期于有形者也；无形者，数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围者，数之所不能穷也。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论，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也就是，语言只能表述有形世界里较粗显的部分，不能表达较精微的部分，更不能表达无形的世界，无形世界就是道。也就是，“道不可言”是因为语言的能力有限，不能表达精微幽深的事物，更不能表达超验的事物。

“道不可言”似乎主要不是关乎语言的能力问题，因为即使能用语言相当准确地说出什么是道，道在本质上仍是不可言的。庄子对于“道不可言”有更深一层的意思，也就是，“道不可言”主要不是因为语言表述力量有限，不能深入于幽微无形之境，而是因为言说这件事本身就与道矛盾。也就是，道就是不能用语言去说，说得再好也不行，因为确信道可以言说这个态度本身就背离了道。

道是超越的、无限的，所以是不能用有限的语言去解说的。庄子认为，道在宇宙自然中，道可以表现为具体的经验事物，同时也就应该可以体现在言说中，所以庄子最终提出了一种言说道的方式。对于语言的局限，庄子特别指出言说中普遍的自负。似乎语言真正的毛病还不是表达能力有限，而是在有限的言说中偏要自以为是。这样对语言病状的更深一层认识，就把“道不可言”由能力问题转变成生活态度问题。

关于语言的根本缺陷，《齐物论》认为，现实世界的语言是在自我中心的生活情境中培育起来的，其典型特征就是表达一种确定意见。表达确定意见是从自己特定的立场出发，结果就是以己为是，以他人为非，并且用虚浮的辞藻来夸饰加深这种自我中心的是非。用庄子的话说，叫作“师其成心”,“成心”就是偏好之心，人人都有他自己的偏好之心，而语言就是对成心的确定化的表达。在语言的世界里，人与人相互争辩无休无止，实质是捍卫某种偏私立场上的片面之见，结果形成纷乱的争嚷：大知闲闲，小知间间；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其寐也魂交，其觉也形开，与接为搆，日以心斗。缦者，窖者，密者。小恐惴惴，大恐缦缦。其发若机栝，其司是非之谓也；其留如诅盟，其守胜之谓也。

物我分离的生活态度，师其“成心”的偏私立场，使人人都把一种暂时性的偶然的见解夸张为确定不疑的知识。语言就是这种确定态度的表达。更坏的是，语言不仅把自我中心的偏见确定化，而且加上许多文饰的花样，成为人们自鸣得意的工具。过去一直有一种意见，认为《齐物论》主要是批评儒墨的是非之争，其实庄子的意思不仅针对儒墨，同时也是针对普遍的人类状况。儒墨的争辩不休，“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在庄子笔下，是作为一种普遍病症的显例点出的。在儒墨这样的“大言炎炎”后面，是“小言詹詹”,是人人争辩不休，“语而不舍”“强聒而不舍”的普遍状况。

庄子对语言极不信任，这不仅是对语言的表述能力不信任，而且是对语言的根本态度和作用不信任。语言实际上乃是使人类深陷于分裂境地的一个重要原因，语言的基础是“成心”，语言的确定性态度和夸饰能力又使“成心”更加偏执，因此，语言的现实作用是助长了人生状态的分裂。庄子因深感人言本质上的嘈杂与无谓，曾提出人言与鸟音究竟有何区别的问题：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果有言邪？其未尝有言邪？其以为异于鷇音，亦有辩乎，其无辩乎？

这里鸟音的比喻并不是赞美自然之音，而是以大千世界中甚为微不足道的幼鸟之鸣，来比照人言的本质。在苍莽纷扰的世界里面，用细弱的声音发出自己的独特感觉和愿望，鸟如是，人亦如是。这看上去有点不可思议，但人的语言既是表达个人确定意见，这种从偏私之“成心”发出的意见就不可能被大家接受，因为别人也有他自己的“成心”。那么，人言在本质上的偶然性与鸟叫有什么不同？问题并不在人的处境的偶然性和言说的偶然性，这种偶然性是一个无可奈何的事实，真正使语言呈现为病症，并且毒害了人类生活的，在庄子看来，乃是语言的自负。如果没有语言的自负，也许没有必要提人言与鸟音比较的问题，正是语言的自负，使庄子带着嘲弄的语气提出人言与鸟音究竟有何区别。

庄子对于语言的看法是似乎有点儿极端，不过，语言实际运作的情形可能比庄子所说的要更复杂，语言并不只是表达不相容意见相互纷争的工具，语言还有相互交流的功能，在交流中传递信息，整合人群的功能。可是用这种持平的态度来指出庄子的极端，不是读庄的好方法，不能读出庄子对人类陷于困境发出警告的深意。庄子不是从语言的一般功用来考察语言现象，而是从人的存在困境考察语言现象，庄子对作为专门学科的语言学或许没有贡献，但他把语言自负的病症视作人的生存病症的一个部分，却是提出了关于人类困境的一种深刻思想。

思想反映存在，语言表达思想，而文字记录语言。总之，语言是言说存在或者道的工具。但道家认为语言是无法言说道本身的，因为言与道的关系被视为工具和目的的关系，所以人们必须超出语言而体悟道本身。佛家也有与道家相同的立场，认为语言无法描述心性的空性本性。但与道家相比，佛家探索了各种形态的言说方式，试图言说那不可言说者。人们只是把语言当成了工具，而没有看到语言另外的本性和形态。语言固然为人所说，并为一切言说的聚集。但并非只有一种语言，而是有多种语言。同时，语言并非只有一种功能，而是有多种功能。

道家区分了天言和人言。天地虽然不言，但却显示于万物。圣人悟观了天地之道，而将它言说出来。天言是自然的，合于本性的。与此相反，人言是人为的，是违反自然的，是欲望的表达和技术的运用。鉴于这种差异，老庄要求人们放弃人言，听从天言。而佛家区分了佛言或者法言与人言。佛言或者法言是觉悟了诸法实相的语言。它是真实不虚的智慧，因此是道，是经。相反，人言有恶口、两舌、绮语、妄语，它们是人的贪嗔痴等恶的本性在语言上的表现。一个觉悟者就要消除这些人言，而听闻佛言，并思与修。

语言实际上可作如下的区分：一是工具性的语言。它是媒介，反映存在，表达思想。二是欲望性的语言。它是人的欲望自身，即人的意愿的呼声。一个欲望的言说就是一个欲望的行为和事件。三是智慧性的语言。它以圣言、天言和佛言的形态出现，是人的存在和命运的规定。它不是反映存在，表达思想，而是指导存在，支配思想。根据这种区分，我们不仅要考虑语言的工具性，而且要深思语言的欲望性和智慧性。欲望性的语言往往被理解为无道或者非道的语言，而智慧性的语言一般被理解为道的语言。

道的境界使人“不欲言”“不能言”。“道不可言”并不是道与言绝对对立，而是无限的世界与有限状态下的自以为是对立。这样我们就容易理解《知北游》中黄帝言道以后又自承言者不如不言的意思了。因为，以确定的语气言说道，不论说得多么准，都承袭了言说本有的毛病。肯定的语言表述本身，就隐含了最终占有真理的自负，这与道是互不相容的。如果对此毛病不自知，那就成了把“道”仅仅理解成一种知识，而不是理解成对基本生活态度的转换。这种不自觉的自负状态，本身即与道拉开了距离。

庄子还有一个“言不尽意”的命题与“道不可言”有相关性，但意思不完全一样。“言不尽意”的命题后来对中国哲学与文学艺术的发展产生过深远影响。“道不可言”如上所说，是指无限的世界不能用有限的语言来表达。语言的主要问题不是在能力，而是在自以为是的态度，这种态度遮蔽了道。但是“言不尽意”则似乎主要是关乎语言的能力问题，是侧重语言在技术上的无能，而未涉及两个世界的距离。后来文人谈论言不尽意，也是讲哲学领悟的少，讲技术性苦恼的多，大体是觉得语言在表达灵动复杂的想法时笨拙无力，不能曲尽其妙。也就是，“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的意，以及“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口不能言，有数存焉于其间”的意，不一定是体道之意。有“道”的哲学领悟的人很少，有某种奇妙的体会却苦于无法表述的人却很多。所以，“言不尽意”主要是说语言表达在技术上的限制与困难。

但是，“言不尽意”的命题，也有一层与“道不可言”相通的地方。“意”尽管如上所说，是一种一般人都会有的较深入细致的感觉，不一定达到“道”的领悟，但是从庄子所说的意看，颇近于艺术直觉，而非寻常的知识。《天道》中，在“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下面接着说，视而可见，为形与色，听而可闻，为名与声，而形色名声“不足以得彼之情”。由此可见，庄子说的意，超乎形色名声之上。这可以理解为摆脱具体概念和形象约束，进入艺术的直觉。这种不可言传的感觉，即类似于艺术直觉。在庄子哲学中，道有一重要特征就是超乎形色名声之上，摆脱此世僵固形式与规范的约束，这与艺术直觉有相通之处。其间的共同点，就是人们称为“灵感”的东西。所以“言不尽意”有时也近似地表达了“道不可言”的部分含义，就是对道的直觉与灵感，无法用语言表达。但必须强调，“道不可言”的根本含义不在这里，而是在无限的世界与有限立场的自负之间的对立。

我们为什么要悟道、得道、证道、传道和弘道？因为，道就是宇宙自然万物及其运行和变化的规律，就是真理，道能够使我们获得智慧及运用智慧。道能够让我们悟知人生和生命的真正意义。因此，我们要遵道而行和最终达到人道合一。“道不可言”，其实也就是圣贤经典对于道的言说并不是道，而只是对于道进行了尽可能近似地描述，也只是在指明寻道的正确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