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的郑州会议做的另外一个事，是筹备成立中国农史学会。从79年已经开始筹备，到87年正式成立，又经历了八年时间。要成立农史学会，挂靠到哪里？这又成了一个当时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南农乃当时农史研究的大本营，学术力量相对较强，认为学会应该挂靠到南京；但是当时成立学会的主导性、推动性的力量在北京，同时考虑到全国农业展览馆（中国农业博物馆）的财力相对丰厚一些，便于资助学会学术活动，认为农史学会应该挂靠北京。由于不能商得一致，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农史活动几乎搞不起来。

1983年，中国科技史学会曾在丈八沟陕西宾馆开过一次会议，当时农史界的许多学者与会。作为变通措施，商议暂不成立农史学会，挂靠在科技史学会下设立农史专业委员会开展活动。在议定此事时，李凤岐先生带我（樊）专门从杨陵赶赴丈八沟参与了会后商讨。83年，我二十六七的样子，应该是很年轻了。同时在丈八沟还决定第二年（1984）在青岛召开中国科技史学会农史学科委员会和学术讨论会，陈文华先生等主持操办。1984年的青岛会议，是新时代农史界第一次全国性的学术会议，老中青三代几乎都参加了这次会议。待到青岛开会时，南农叶依能先生出任农业遗产研究室主任，他是在南农的农史学科发展进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的人物，极大地改善了南农和农史界的关系。他当时带着南农的十数名农史专家赶到青岛参加会议，受到了与会代表的热烈欢迎。所以84年的这一次青岛农史会议，在我们农史界是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

1985年结合农业遗产研究室成立30周年，在南农召开了一个全国性的庆祝大会。游修龄先生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在杭州之外的会议一般不参加，但是这次特地从杭州赶到了南京。梁老在会议上有一个发言，祝贺农史事业如日之升，如松柏之茂。甲骨学大家胡厚宣先生也参加了会议，他对我向会议提交的《周金文中所见之关中农业》予以肯定与好评，并在《中国农史》1986年第一期发表。

为了筹建中国农业历史学会，便于组织领导，当时的农牧渔业部委托刘瑞龙、王发武同志领导这一工作。刘瑞农曾任农业部常务副部长、王发武曾任农垦部副部长，他们作为老一代农业领导干部与专家，认为农史研究是有中国特色的学术领域之一。中国传统农学顺天应时、农牧并重、用养结合、因地制宜、精耕细作的技术体系与传统不仅是重要的科技文化遗产，而且是中国农业不断发展与进步的基本理论与指导原则。这些是我们中华民族得之于农业，而又生生不息的珍贵物质与精神财富。我国传统农业至今仍有许多适用的思想理念与经验技术，仍然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农业所必须继承和发扬的。

1987年，由刘瑞龙任名誉会长、王发武任会长的中国农史学会正式成立，在学会的组织领导下，致力于祖国优秀农业历史文化遗产的发掘与整理，关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等重大研究课题。中国农业历史学会作为规模较小、领域冷僻的小学会，今日能厕身全国一级学会之林，是与刘、王老部长的努力与争取分不开的。这一阶段亦被学术界公认为是中国农业历史研究与学术活动最具生命力的时期之一。

刘、王老部长关注农业历史研究队伍建设与人才培养，曾多次召开中青年农史学术研讨会，勉励青年要了解中国农业历史，要了解农业与农民，否则就不了解中国。在北京、保定、广州等地举办的农史学术研讨会上，老部长礼贤下士，着意与我们一批年轻学者同桌共餐，劝勉有加。目前我们这批五六十岁的中年农业历史工作者，都曾受到过他们的鼓励、指导与关怀。农业历史学科属于相对比较寂苦的基础性研究，这些年来在我们的工作与生活中，也曾遇到过这样那样的困惑与迷茫，但是能坚守阵地而矢志不渝，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回报老部长的知遇与期待之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