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史研究首由农业历史文献搜求整理发轫，肇基之功居先，也为此后的中国农业历史研究奠定了坚实的文献与资料基础。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前，中国农业历史研究工作重点是进行农业遗产整理，在农业历史文献的收集、整理、辑佚、校注等方面取得世界一流的农史文献研究成果。那时一些农史大家辛树帜、万国鼎、石声汉、王毓瑚、梁家勉、胡道静、缪启愉等，实际上都曾多从事过这一方面的工作。目前历代骨干农书大抵校释一过，工程浩大，举世瞩目。在历代大型骨干农书基本整理校注出版之后，《人民日报》曾对此进行了专门报道，并盛赞中国农史界完成一项规模浩大的、具有世界水平的农业遗产整理工程。诸农史先辈继续清儒朴学成法，发挥现代科技优长，另辟农业历史文献整理新境界，标志着农业历史文献整理理论与方法日甄成熟。同时石声汉还编制了《中国农书系统图》和《中国古代重要农书内容的演进表》，总结性地反映了中国古代典籍中有关农业的记载和农书内容演变的源流，成为指导进行有关古农学研究的科学提要。

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之间，农史这样一个学科显得和当时的整个大趋势不太和谐、不太合拍。如何给这个学科寻找一个生存的缝隙（我们不说空间），想来辛老是费了一番心思的。当时有一个很重要的运动叫“评法批儒”，就是对历史上法家的一些东西进行整理，而批判儒家的一些东西。在农业大学要进行“评法批儒”，自然科学的专业好像没办法进行这个事，只能借助于能读懂历史文献的学者。能和这个相呼应的，当时大概只有我们的古农学研究室了。当时《齐民要术》的作者贾思勰、《农政全书》的作者徐光启被认为是法家，而这些正是我们要着力整理出版的几部重要古代农书。借整理法家著作，为当时的农业历史文献整理找到了一个比较冠冕的理由。辛老藉此开展工作，在运动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就向上海古籍出版社交付了《农政全书校注》书稿。同时他又组建了一支队伍，由《农政全书校注》序言可知，当时西农的有一些具有国学素养、同时又是自然科学的知名学者几乎都参与了这个工作。这其中的李凤岐、冯有权、马宗申先生，后来成为西农农史学科承上启下的“中三老”。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当年如果没有辛老智慧的安排与策划，我们的农史学科到了辛石那一代可能也就中断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们的研究生培养大致定了三个方向：一个叫农业科技史，另外一个叫农业经济史，还有一个叫农业历史文献整理研究。农业历史文献整理研究，三足鼎立居其一，仍然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与作用。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的研究生培养就是循着这三个方向前行的。我们的张波副校长在当时还算是年轻人，他和华南的黄世瑞等同志参与了这个培养方案方案的起草工作。现在的研究生培养方案虽然变化甚多，但是回过头来看当初定的这几个方向还是很不错的。它兼顾了农史学科几个主要的领域与方面，而且科技、经济、文献（史）打通，为研究生培养设置了合理的路径、奠定了比较坚实的学术基础。农业历史文献整理，它和此前我们的农书整理对应相联系，那个时候还有一大批可以指导这方面的一些专家学者（缪启愉，马宗申先生）健在。当时强调经济与科技发展，农业科技史、经济史研究方向的设置刚好可以吸纳一些师生从事这一方面的研究。

农业历史文献整理这个领域，现在成了中国农史的一个弱项。我在一次中青年农史学术研讨会上，专门讲过我们的农业历史研究不能缺了农业历史文献整理这一部分内容。过去我们大凡开农史大会的时候，总有一批从事农业历史文献整理的学者聚集在一起，就一些共同的话题进行一些专门探讨。这些年来，随着老一代学者的逝退，年轻人中很少有农业历史文献整理这样一个群体了，以至于学术研讨会取消了文献整理的分组讨论。咱们学校的马宗申先生，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位老先生是否有所了解，我估计将来写中国农业史学史的时候，他可能是最后一位从事农业历史文献整理的大家。马先生先后出版了《商君书论农政四篇注释》、《营田辑要校释》等，中国古代最后一部综合性大型农书《授时通考》，也是马先生整理校注出版的。校注《授时通考》是辛、石夙愿之一。石先生生前所绘农书系统图将该书置于传统农书集大成位置，并于1957年要姜义安先生开始进行本书的基础文献探源工作。1972年由辛老主持制订的《古农学研究室工作计划》亦将《授时通考》列入极重要的位置，但因故未能如愿。马先生以古稀之年完成了这一浩大工程。由马宗申校注、姜义安参校的《授时通考校注》四大册至1995年全部出齐，全书126万字，深受学术界好评。马先生还应上海古籍出版社之约，完成《元刻大字本农桑辑要译注》工作，为我国传统农业科技文献通俗、普及化工作做出了巨大贡献.马先生校注、译释古农书累计近二百万言，这其中凝聚了他的半生心血。马先生发表的学术论文，大致是缘农业历史文献整理和中国水利史研究展开，在诸多问题上皆有精到的建树。

自此之后，一些篇段或片断性的文献或者某一类小农书，可能还有个别人在整理，但是大规模的、整体性的农书整理就没有人搞了。这个可能和现在的学术评价机制有关系，如果用了三、五年或十年八年的时间从事一部古农书的整理工作，每年的科研成果与工作量似乎都没办法计算展示了。每个人都力图在研究上做出一些成绩来，但是基础性的工作现在反而没人做了。农史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校注这样一些基础工作的弱化，或对未来的农史研究带来严重的负面作用与影响，但愿这不是杞人之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