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78年召开的全国科技大会上，郭沫若发表了一个著名的演讲叫《科学的春天》，极大地提振了全国科技界的精气神。此后不久（1979年2、3月间）中国农史界在郑州开了一次会议，这就是著名的郑州会议，被誉为“农史的春天到来了”。 这次会议，标志性着现代学科意义上的农业历史研究走上正轨。

在郑州会议上，当时有个动议就是编撰《中国农业史稿》。但是大家完全按照这个书名去找肯定找不到这本书。现在我们经常会用到的《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就是当初拟编的农业史稿。刚开始可能想编农业史稿，后来觉得农业史太宽泛了，就学术积累而言也不完全具备农业通史的撰著条件，在编时就变通为《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了。

分析个中原因，可能和早期的农史学家队伍组成有关。我们研究农业历史的东、西、南、北四大机构都在农业院校，当时的那些学者基本上都是搞涉农的自然科学的。比如说我们的辛树帜、石声汉先生，他们是搞生物科学的；王毓瑚先生是农业地理、农业经济的；还有梁家勉、游修龄先生等是学习农艺园艺的。只有万国鼎先生是搞史学的，但是后来长期在农业院校工作。这些人早期从事自然科学的研究，达到一定高度以后追溯这个学科发展的历史，就成了农业史的大家了。西农早期一直有这个传统，这个可能和这些专家的这个基本学养有关系，人家的国学基础很强，同时又懂现代科学。同学们现在还能看到辛老的中国果树史研究，周尧的昆虫史研究、孙云蔚（华）的果树资源，以及农学系的农谚注释研究等。那个时候从事农业史研究的，应该是科技史专家占了主导地位，从事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研究乃其优长所在。

1979年开始要编写这本书，但是到了1989年的时候才正式出版，这就是我们目前看到的《中国农业科技史稿》。农史界花了十年时间，把这个东西编出来，我们掐头去尾有一个笑谈叫“八年抗战”。当时遇到的一个问题是，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的主编由谁来当。老一代学者中，万国鼎先生去世的比较早（1963年），石声汉先生是1971年去世的，辛树帜先生也于1977年逝世。1979年郑州开会的时候王毓瑚先生的直肠癌已经很严重了，不能参加会议也不能担任主编。经由王先生推荐，农史界公推梁家勉先生担任中国农业科技史稿的主编。我们这边的情况是辛、石去世以后，地位与发言权重虽有所下降，但毕竟是重要的西北方面军。在梁老担任全书主编这个问题上，除了南农稍有异议以外其他几家观点基本上是一致的。大家知道，南农农遗室是国家批准成立的专门农史研究机构，最多的时候有几十号人。虽然万国鼎先生已经离世，但在当时要准备编写这部书的时候，李长年、缪启愉等那些几乎和梁老同辈份的老先生还有一批人健在。南农在这部书稿中做了许多工作，而未能担纲领衔或是这部书久久不能完稿出版的重要原因之一。

这部书的观点怎么样，编著水平怎么样？已多有客观公允的评价。它毕竟是举全国之力做的一件事情，当时的一些知名农史专家都参与其中。它关于农业科技的资料收集和历史过程的叙述，应该说还是比较到位的。我要说的是，我们要把它当作农史入门的必读书目，而且要精读。研究学习农史的老师和学生，如果这一部书没有细细地读过，那你可能是不合格的。这部书的名字叫《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但是我经常不完全按照科技书来读。当要研究农业文化史的时候，我会读这个科技史稿；要研究农业经济史的时候，也会读这个科技史稿。铁犁牛耕、耕作制度是科技问题，但是实际上你完全可以把它当作经济文化问题去看待，这就是科技问题的经济、文化、历史视角研究。在农民那里，什么时候种什么，到底是休耕是连作还是复种？是要算一笔账的。有利就种，没利不种，经济问题和科技问题是拉通了的。把科技史稿完全去当科技史去看，除了接受了一些基础知识以外，很难读出一些新意来。一个问题能不能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思考与研究，这恐怕是学生超过老师、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把研究向前推进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