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以后，国內各家农史研究机构，除了一些全国性的整体学术安排与活动外，比较多地关注了地区农业史的研究。这是基于农业的地域性特点，由通览走向深入的重要标志，也配合了当时的地方志编纂工作。

地区农业史研究，就是各自依托自己所在的地区和院校，逐渐占有自己的地盘和形成自己的特色的过程。当时的北农大主打黄淮海，他们的校长还因此得过国家大奖当了院士。咱们这一块，就是西北农牧、周秦汉唐。南农侧重于江南和太湖地区，出了一大批关于太湖的东西。华南农大是关于岭南、珠江三角洲这样一些研究。浙农就是游修龄先生那里，他们侧重于稻作史的研究。20世纪中国考古界和农史界合力做了一个重大的事，就是证明了水稻的中国本土起源。考古界有严文明等一些学者，农业考古有陈文华先生，再加上著名稻作史专家游修龄先生，连续开了几次国际学术讨论会议专门研究这一问题。李根蟠先生在中国社科院的经济史所工作，李先生从个人方面讲农史理论是他的长项，具体的农史方面的研究是在民族农业史方面。大家发现没有发现，李根蟠关于南方民族农业史的研究相对多些，关于北方民族农牧史的研究反倒少些。李是广东人，中山大学毕业，后来虽然在北京工作，但是早期的生活学习经历还是深刻影响了他的研究领域选择。

我们现在经常讲学术定位，这是很有必要的。一个人在某一个地方工作，结果对这个地方都不太了解，是很难说得过去的，对全国的了解也是很难落实的。要能守住一块阵地，同时视野要开阔，全国的事我能做，但最拿手就是我这一块。这种占地盘、分地域的区域农业史研究，标志着农史研究的深入。这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西农的西北农牧与周秦汉唐定位，占据了多样的农业类型与盛世历史之优，这或是得天独厚的家底与资源。大家有没有发现，无论黄淮海、太湖，还是岭南都是单一农业类型，唯西农这一块是农牧复合类型。在中国历史上，占主导性的是农牧结构的矛盾、冲突、交流与融合问题。当然那个时候，我们选择、从事西北农牧史研究可能是无意识的，但回过头来看很可能是农牧的跨类型成就了我们。能始终考虑到不同农业类型之间的的一些问题，这就开阔了我们的视野，避免了学术表达的单一思维。在陕西研究中国历史，周秦汉唐那个时候的社会经济发展、思想文化繁荣，是不可回避的、必需面对的话题。关于汉唐盛世规律与大国治理模式的研究，不是多了而是远远不够。把的农史研究放到这样的大背景下，我们西农的地域性优势和空间还是很大的。

本人工作伊始即有幸参与了省地农牧、科技志书的编著工作，并藉此奠定了自己早期的学术基础。有感于关中农区历经周秦汉唐的经营开发，千百年来保持了较高的发展水平，在中国农业历史研究中颇具典型意义，在这方面投入了较多的研究，先后有数十篇论文发表。大概是“善假”地利之缘故，也以关中与周秦农业历史研究而逐渐确立了自己的特色领域与学术地位。1988年在《中国农史》第4期发表《地区农业史的理论与实践》，系统阐释总结了农业历史的地域性特点、农业历史的地域性研究、地区农业史的学科义界、地区农业史的研究实践等问题，成为地区农业史研究的指导性文献之一。至于本人的博士学位论文《秦农业历史研究》选题，更是居秦地研究秦史，得地利之益；稽检史籍文物，有就近之便；濡染秦风，有体察之利；祖述先辈，有责无旁贷之义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