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末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的一个特有概念。本，通常是指与衣食相关的男耕女织的小农自然经济活动；末,最初是指工商业奢侈品生产与流通 ,后来逐渐扩大到从农业中分离出来的其他社会活动。揆诸字意，本末，初或指根梢、始终，虽有先后位次之区别但并无若干褒贬之义。当本末概念上升为一种经济思想及其政策制度选择，则包含了人类较多的主观色彩。它不但涉及到产业结构调整、收入分配平衡、社会地位高下诸多大政方针问题 ,甚至会影响到时代及国家民族历史的走向。

一 巩固基础与非徒为利

最初把本末与产业联系起来，还在于肯定农业是维持人类生存的基础产业，农业应该视为人类最为重要的基本生产活动。周宣王不再执行籍田祭祀之礼，被视为严重的政治事件。虢文公在谏辞中有“夫民之大事在农 ,上帝之粢盛于是乎出 ,民之蕃庶于是乎生 ,事之供给于是乎在 ,和协辑睦于是乎兴,财用蕃殖于是乎始 ,敦庬纯固于是乎成 ,是故稷为大官”的话头，是为重农思想之先声。

现代经济学家分析认为，从事农业不易致富，主要是由农业生产周期的固定性、农产品功能的稳定性、农产品价格的限定性、农产品供需的平衡性、产量提升的缓慢性所决定的。司马迁认为“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 ,刺绣文不如倚市门 ”，揭示了不同产（行）业经营的财富梯级增长现象，虽历数千年并无若干根本性变化。由于农牧养殖需要较长的、固定的生产周期，在某种程度上既降低了生产时效、限定了生产规模，也不具备商品供获的即时与伸缩性。工业产品可以通过功能、品质改善以提升价格从中获取利润，而粮油果蔬桑麻诸农产品的衣食功能不可能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也就使得农产品的价格基本处于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汉书·食货志》曰“籴甚贵伤民，甚贱伤农。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透过均输平准措施以稳定农产品价格反倒是国家的基本经济政策之一。虽然人类追求丰衣足食，但是受农业自然再生产特点之影响，农产品供需总量也并非人类自身所能完全把握。农产品既不可严重短缺，短缺则造成恐慌，价格上涨；当然也不能过量剩余，剩余则价贱滞销。农产品供需平衡，是满足基本生存之常态，却是实现商品价值之异态。农业生产力的提高是十分缓慢的。由于社会经济与科技的发展与进步，尤其是近现代农业生产力尽管得到了很大提高，但与工业生产力相比尚属缓慢渐进状态，因而农产品就无法像工业品一样通过“薄利多销”来获取较多的利润。

在传统农业社会一部分农民弃农从事工商业，势必造成农业劳动力大量流失 ,从而影响农业的发展。工商之人流徙不定，也不利于国家对人口的有效管控，干扰和影响正常的社会秩序的运行。在“工商食官”的情形下，利归国家；工商私营，利归民间。民间工商业的发展以及工商业资本的扩张 ,使国家在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下降 ,侵蚀了封建国家的基本经济利益。司马迁曰“凡编户之民 ,富相什则卑下之 ,佰则畏惮之 ,千则役 ,万则仆 ,物之理也”。工商业资本与商人势力的崛起 ,借机牟取和扩张政治势力，他们凭借经济实力或交结官吏、干预政治，对中央集权统治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和破坏。工商业经济的超常与早熟发展，在农业发展的初级阶段更多地体现为对传统社会与自然经济的分解与破坏作用，这或是古代国家政权或思想、政治家主张对不同产业实行重轻扬抑政策之由来。

二 诸子重农与商鞅耕战

先秦诸子大都关注农业的发展，但他们对工商却有不同的态度与认识。老子作为一名隐者,本身是逃避和脱离社会现实的。在他的思维空间里，对自然经济状态下的农业社会情有独钟，唯独没有为工商留下太多的空间。“小邦寡民 ,使有十百人之器而勿用 ,使民重死而远徙。有舟车无所乘之 ,有甲兵无所陈之 ,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 ,美其服 ,乐其俗 ,安其居 ,邻邦相望 ,鸡犬之声相闻 ,民至老死不相往来”。道家注重人的生命价值 ,追求精神超越 ;轻视物质财富 ,淡于生活享受。认为工商业发展以及所产生的矛盾 ,既违背了人性自然 ,也脱离了物的自然性。

早期儒家，主观上对农商关系并无明确的褒贬之意。从孔子“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的急切表达，说明他对商业与市场是比较熟悉的，甚至“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孟子主张“关市讥而不征”，也只是侧重稽查管理而已。但是儒家学说基于农业的稳定发展、社会的有序运行、礼俗的规范构建，他们的义利观、富民观在客观上暗合了重本抑末的某些政策主张。

重农抑商的政策化、制度化过程当自法家开始。李悝为魏相主持变法，行“尽地力之教”，就是通过提高农民的耕作技术和劳动强度，挖掘生产潜力，增加单位面积产量。其核心在于“治田勤谨”，其目的在于发展农业。李悝认为籴甚贵甚贱是导致“农夫所以常困，有不劝耕之心”的根本原因，提出“平籴”的主张，不给商家上下其手的空间以稳定粮食价格。这在当时对于维持农业的再生产，提高农民的劳动积极性，是有积极意义的。李悝之法“行之魏国，国以富强”，在诸候列国中最先称霸。

商鞅是中国经济史上最先倡明“事本禁末”口号之人，并且将它作为农战理论的核心内容之一贯彻于治国方略之中。商鞅以致富、强国为变法目的，“令民归心于农”。为此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以发展农业：“粟爵粟任”，以对农业之贡献多寡封赐官爵；“大小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对致力农事者免除徭役；行徕民之术，吸引三晋百姓增加秦农业人口；“民有二男以上不分民异者倍其赋”，以鼓励发展一夫一妇的个体农民家庭，调动生产积极性；利出一孔，“民之欲利者，非耕不得”，建立强制性利益导向结构。同时实行比较严厉的抑商禁末措施，对经营商业及怠惰而贫困者连同妻子没入官府为奴；采用重税政策压低商业利润，即“不农之征必多，市利之租必重”，以限制非农行业发展；在徭役方面使“农逸而商劳”；国家“专川泽之利，管山林之饶”，控制山林川泽资源，堵塞农战之外的谋生之路；“商无得籴”，则无以借丰歉从中渔利；“訾粟而税”，避免农民以粟易金，遭受商贾中间盘剥；“以商之口使商”，根据商人口数摊派徭役，“令商贾技巧之人无繁”。商鞅所推行的重农抑商政策，对于保证有更多的劳动力投入农业生产，削弱工商业对农业生产的分解破坏作用是发挥了重要作用的。战国中后期，秦由诸侯鄙视的西陲之国跃居七雄之首。世谓商鞅变法，“虽非古道，犹以务本之故，倾邻国而雄诸侯”。秦富强统一之基础为商鞅变法所奠定。

三 农业商品化与抑末之弊

中国古代重农理论与思想在西汉达到其颠峰时期，与中国古代第一次农业发展高潮相契合。西汉文、景诸帝皆强调农为天下大本，把劝课农桑作为朝政第一要务。贾谊、晁错系统深刻地论述重农问题，为后世重农政策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战国秦重农思想政策与西汉重农思想重农政策的最大差异乃在于：前者是为建立地主阶级全国政权服务，后者是为巩固地主阶级全国政权服务；前者主张藏富于国，与农民利益有背离性，后者主张国民皆要积贮，与农民利益有着一致性；前者以重农为手段，后者以重农为目的。重农思想在西汉时期已经上升为一种政治理念、一种农业文化和一种经济指导思想。在这一思想指导下，西汉政权采取各种政策措施积极恢复，发展农业生产。  蠲免徭役、增赐秩俸，以奖励孝弟力田者。实行“薄赋”，租额低时“三十而税一”，甚至完全免除。在自耕农经济曾一度鼎盛的情况下，对于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积贮，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发挥了重要作用，所谓“文景之治”及汉武帝的文治武功皆得益于此。

农业，作为前资本主义社会中最主要的产业构成国民经济的基础，同时也始终是市场交换和流通商品的重要供应者。战国秦汉农业经济的迅速发展，也使产业内部的商品生产成为一种不应忽视的内涵。两汉时期随着生产关系的变革、北方旱作技术体系的成熟、铁犁牛耕的推广与普及，农业的社会贡献率明显提高，奠定了社会经济繁荣的基础。史称，汉兴“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仟佰之间成群，乘字牝者摈而不得会聚；守闾闫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农业经济的迅速发展，也使涉农产业内部的商品生产成为一种不应忽视的内涵，农业经营成为重要获利产业之一。随着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生产专业化程度加深，农业产业内部发生相应变化，原属农业的生产部门逐渐脱离母体，转化为工、商部门。农业发展或是战国秦汉商品经济繁荣的终极原因。

《史记·货殖列传》中有因地制宜发展专业经营、年收入二十万钱的项目，内容涉及谷物种植、畜牧、渔业、林业、园艺、经济作物等，全系以营利为目的商品性生产。另有一段反映都邑流通商品情况的史料，其中主要为农产品。农产品中大田作物所占比率不大，而畜牧、园艺、桑麻、林业、渔业、经济作物比重上升。值得注意的是，司马迁将上述行业都纳入“不窥市井，不行异邑，坐而待收”本富之列，并无若干轻鄙之意。农副产品的贮藏与加工也有长足进步，专营此业“亦比千乘之家”。商品经济成分随着农业的发展与进步而壮大，不考虑商品经济渗入农业领域之现实，单纯强调重农抑末必然制约农业的发展，这或是本末论者所始料未及的。

战国秦汉皆行重农抑商政策，但战国秦汉适为我国古代商品经济比较发达时代。时人对此颇感迷惘、不解，叹息“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这其中除却前资本主义商人资本对农民的侵吞、盘剥、兼并外，主要应从农业的自身发展去查找根本原因。农业生产过程与商品经济的联系也更为密切。铁犁牛耕等先进生产力一方面使农民的土地垦耕能力提高，已不以“百亩之田”为满足，致力于扩大生产规模；另一方面“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也”，购置铁犁、耕牛等生产资料，使农业基本投入加大。这些在客观上增加了农业经营的竞争性，能者升华不肖者瓦解，加快了农民阶级尤其是自耕农的分化。一部分上升为中小地主，一部分则沦为佃农、流民。汉初实行的重农抑商，轻徭薄赋等经济政策，固然促进了农业的发展。但某些负面作用亦应予以关注。由于重农抑商、垄断经营，迫使一部分资本投向土地。“以末致富，以本固之”，工商业资本成为土地兼并的重要方面之一。

四 各有本末与农工商一体

东汉思想家王符重新解释本末，认为农、工、商各有其本末，并非凡农皆本，凡工商皆末。他指出：“夫富民者以农桑为本，以游业为末；百工者以致用为本，以巧饰为末；商贾者以通货为本，以鬻奇为末。”这一认识与西汉以前本末观念有很大差异，在重农的前提下，意识到了百工、商贾的“致用”、“通货”功能。王符农工商并重思想形成的根本原因乃在于秦汉农业的高度发展在其内部孕育出大量的商品经济因素，分化出一些新的生产部门。他们之间形成密切的互补，交换关系，如果抑制其沟通、交流，很可能由此而影响农业生产的正常发展。王符的农工商并重思想是对传统重农思想的发展，它是传统农业发展到一定水平与阶段的产物。

清末张謇提出“棉铁主义”，这是在近代化背景下对王符农工商各有其本末观点的完善与发展。棉铁既是工业发展的基本材质与原料，也是农业经营的重要产业与手段。通过棉铁的联结也就把“农”“工”“商”联结起来，从而构成其一体化之实业。 张謇的棉铁主义，不仅仅是其创办实业的个人体会和指导思想,而是一种统揽全局的宏伟发展战略，远远超越了重农主义和重商主义，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