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乔女士出于善心，经常喂养小区内的流浪猫。邻居肖女士遛狗，未套狗链，狗和猫发生冲突，肖女士为了保护自己的狗，也被猫抓伤。于是，肖女士把乔女士告上法院。法院一审判决乔女士承担70%的责任，计1320元。乔女士不服，提起上诉，二审判决修改了一审的法律关系认定，但仍判决乔女士承担一半责任。遗弃猫是恶行，喂流浪猫是善行，但法律却惩罚善行，这立即引起了关于乔女士是否应该承担责任及其责任程度的争议，这些争议集中在两点：

    第一，喂养是否确立管理人和饲养人的地位。根据我国法律，对于侵权诉讼，法律没有特别规定的，原则上适用过错责任法律，简单的说，即“犯错要负责”。另一种情况则是：行为人损害他人民事权益，不论行为人有无过错，法律规定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依照其规定。这就是所谓的无过错原则，简单的说，即“没错但只要法律规定了，也要负责”。

    在侵权责任法规定的几种无过错责任中，就包括了“饲养动物的责任”，责任人是动物的饲养人和管理人。根据该法第八十二条，遗弃、在逃的动物的责任主体是原饲养人和管理人。在此案中，原来的遗弃人已经无法找到，一审法院认为：因乔某长期饲养流浪猫，所以，就成为了猫的饲养人，在饲养行为导致流浪猫聚集的同时，却没采取措施管理，所以，应承担责任。

    在二审判决中，法院对管理人、饲养人的概念进行了详细论证，认为乔某对猫的饲养，既无利益驱动，也无对猫的占有，无对动物的决定权，所以，乔某不是饲养人。一审法院因其喂食确认其饲养人的法律地位，进而判决其承担责任是不恰当的。二审法院澄清了第一个争议：喂养流浪猫，并不能确认饲养人的地位。

第二个争议则是，喂养流浪猫和侵害之间的因果关系。二审法院认为：乔某长期在公共通道附近喂食，导致了流浪猫的聚集，而流浪猫又有不可控制性，必定会给社区公共环境带来危险，所以，其行为就是对公共利益的一种不合理的干涉及影响，这种影响和猫抓伤肖某存在因果关系。乔某没有对此作出合理预见，并做好相应的防范，故应承担责任。

    实际上，这个判决虽把乔某从饲养人的法律地位上释放出来，但同时，却在因果关系、理性程度对乔某进行了某种意义上的强加。所以，最终实际侵权赔偿的判定上，并无太多改变。

首先，法院对聚集与侵害的因果关系的性质判断上存在瑕疵。喂食，是否会导致流浪猫的聚集，是否进而增加小区危险，以及危险的增加程度，这是一个科学问题，应有相关领域的专家证词。但在此案中，法院没有任何数据或专家的支持，仅凭法官想当然的认定。如果仅凭常识，另一个显而易见的常识就是：给流浪猫喂食，会减少流浪猫因为饥饿产生对人的侵扰，也会在与喂养人的互动中，更好地熟悉人，减少攻击性行为。喂食行为有着明显的两面性，但法官却只认定了一种可能。

    有人辩解说，因为侵权责任法规定的几种无过错责任中，就包括了“饲养动物的责任”，所以，动物都是危险的，法官的这种认定没有问题。实际上，这种说法偷换了概念，把侵权法中饲养动物的规定，直接当作了法律定义“动物必然危险”。法律之所以把涉及动物侵权单独作为无过错责任的几种情况列出，只是因为动物具有不可控性，并不遵循人类社会的一般因果，故对其管理人有更高的要求，并非认定“所有的动物必然危险”。真按这种逻辑，侵权法第五章规定了“产品侵权责任”，岂不是法律认定所有产品都是危险的？

其次，法院认为，被告人有谨慎注意的义务，但却“应预见而未预见的”喂食行为和侵害之间的因果关系，没有采取控制措施，所以应该担责。有人提出了“邻人原则”为这个判决辩护。所谓邻人原则出于英国一个著名的判例，简单地说，就是人应该合理地预见到可能给邻人带来损害的行为，比如鱼塘的主人应该预见到，鱼塘可能吸引小孩子来玩，发生溺水事件，所以要修建围墙。

    但在此案中，由于因果关系之间的模糊性、小概率性，法官实际上对被告的理性程度要求过高。理性的预见性本应是环环相扣的，起码应该是大概率的相扣的，但在此案中却非常不牢靠。从流浪猫聚集到侵害之间，并无一定的大概率关系。更重要的是，这个逻辑中的一环是“猫的行为”，正如法院所认识到的，猫的行为是不可控的。没人能合理预见到一只流浪猫是否会钻到变电站，引发了全城大停电；或没打死一只蚊子，是否会造成了另一人患上脑膜炎。即使退一步讲，喂养人应预见到后果，但从集聚到侵害的小概率因果关系上来看，承担的责任也应很小。

    最后值得指出的是法律之外的问题。如果流浪猫是危险的，喂流浪猫有错，那么，一个必然的逻辑就是：政府就该组织捕捉流浪猫。合理预见流浪猫的危害，并非乔女士一人之义务，物业、政府、喂猫人，不套链子的遛狗人都有此义务。

    如果说乔某饲养流浪猫是不正确地干涉了公共利益，那么当地政府、社区、街道就是不负责地放任了公共利益，是缺位的责任人。虽然肖某的诉讼中未涉及政府，但现在肖某的全部损失由她自己和乔女士分担，实质上就是乔女士替政府承担了责任。从这个角度，不妨稍作引申：对公民理性程度的强迫的另一面，就是对政府责任的免除，不但猫狗打架的事情上如此，在更大的层面上，也是如此。

    对于流浪动物造成的社会问题，两级法院的判决除了给出“不准发善心去喂，否则要赔钱”的坏的示范，同时，也实际上免除了政府的责任。所以，不管从法律上讲，还是社会影响上讲，都存在很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