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我在自己的公众平台,连续发布两篇图文,谈论陕西师范大学文博系对考古专业定位的诸多问题,引起全国各大高校和业内人士的广泛关注。
图文链接:陕师大考古,还能走多远?
陕师大文博系,该如何定位?
随着讨论的不断深入,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逐渐浮出:什么样的学生,才可以算是“考古专业”的毕业生呢?
名字,原本是判断一个人的符号。但是,随着人口不断地增多,单纯靠“名字”很难判断某个人的身份时,我们就需要其他的手段,比如“指纹”“体貌”和“基因”等。其实,判断一名学生是否为“考古专业”的毕业生,也需要找到他固有的DNA!
最初,中国考古事业处于起步阶段,提起“考古学”大家都会很直接地想到“田野考古”。但是,随着考古事业的不断发展,“考古学”已经上升为一级学科,包括大量的二级学科和不同的研究方向,如博物馆学、文物学、文物保护学、科技考古学、文化遗产学等等。在这些纷繁复杂的学科定位中,哪些学生属于传统的“考古学生”,也就是所谓的“田野考古”呢?
在每一次参加考古发掘之前,所有的领队都会向我询问三个问题:“你的导师是谁?”“你的论文题目是什么?”“你参加过哪些田野发掘项目?”由此可见,在考古的行业内,判断一个人是否为“考古学生”,完全有一套公认的标准。我今天的任务,就是把它总结出来——
1、师承关系
中国有这样一句俗语:“龙生龙,凤生凤。”什么样的老师,自然会带出什么样的学生。因此,判断一名学生是否为“考古学生”,首先要知道他的老师是谁?
我研究生的校外导师,是陕西省考古院的张天恩老师,他是北京大学邹衡老师的学生;我的校内导师是郭妍利老师,他是西北大学赵丛苍老师的学生。我是他们两人共同指导的学生,怎么可能不是“考古学生”呢?
我和两位导师的合影
2、研究方向
每个研究生都有不同的研究方向,完成毕业论文是一名研究生在校期间,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它不仅体现了学生的研究能力,而且对此人今后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根据毕业论文的题目、内容和研究方法,完全可以判断出“考古学生”与别人的不同!
我硕士毕业论文的题目是《咸阳渭北区秦墓研究》,以任家咀、塔儿坡和黄家沟墓地的发掘资料为依据,通过对随葬器物、墓葬形制、墓葬等级等方面的研究,探讨咸阳渭河北岸墓地的发展变化情况。如果不是“考古学生”的话,怎么会写这样的毕业论文呢?
本人毕业论文的封面

本人论文答辩时的场景

3、实习经历
10月31日清晨,我将《陕师大文博系,该如何定位?》这篇图文转发在朋友圈后,浙江省考古所的方向明老师立马留言,让我非常尊敬。内容如下——

我本科的实习,被学校安排在西安市考古所,在文物库房里跟随张小丽老师,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文物信息数据库建设。期间,我们还跟随技工在杨家围墙内,清理了一座唐代的墓葬,这是本人第一次参与田野考古发掘。


我研究生的实习,被学校安排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阿房宫与昆明池考古队,跟随李毓芳和刘瑞老师参与昆明池的发掘工作。在为期两个月的实习中,我一共负责挖掘了四条探沟,清理了灰坑、水井和墓葬等众多的遗迹。


2013年12月,我读研二的时候,一次偶然的机会,参与到安徽凌家滩外围的区域系统调查。从此以后,我陆续前往全国各地,参加了众多的考古实习项目,包括上海的广富林、陕北的清涧辛庄遗址、福建的国兴寺遗址、安徽的渠沟遗址等,并且在沈阳市考古所工作了一段时间。
2013年12月
安徽凌家滩遗址

2014年7、8月
陕北清涧辛庄遗址

2014年9月—2015年1月
上海广富林遗址

2015年5月—7月
沈阳市考古所

2015年11月—12月
福建太姥山国兴寺

2016年3月
安徽淮北渠沟遗址

这些小小的经历,虽然不好拿出来向大家炫耀,但证明自己是“考古学生”,恐怕还是绰绰有余吧?
虽然我的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上写的是“文物与博物馆”,但作为“考古学”下的二级学科,本人从师承关系、研究方向和实习经历来说,都是“考古学生”无疑吧?
2015年10月26日,我在首都师范大学参加第三届公众考古论坛时,曾经发表过一段《天下考古是一家
英雄不问出处》的小演讲。其中的大意就是在说,无论毕业学校如何,不管专业名称具体是什么,只要是考古专业的学生,大家就应该亲如一家。如何判断自己是“考古学生”呢?看看是否符合这三条标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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