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源于易是指中医学理论的基本概念、思维方式源于“易”，此处“易”指阐述太极阴阳五行变化的“易理”“易道”。《黄帝内经》本身就是“医易相通”，隋唐至明清，各家各派从不同角度发展了医易融和相通思想，形成传统医易学。

　　•当代易医学是以易学为主干，以医学为载体，以儒释道为支撑，以国学五经为基本经典，以阴阳中和为核心理念，以医人济世救苍生为根本目标的一种医学流派。

　　•易医学源于医易学，高于医易学。医易学主要是站在医的立场，援易入医，借易阐医。易医学，则是站在生命哲学的立场，关照生命的终极问题、健康问题，是深层次地用易学来建构医学。

　　易学是中华文化的总源头，易道是中华文化的主干，是炎黄子孙的精神支柱。中医学是易学思维方式、核心观念在生命之学上的完美呈现，中医学也由此成为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医源于易，医易同源，易医同理，千百年来，易学与中医学交融并进，形成了独特的医易流派——易医学派。

　　医源于易，《黄帝内经》时代已见端倪

　　《易经》成书以后到《黄帝内经》成书以前，在《左传·昭公元年》等先秦古籍就有用卦象说明某些疾病的记载。传世《黄帝内经》中虽然没有卦爻象、卦爻辞，但是《黄帝内经》八十一篇中至少有两篇相对完整引用了《易传》，即《素问·天元纪大论篇》和《灵枢·九宫八风》。更重要的是，《黄帝内经》采用的基本概念以及思维方式完全来自于以《周易》为代表的“易学”，这种思维方式可以归纳为阴阳（象数）思维方式，她是《黄帝内经》理论体系形成的基础。

　　医源于易是指中医学理论的基本概念、思维方式源于“易”，而不是中医学的实践源于“易”。源于“易”的“易”是指阐述太极阴阳五行变化的“易理”“易道”。《易经》最早记载了阴阳观念，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周易》就四次写到“五行”，可见《周易》是最典型的阴阳五行观念合流，这种阴阳五行的象数模型是中医学的源。医源于易、医易相通、医易同源的“大易之道”，既是历代儒家所遵奉推崇的“理”之“易”，也包括偏术数传统和道家的“术”之“易”。《黄帝内经》通篇以阴阳五行立论，《黄帝内经》本身就是“医易相通”，《黄帝内经》的阴阳概念最早起源于易，中医学的整体理论基础就是阴阳，中医学从始至终，不离阴阳。中医学按照阴阳理论来论述和解决人体的所有问题。而阴阳和五行其实是一个概念，五行就是两对阴阳加一个中土。比如在太极图中，阳最多的是火，阴最多的水，阳气稍上升的是木，阴气微下降的是金，土在中央。

　　从本位论上看，《周易》与《黄帝内经》均以“时”为本位来看待世界。易学与中医学以阴阳、四时为万物之根本，把对象视为自为自治的主体，故采取顺自然而赞化的方式对待万物和诊疗。比如王弼《周易略例》说：“夫卦者，时也；爻者，适时之变者也。”《乾·文言传》说：“君子终日乾乾，与时偕行。”都讲“时”的重要性。《黄帝内经》在重视“时”上与《周易》完全一致，也以“时”为本，比如《素问·四气调神大论篇》说：“夫四时阴阳者，万物之根本也。所以圣人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以从其根，故与万物沉浮于生长之门。逆其根，则伐其本，坏其真矣。故阴阳四时者，万物之终始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则灾害生，从之则苛疾不起，是谓得道。”《周易》和《黄帝内经》在对人类生命的认识上，都以“生成论”立论，都重视天人合一，都重视“时”对生命的重要性。

　　从具体应用上看，《黄帝内经》的“运气七篇”“九宫八风”都是医易相通的体现。将“运气七篇”补入《黄帝内经》的王冰是将五运和六气相合，以五行学说的相生相克理论配合天干地支推算气候变化的规律和周期，这和“易”是相通的、一致的。“运气学说”的三阴三阳是对《周易》“阴阳”概念的进一步发展，太阳、少阳、阳明、太阴、少阴、厥阴的概念实际上源于《易传·说卦传》的“乾坤六子”概念。“乾坤六子”将阴阳一分为三，以三阴三阳来标明阴阳之气的多少。而且《黄帝内经》的《天元纪大论篇》中“万物资始”“曰阴曰阳，曰柔曰刚”的用语与《周易》的坤卦、系辞传的用语完全一样，《九宫八风》篇还用到卦名。这说明易重视“时”、重视阴阳中和的思想被以《黄帝内经》为代表的医家继承下来了。

　　阴阳中和是中华民族的基本精神，它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也是中国人的基本思维方式。儒家偏阳，道家偏阴，佛家空有，易家偏中，中医学（具体的就是易医学）是现存的、唯一的集“儒道佛易”于一身又应用于人体生命科学的文化形态。

　　援易入医，隋唐至明清渐臻佳境

　　自隋唐以降，援易入医、医易汇通更加明显地体现在代表性医家身上。比如唐初医家杨上善是一位融合三家学问于一身的大医，他“年十有一，虚襟远岫，玩王孙之芳草，对隐士之长松。于是博综奇文，多该异说，紫台丹箧，三清八会之书，莫不得自天然，非由学至。又复留情彼岸，翘首净居，耽玩众经……”，精通道佛；后来杨上善做了太子洗马，奉行“惟君仁义忠信，是曰平生之资；温良恭俭，实作立身之德”，这又是典型的儒家思想。杨上善的《黄帝内经太素》体现医易相通，主要表现在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变易的思维方式和象数思维模型，书名“太素”反映了杨上善延续了易学的宇宙观，以“太素”为宇宙生成和衍化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杨上善还引入“十二消息卦”，用以解释自然界阴阳的盛衰、解释阴阳转化的机理，与三阴三阳理论结合解释病机。“药王”孙思邈也是医易汇通的代表，孙思邈的养生之道以养性为核心，其中就汲取了《周易》的“成性”修德的思想，饮食起居继承了《周易》“资于食”“俭约”“安节”“甘节”“节以制度”等理念，运动导引继承了《周易》“纳气”和《黄帝内经》“呼吸精气”的思想。

　　宋金元时期中医学术开始呈现出流派，从张元素到朱震亨，诸家继起，各领风骚，各家各派从不同的视角继续发展了医易融和相通的思想，如林亿、刘完素、朱丹溪等援易解医、援易解方。刘完素在《素问玄机原病式》中发展了“亢害承制”说，以“我所生者”为“我子”，“克我之气、胜己之气”为“鬼贼”，这种提法和思路与易学完全一致。李东垣在《脾胃论·天地阴阳生杀之理在升降浮沉之间论》中说“岁以春为首，正，正也；寅，引也。少阳之气始于泉下，引阴升而在天地人之上……”，春、寅、少阳的配属与易学的卦气说思想完全一致。朱丹溪在《格致余论·房中补益论》中以心肾为水火坎离，说“人之有生，心为火居上，肾为水居下，水能升而火能降，一升一降有穷已，故生意存焉”，这种理解与易学对人体的认识一致。元代则更有王国瑞《扁鹊神应针灸玉龙经》提出“飞腾八法”，窦汉卿《针经指南》提出“流注八穴”等，直接是应用易学思想于针灸实践。

　　明清时期是医易学的鼎盛时期，出现了赵献可、张介宾、陈修园、黄元御等一批医易大家。赵献可发展了“命门”学说，以命门为一身之太极，以水、火阐述命门与两肾的生理功能，他在《阴阳论》中通过对乾、坤二卦的分析，提出“阳统乎阴，天包乎地，血随乎气”，通过对泰、否卦中阴阳交感的分析，阐述人体阴阳的升降之理。清代名医陈修园亦儒亦医，半治举子业，半事刀圭家，他谙熟《周易》，运用易理阐释医理的例子屡见不鲜，比如他说“疝字从山，有艮止高起之象，故病在三阳之气者为瘕，病在三阴之气者为疝”。清代另一位名医黄元御的医学思想主要吸收了《周易》《道德经》《河图》和《周易参同契》等有关自然化生万物的规律，强调中气为主导的理论，以“中气升降，和合四维”立论，中气指脾胃，四维指肝心肺肾，强调中气脾胃的健运升降，肝心肺肾四维的轮旋回周，以及中气和四维的和合关系。

　　医易学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位医家是张介宾，他集明以前医易学之大成，作《医易义》从学理根源上把医易关系说清楚了，如果说《黄帝内经》是中医学的第一次理论整理，那么，到张介宾就出现了中医学的第二次重要的理论整理。张介宾说“宾尝闻之孙真人曰：不知易，不足以言大医”，提出著名的“医易同源”的论断；又提出“内易”“外易”的概念，以天地动静变化为“外易”，以人身阴阳消长为“内易”，即《周易》偏讲“外易”，《黄帝内经》偏讲“内易”；还创造出“八阵”说，堪为理用合一的医易学高峰，即“盖古有兵法之八门，予有医家之八阵，一而八之，所以神变化，八而一之，所以溯渊源”。在《医易义》中张介宾总结说：“虽阴阳已备于《黄帝内经》，而变化莫大于《周易》，故曰，天人一理者，一此阴阳也；医易同原者，同此变化也。岂非医易相通，理无二致？”

　　医易学派，于近代危机中岿然而立

　　近代以来，为应对民族危机、传统文化危机，医易学再见学术高峰，清末民初唐宗海、郑钦安、恽铁樵等在中西会通的大背景下树起医易旗帜，以求救中医学于生死存亡。19世纪末有人提出“废医存药”的主张，1929年民国政府颁布取缔“旧医”（中医）的六项具体措施，20世纪50年代初的“中医科学化”等等，都让中医学不得不重新反思自身的特质和基因，甚至直至今日“中医不科学”的言论仍不绝于耳。但中医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可，中医学界有一代又一代挺起的民族脊梁，中医学终于顽强地生存下来，并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理解和欢迎。

　　四川名医郑钦安、江苏名医陆慰修等在应对西方科技文化冲击时，沉心医易，弘传中医药学精神。郑钦安先后著成《医理真传》（1869年）《医法圆通》（1874年），以乾坤坎离大旨立论，以真阳为人身立命之本，探求阴阳盈缩、生化至理、虚实病情、用法用方之妙达。陆慰修著《世补斋医书》（1884年），书中不仅有《<黄帝内经>运气病释》专论《黄帝内经》运气学，还创造性提出了六气大司天的理论。

　　在近代中医药生死存亡之际，医易大家唐容川以医易立场挺立中医药的脊梁，唐容川也是“中西汇通”的代表人物，著有《医易通说》（1901年）、《中西汇通医精经义》（1892年），用河洛阐明经义、用卦象解释藏象，主张“以西证中”“西为中用”，在阐发医易相通的观点时常常参合西说加以发明。

　　1916年余云岫的《灵素商兑》为代表的一波学者试图从中医学说内部瓦解中医学的理论基石，他们认为阴阳五行之说荒唐怪诞，断言中医非科学。当此之际，是医易学派再次挺起中医学的脊梁，发出中医学继承创新的强音，恽铁樵于1922年著《群经见智录》，提出《易经》与《黄帝内经》有着共同的哲学基础，都是阐发一年四时的运动变化，对阴阳五行六气等理论作出比较圆满的解释，明白畅晓地揭示了中医理论体系的精神实质，捍卫了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完整性，有力驳斥了“废止中医”的错误主张。这一时期还有何仲皋、彭子益等医家著书立说、教学授课，以一己之力默默继续着易医学的传承和发展，以期影响后学。

　　回看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国家民族的昌盛是中医学继承发展的基础，也能清晰看到，中华民族近代磨难之际，是中医药学的医易学派为中华文化、中医药学术的继承存续而奔波付出，比如恽铁樵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太累了，积劳成疾而早逝。

　　易医学派，于守正创新时应运而生

　　今天，中华文明迎来伟大时代，中医学迎来天时、地利、人和的大好时机，作为中医药学重要的学术分支的医易学如何在当下“传承精华”“守正创新”？这一发展问题还远远没有不是“问题”，反而引发更深思考：中医药学如何确认自身的现世价值？中医药学如何对待自身以阴阳五行为核心的理论框架？在“走向现代化”“走向世界”的语境下，中医药学如何保持自身面貌？为回答这些时代问题，当代易医学派应运而生，继续挺起脊梁！

　　如果说传统医易学主要是站在医的立场，援易入医，借易阐医。那么，当代易医学派，则是站在生命哲学的立场，关照生命的终极问题、健康问题，是深层次的用易学来建构医学，即当代易医学源于医易学，高于医易学。易医学应是以易学为主干，以医学为载体，以儒释道为支撑，以国学五经为基本经典，以阴阳中和为核心理念，以医人济世救苍生为根本目标的一种医学流派。易医与儒医、道医、佛医和中医的关系，一如“易”与儒、道、佛和中医学的关系，“易（道）”是一个总源头，提供思维模式、文化主干和核心价值观。历史上，儒医偏从“仁心”（理论方面）上继承发展易医，道医偏从“仁术”（实践方法方面）上继承拓展了易医，而佛医则偏从“心性”“情怀”等方面丰富易医。

　　当代易医学应当代中医学的危机而生，这种危机是文化自信的危机，是丧失其哲学根基的危机，当代易医学要保留住中医的主体性和中医思维，保留住中医学的原创思维，在医理上讲天人合一、取象运数。当代易医学的思维主张从整体考虑天地人，同时也是阴阳中和的，主张将不平衡调和为平衡，激活人体内在的抗病能力和免疫能力，以是生命体自主朝向平和健康展开其生命历程。

　　当代易医学坚持阴阳中和的核心价值观，沿着从《黄帝内经》到张介宾，到近代唐宗海、恽铁樵等医易学家，再到当代易医学派的脉络，不偏不倚地沿着阴阳中和的道路传承发展——阴阳中和、仁和精诚。

　　当代易医学坚持开放包容、知白守黑，主张发展中医学要从理解中医文化入手，树立中医文化自信！开放包容是易学的本质，也是易医学派的基本态度，易学是阴阳思维，不是矛盾思维，阴中有阳，黑中有白。当代易医学派主张是，既要传承中医传统，又要和当今的科学相结合，走中西医结合的路径。中西医结合的核心为四个字，《道德经》里面说得很清楚——知白守黑，守住中医的思维和中医的核心价值，但要了解西医、包容西医，而这些恰恰体现在中医的特色。中医最早的经方出自《伤寒杂病论》，是根据阴阳五行及药物的配伍君、臣、佐、使等互相调节，从《伤寒杂病论》开始，近两千年以来都在使用，在老祖宗手里经过了千锤百炼，这种实践也应该叫科学，不仅有理论基础，也有着广泛的实践验证。国际上，日本拿着这些经方直接生产，不需要再研究。事实也证明，这些经方生产出来的产品效果良好，且广受民众欢迎。我们不应该自己绑住手脚，把老祖宗传下来的宝贝束之高阁，弃如敝屣，这种现象需要重新认识并解决，再这样下去，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藏真的要毁在我们自己手里了。（张其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