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智慧的三重境——读《读内经做临床悟文化——王庆其槐荫堂医话》
——读《读内经 做临床 悟文化——王庆其槐荫堂医话》
摘自2024-11-13中国中医药报
陈永灿 浙江省立同德医院
一本好书,总能让人如沐春风,乐在其中。近日,喜得上海中医药大学终身教授王庆其先生主编的《读内经 做临床 悟文化——王庆其槐荫堂医话》(以下简称《医话》)一书,该书于2024年9月由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是王先生于耄耋之年的扛鼎之作,也是其学术思想和临证经验的集大成之作。经典、临床和文化,可谓中医学的三重境界,书中从这三方面展开,详细阐述了王先生对中医学的认识和思考,其中有颇多见解读来令人耳目一新,受益匪浅,体现了王先生对于中医学有着敏锐的洞察力、精准的判断力、深刻的理解力和独特的创新力。
一重境:经典发微多创见
研究经典,是学好中医的基础,可以说是第一重境界。《黄帝内经》作为中医学的奠基之作,也是中医学经典之一。如何让历史悠久的古代经典变得鲜活,更好地服务于现代临床,是一个非常值得深思的问题。王先生从事《黄帝内经》研究40余年,对于中医学经典的研究有着独到见解。他在《医话》的“经典撷英”篇中提出研究中医经典的三条途径:一是临床方面,主张“用经典激活临床,从临床拓展经典”,并举例从《黄帝内经》的“形神一体”观来治疗脾胃病;二是科研方面,强调“从经典启迪科研,用科研创新经典”,并以《黄帝内经》对防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启示为例作了说明;三是文化方面,提出“用文化解读经典,从经典弘扬文化”,认为《黄帝内经》“是中国传统文化与医疗实践经验相结合的结晶,文化是根与魂,医学是大厦”,“两者血脉相连,须臾不能分离”。
在岁月的长河中,因于不同的自然气候、文化底蕴、体质状况和疾病类型,不同时代的医家对经典有着不同的解读和阐述。王先生经过多年的学习、思考和积累,赋予了经典新的认识,“经典撷英篇”中对此多有记载。例如,通过对中医学中关于肝之生理功能的深入研究,提出肝为“调节之本”的见解,用于指导临床相关疾病的诊治,大大拓宽了治疗思路;对《黄帝内经》的体质学说进行发挥,创新性地提出“焦虑体质”概念,弥补了体质学说的某些不足,开拓了临床辨治心身疾病的新途径;结合《黄帝内经》“脾为之卫”的说法,提出“脾主黏膜”观点,认为脾所主的消化道、呼吸道、泌尿生殖道黏膜是人体免疫系统的重要防线,与“四季脾旺不受邪”的内涵异曲同工。王先生通过反复研读经典而来的诸多新见,不仅显示出他高超和持续的创新能力,更体现了他对经典的研究已臻入化境。
二重境:临床践行出真知
王先生在书中说:“立足临床是研读中医经典的最高境界。”“离开临床实践就无法解析《黄帝内经》的隐奥和是非曲直,就无法发展中医学。”做临床可以看作中医学的第二重境界。王先生从事中医内科临床工作50余年,通过大量的临床实践,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对于经典理论的临床运用有颇多心悟。《医话》一书的“临证心悟篇”对王先生的临证经验进行了详细讲述,涉及呼吸系统、消化系统、神经系统、免疫系统、内分泌系统等诸多系统的常见疾病,亦不乏治疗疑难杂病的生动实例。
治疗肺系疾患,王先生认为当以“利气化痰为上,不可见咳止咳”,结合《黄帝内经》所言“五脏六腑皆令人咳”,立足于“五脏相关”的整体观,提出“治五脏以安肺”的观点,通过补肾纳气、培土生金、清肝泻火、养心培元等方法达到治疗肺系病的目的;对于肺系炎症性病患,注重辨证论治,不拘于“清热”一法,指出中医处方不能为“炎”字所惑而仅施以清热解毒之法,否则易致“中药的处方,西医的灵魂”。治疗脾胃病证,王先生经验颇丰,如依据所提出的“脾主黏膜”观点,借助中医外科“消、托、补”的治法,用补气健脾托疮法治疗消化道溃疡;根据“形神一体”“心身相关”理论,提出“情志相关性脾胃病”概念,强调心神同治法;将溃疡性结肠炎归属于“休息痢”“疮疡”范畴,倡导“半从痢治,半从疡疗”的治法;结合络脉理论,提出“微癥积”概念,强调辨证与辨征相结合,整体调理与局部改善相结合,以此治疗胃癌前病变。治疗神经系统疾病,王先生擅长使用虫类药,认为该类药多具有搜风剔络、破血行气、化痰散结、破积消癥的作用,治疗病机复杂、病程迁延、久治无效、病情反复的顽难之疾往往有奇效,并将其分为长于祛风走窜的祛风通络药和长于破血逐瘀的活血通络药两大类。
王先生关于临证诊疗的真知灼见,不仅基于他对经典的深刻认识,更多的还是源于他50余年的临床实践。南宋时期著名理学家朱熹有“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行之愈笃,则知之愈明”之言,王先生对于经典理论和临床实践的融合创新即是此言的真实写照。
三重境:文化体悟显卓识
首届国医大师裘沛然先生曾说:“医学是小道,文化是大道,大道通小道易通。”对于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沃土的中医学而言,文化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悟文化可以作为中医学的第三重境界。文化的作用是巨大的。《医话》中的“文化走笔篇”详细讲述了王先生对于中医药文化,特别是《黄帝内经》文化的研究,包括《黄帝内经》的文化内涵、天人观、生命观、养生观,以及三才思想与“和”思想等,内容全面而深刻。此外,对于中医学术流派的形成,王先生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对于研究中医学的传承和发展意义深远。
关于《黄帝内经》的文化内涵,王先生提出,应该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母体,解读中医学对生命、健康、疾病及生死等的价值观念、独特的认知思维方式,以及人文精神和医德伦理等,由此而延伸出天人观、生命观、养生观等。三才思想早在春秋之前就已形成,影响了《黄帝内经》理论的形成,这主要体现在整体观念、运气学说、藏象学说、病因学说、诊断学和中药理论等方面。“和”是中医学的重要思想原则之一,“和”思想是《黄帝内经》医学理论建构的核心指导思想之一,《医话》主要从人体观、治疗观和养生观三个角度对《黄帝内经》的“和”思想进行论述,并探讨了其价值和不足之处,提出未来中医学发展的两个着眼点。即从理论研究层面,应该在中医主体性认识论与方法学的指导下,结合现代科技手段与医学知识,补充与完善中医本体论内容;从临床实践层面,应该 倡导“道术结合”“道器结合”的理念,进一步拓展视野,采用更为务实有效的诊疗模式,以切实提高中医临床实践水平。中医药文化发展讲究流派传承,关于中医学术流派的形成,王先生认为应具备三个特点:独特的学术思想、独到的诊疗经验和若干代代相传的人才链、学术链。
王先生出此《医话》大作,对中医学的三重境界进行了精彩的演绎和发挥,充分体现了他对经典锲而不舍的钻研精神、对临床持之以恒的实践精神和对文化孜孜以求的体悟精神,实为我辈之典范、后学之楷模!“一部素灵耗我半生心血,几多经旨受用一世临床”,这是《医话》中记录王先生的一副对联,反映了他数十年如一日浸淫于中医经典理论与临床实践的学术生涯轨迹,这在《医话》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可以说,得《医话》一书,即得王先生一生之中医学心验也。
从舌战群儒谈“虚不受补”
摘自2024-11-13中国中医药报
时乐 江苏省仪征市中医院
《三国演义》第四十三回“诸葛亮舌战群儒 鲁子敬力排众议”中写诸葛亮奉命出使江东,在东吴和一班“降曹派”文人谋士会于外堂,他们故意挑起争论,欲使孔明知难而退,但诸葛亮从容不迫,论形势,陈利害,对答如流,表现了能言善辩的出众才华和沉着应变的非凡胆识。
书中有一段写道:“鹏飞万里,其志岂群鸟能识哉?譬如人染沉疴,当先用糜粥以饮之,和药以服之,待其腑脏调和,形体渐安,然后用肉食以补之,猛药以治之,则病根尽去,人得全生也。若不待气脉和缓,便以猛药厚味,欲求安保,诚为难矣。”这段文字是诸葛亮反驳东吴谋士张昭所言。这里讲了食疗与药疗的关系,食疗、药疗在疾病治疗中的作用,对于重病、大病之后,形体瘦弱,气血亏虚,正气未复,病邪未尽者,虚不受补,攻之不可,须待正气恢复,气脉缓和,方可用厚味补虚,猛药攻邪。诸葛亮的这番话是符合医学道理的。
中医上所谓“虚不受补”,在临床上有这么几种情况。一是平素身体就比较虚弱,要想快速变强壮,一口吃成一个胖子,往往是无法做到的。药力太猛的补剂,往往不适合,需要循序渐进、按部就班来,补药吃下去吸收了才能起作用。第二,平素肠胃功能差,消化吸收都不好,体内湿邪重,舌边齿痕,舌苔厚腻,这类人平常饮食稍不慎就会出现脘痞、腹胀、腹泻,如果此时再服用膏滋厚味,症状必然加重。连饭都吃不下去了。所以中医遇到这种情况,常先用“开路方”调理脾胃、祛除湿邪,待脾胃运化功能好转,方可应用膏方等补品。第三,一些久病、慢病或动了大手术之人,气血损耗、脾胃受戕,虽有食欲,但食之不消、多食不化,反而有加重病情之忧。这时就要根据患者气、血、阴、阳的不足,辨证施以补气、养血、滋阴、助阳,此时应选用平和之药;有时患者还有感冒、咳嗽、外感等症,亦需结合祛邪之法,做到扶正祛邪,否则就是“关门留寇”,不但补药吃进去让人难受,外感之疾还会缠绵难愈。
脾胃虚弱是导致“虚不受补”的主要原因。上文诸葛亮所提的“糜粥”就是养胃的好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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